就像小说所体现的，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其人权不是生来就有，而是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小说中的接受教育、超能力觉醒、接受催眠、产生愧死反应等等）之后，才被分批次阶段性赋予的。人之为人的权利是随着人的成长，一点一点“进化”出来的。
那在这种社会中，堕胎肯定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人之为人的权利赋予是一个随其能力成长的平滑的曲线，孕妇腹中的胎儿，既然没有任何作为人的能力，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作为人的权利。
所以，别说堕胎了，就算是像小说中那样“处理”未达标者，在其体系下也是被允许的。
于是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中的孩子们在成长中有极大的焦虑感，因为他们如果做的不好，就会“人间失格”，被淘汰掉。
那么，“天赋人权观”与“进化人权观”究竟哪一个正确？——或者功利一点说，哪一种让人们能活起来更舒服？
请您闭目沉思一秒钟，先凭直觉做一下这个选择，给出自己的答案。
然后我们进行接下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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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天赋人权观”，反而是一个“制度孤岛”——在启蒙时代以前的几乎所有人类社会，都是遵从“进化人权观”的。
也就是说，志贵佑介所写的那个“新世界”逻辑，其实是我们刚刚走出的“旧世界”逻辑。
比如在我国古代，贵族男子20岁时会举行隆重的“及冠礼”，被正式赋予各种权利，有权参加社会生活。
而婴儿早于一定年龄夭折则是“不叙齿”的，没有权利加入家族的排行，大家就当这个孩子没出生过。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讲过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以今天的观点看，为了让母亲有口吃的，把亲生骨肉活埋了，这绝对算不上值得鼓励的孝行。
但在古代社会的逻辑下，这个行为是说得通的，因为被埋的那个幼儿连“叙齿”的权利都没有获得，压根就不算个完整的人，在必要时，当然可以为了更“重要”的母亲被牺牲掉。
也是在同样的逻辑下，“易子而食”这种词在我国古代也只被用来描述百姓生存的艰难，而不含道德谴责意味——因为人权是“进化”出来，还没有成长完成的孩子没有人权，被认为死不足惜。
你看，这种社会体系，跟志贵佑介所描写的那个“新世界”是非常相似的——“人只有满足一定条件才被视为人。”志贵佑介也并不讳言他从日本旧社会的风俗中获得了灵感。
比如《楢山节考》，在日本古代，不仅婴儿“不是人”，老人也不是。
而在西方，在基督教传入以前，这种“进化人权观”其实也非常普遍。
比如在古罗马，“公民”的这个概念是被无限细分的，从最高等的“罗马公民权”、到“拉丁公民权”、“友邦国民权”，再到最低的“外国人”。各自有各自的义务和权利，有一个人，可以像玩游戏升级一样，在这个体系里的“升级”。你为罗马服兵役、或者交更多的税，就会有机会获得更高“公民”资格，完成你的权利的“进化”。
美国科幻作家海因莱因就非常认同这种制度，他在其小说《星船伞兵》中就描述了一个非常类似罗马的未来社会体系。
在该体系中，人刚出生的时候都只是权利受限的“国民”，想获得公民资格，必须通过服兵役才能获得。
这一对比，就非常有意思了——如果说海因莱因在设想的未来中“复兴”了古代西方式的“进化人权观”。那么志贵佑介也无非是在其小说中复刻了古代东方式的“进化人权观”。
虽然今天的现代社会是以“天赋人权观”为基础的，但在东西方，对“天赋人权”的怀疑，都从未间断过。很多人都设想过，我们的社会会在一定条件下，放弃目前的“天赋人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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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事求是的说，更为古老的“进化人权观”确实能帮我们规避掉许多在现代社会“天赋人权”理念下无法争论清楚地问题。
比如女性是否可以随便堕胎？社会要不要拿大量的钱“养懒汉”？政府是否有权驱逐外来非法移民？
原因很简单，因为“进化人权观”将人是否为人的界定标准把握在了人自己手上。遇到这种难题时，你做个界定，说胎儿、懒汉、非法移民都不算人（或者是权利次一等的人），就很好选了。
可是“进化人权观”也有一个非常大的BUG——把这个理念用的态度，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蛮当中。
比如堕胎问题上，如果我们斩钉截铁的说：“胎儿不是人，孕妇有完整的人权，而胎儿尚未‘进化’出人权，所以必须优先尊重女性的选择自由。”那么紧接着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孩子生下来后，父母是不是依然有权利为自己“追求幸福”的选择自由而弃养？
如果你的回答是不可以，那请问：为什么生出来的孩子有这么多权利，而一个晚期妊娠的胎儿就没有呢？
思索后你会发现，如果想破解这个悖论，还是要借助一点“天赋人权”的理念。认定一个胎儿，在他发育过程中某个时刻，在他还什么都没做之前，就被赋予了一些不可被剥夺的基本权利。
至于这个时间点应该怎样去界定，这么严肃的问题，必须要让一个社会真正达成共识之后，才能最终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确立。而不是几个法官讨论一下，自己就把事情给定了。
就像在“罗诉韦德案”中投反对票的威廉·伦奎斯特大法官说的那样：“我并不反对女性为自己争取堕胎权，但是最高法院无权反应美国社会不断变化或扩大的价值观，这是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职责，属于立法权的领域。司法不能够越过边界，干涉立法。”
因为立法关乎一个社会要按照什么样的权利逻辑来运行。如果一个社会真的要重新订立共识，在“天赋人权”与“进化人权”之间光谱上重新选择一个位置，那么这种讨论也应该更严肃认真地进行，容不得走捷径和投机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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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我想再跟一些过于激进的主张堕胎权、支持晚期妊娠堕胎、随意堕胎的人说两句：
如前所述，我其实并不反对堕胎权，但我在与你们的讨论中，发现了一个问题：你们中的很多人，好像把“自由”“权利”这些词汇，当做了工具而不是信条。你们强调孕妇“有完全的自主权，可以完全自由决定腹中胎儿的生死”，甚至“即便孩子已经生下来，女性也有权做决定。”那么请问，你们这样说，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又在哪里呢？如果对人之为人的尊重都没有，又何谈尊重女性呢？
还是说，你们口中的“自由”和“权利”，仅仅是一种拿来说事的工具，于己有利则用之？不合则弃之？
我不反对堕胎，我支持所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立法，平衡并保护孕妇与胎儿在孕期各阶段分别应该被保障的权利——包括胎儿的生命权，当然更包括女性的自由选择权。
但这种法律，必须谨慎的讨论，达成社会共识后走正常立法来形成。而不是几个自由派大法官写上一篇小作文，就这么轻易决定了。
我也不想跟任何满嘴说着“自由”、实则只想着利己的人讨论问题。因为他们的观点一定是极端，而任何极端所最终通向的，一定是一个拿人不当人的反乌托邦。
《来自新世界》的副标题，叫“与伪神的对抗”。这句话的意思很深——随意决定他人是不是人，这本不是人有能力做的事情。即便迫不得已，我们有时必须要给出界定，也不应该做的那样武断而随意。
否则我们将面临一个反乌托邦，今天你随意的“堕”了孩子，明天自会有人来随意的“堕”你。
全文完
本文7000字，感谢读完，对这个费力不讨好的题目，我写了三篇文章了，就暂时就说到这里吧。能被说服的人，我想都已经被说服了。
几篇文章都很长，不知您是否有耐心读完，愿能对您有所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