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周予同
周予同文革落难
周予同是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文革中因为早期的一次发言，被上级领导首先点名，将他作为靶子抛了出来供群众批判，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忍受了种种难以想象的侮辱和苦难，直到瞎眼、中风、长期瘫痪而病死。
1965年，内部讨论吴晗的《海瑞罢官》，他在《文汇报》编辑部举行的座谈会上，愤激地说，如此全盘否定一部历史剧，“将来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只好取材于外国资料了”。会上，他公开说吴晗是好人，是清官，痛斥姚文元“乱箭射人”，“乱打一通”。这一下，可就闯下大祸了。
他早年在商务印书馆主编过一段时期的《教育杂志》，1934年发表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一书。文革一来，有人翻他的老底子，从这部书附录的“大事记”中找到一些字句，给他扣上“反共老手”的帽子。《文汇报》为此还用一个大版，刊登以《反共老手》为题的文章，批判周予同。
周家住宅在马路边上，有人就在他家住宅前面的墙上，用黑漆刷上“反共老手周予同”七个大字。来上海串联的各路红卫兵路过他家住宅，都可以进去“抄家”，把他拖出来跪在门口批斗；家中所有财物、所藏图书和日常用品都被抄光，屋里连一只钟表都没有。他当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他妻子为了掌握时间，到复旦大学会计科借钱，买了一只小闹钟带回家中，岂知还不到一个小时，一队红卫兵闯了进来，又把这只小闹钟抄走了。
后来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他被山东曲阜来的造反派拖走，押解到曲阜孔庙中大批大斗，就因为他是研究经学历史的专家，就凭空给他戴上了“尊孔”的帽子，还说他1961年到曲阜参加孔子学术讨论会时，曾对孔子像三鞠躬，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批斗结束后，他从曲阜批斗现场回到家中，便突发中风，此后长期瘫痪在床，直到病死。
周培源晚年追悔
还在上中学物理课的时候，何祚庥院士就听说“全世界只有12个半人真正懂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中那“半个”，就是周培源教授。
1949后建国初期，于光远在中宣部科学处主持工作，于光远是周培源的学生，会经常找周培源探讨物理学发展方面的问题，有时会派何祚庥传话，何祚庥一度成了双方的信使。
周培源多次跟何祚庥开玩笑说：“有一些学生本来成绩很好，后来忽然变成了60分主义，我就知道那准是参加了学生的进步活动了。国民党不会找我这样的人为他们开黑名单，当然我也不会去开什么黑名单，否则我一开一个准。”
周培源曾在课堂上不点名地批评某些学生：“不要去忙活动，那些活动都是浪费时间，那些‘唯心’‘唯物’的问题是搞不清楚的。”
但是到了1952年，经过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了6000字的长文，对自己的过去做了深刻检讨，表示要重新做人，从此，他也开始积极投身于运动了。许多学生在背后感叹说：“我们的老师真的是大幅度地进步了。”
周培源的夫人王蒂澄不像丈夫那样积极，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爱好，喜欢收集中国古字画。每逢周末她就会去逛荣宝斋、宝古斋，挑选购买字画。周培源后来也被勾起了兴致，有段时间，荣宝斋、宝古斋进了新货常会通知他们，有时还会派人送来字画，周氏夫妇便拿它们挂在墙上欣赏，讨论，有时几周还不能决定取舍。
为收藏字画，王蒂澄生活节俭，困难时期成了北大、清华唯一患浮肿病的教授夫人。1980年代末，周培源夫妇将收藏的145幅元明清字画无偿捐献给了家乡的无锡市博物馆。
1956年，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周培源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第二年整风期间，周培源没有像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那样因有职无权而鸣放，他在北大是有职有权的，因为他遇到了江隆基。
江隆基是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是北大的实际主政者，早年留学日欧。江非常尊重知识分子，认为最好的团结就是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周培源与他共事非常愉快。
1959年1月，江隆基被调离北大，前往兰州大学担任党委书记。燕南园几乎倾园而出，为他送行。周培源默默无语，王蒂澄竭力安慰江隆基的夫人宋超，两家的女孩难舍难分。
1978年初春，江隆基的夫人宋超来京申诉，此时江隆基早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
1966年6月17日，受工作组支持的左派学生到江隆基家中，把61岁的江隆基一路拖着跑到操场，左派学生把桌子和凳子层层相叠，搭成高台，让江隆基跪在上面，接受批斗。
5天后，甘肃省委告诉兰州大学学生，他们已经做出撤销江隆基职务的决定。随即，兰州大学召开斗争江隆基的大会，对他罚跪、戴高帽子，再施以拳打脚踢，游街示众。
6月25日上午，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正式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被殴打致死。
宋超来京后，周培源去招待所看她，谈到当年的情景，两人都流下了眼泪。随后，周培源给时任北大党委书记的周林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关于江隆基的两份材料。在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他在6月9日的一次会上向学校党委常委和其他领导散发了这两份材料。作为回应，周林则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两人出现了意见分歧。
1978年4月，在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中共甘肃省委为江隆基彻底平反昭雪，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这一年，76岁的周培源出任北大校长。他很珍惜这个晚来的历史机遇，希望能像蔡元培那样在北大开创一个新局面。
这样的愿望后来没有实现，当时的北大，派系林立，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拨乱反正谈何容易。更何况，现实环境早已经不是校长负责制和教授治校了。对此周培源只能徒唤奈何，黯然神伤。
1980年10月，在家人和亲友的劝说下，周培源经过慎重考虑，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转而担任了中国科协、全国政协、九三学社主席、副主席的工作，把自己从一个科学家变成了社会活动家。对此，他不止一次深感追悔：“这不是我这一辈子所追求的。”那些年，80高龄的他，活动之多，甚至连有人从台湾驾机归来，他都会被邀请去参加接见。与他很亲近的朋友不解地问：“你是科学家，怎么什么活动都得参加，不能推掉吗？”周培源无奈地说，不去不行啊。
晚年，三峡工程成了周培源最关注的事情，他是“缓上派”的代表人物，始终坚持自己不同于主流派的主张，即便住院期间，也不顾自己患有心脏病，会与人拍着桌子争论。
1993年11月23日晚，他和往常一样来到客厅，此时电视正播放一档节目，一位熟悉的科学家，在银屏上大谈有关三峡的问题，他听后一言不发，在沉默中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先在阳台上打了一套太极拳，然后下楼到老伴房间问安。说话间，他感觉心脏有些不太舒服，说，我要回卧室躺一会儿。过了一阵子，家里人去房间叫他吃早点，才发现91岁的周培源，已经溘然长逝，永远地睡着了。
资料来源：
1、宋春丹《科学界一代宗师周培源，为什么却说这一生非自己所求》
2、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
3、百度百科《周予同》《江隆基》《周培源》等
2022-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