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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期间,我救下陌生的坠楼女孩

她转过身,平时不看血腥电影的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有这么多血,整个外翻变形的嘴唇、脖子都是血,顺着流到了衣服上。我没忍住的颤抖了一下。警察和救护车人员同时抵达了现场,我开始接受警察第一轮盘问。“你是谁,她又是谁?”我一边回答着警察的问题一边看救护人员的处理,他们粗鲁的指令她自己坐上担架上,也粗鲁的给她进行第一轮检查,在一旁的我没忍住吼他们:“轻一点!她刚摔下来的!你们让我不要随意动她,怎么你们就能这么粗鲁。”

一直记得自己人类图中有一条“无常”的通道,意思是我的人生比大多数人更无常,那些日常琐碎的小事,别人做100次都不会有意外的事,就像买咖啡,前面10个人都顺利拿到,到我便是:很抱歉,咖啡机坏了。拥有这个通道的我,确实经历了很多无常。

清楚记得那天我一直窝在客厅赶ppt。居家办公对拖延症人士实在不友好,明明有接近三天的时间准备,我却等到开会的前一天才开始打开电脑。看着会议时间开始倒计时,焦虑不断涌上,为了缓解焦虑我播放着听了快五年的专辑,Arcade fire的《her》。室友早早回房间睡觉,担心吵到她,我不敢播放太大声。

那个晚上,客厅里只有微微的音乐声,和我焦虑的敲键盘声。突然,外面传来像大石头掉落的声音。我第一反应便是:有人掉下来了。

回想起来,这个反应悲观又冷漠,我没有第一时间去窗外看,而是继续敲电脑,但脑子里开始浮现那期间看到的负面新闻。不久传来很痛苦的哭声,我下意识看了一眼时间,凌晨12点15分。

我犹豫着要不要去窗外看,思绪从原本焦虑万分的“我该拿什么去开这个该死的会议”,慢慢转变到——“我该花力气在做不完的工作上,还是在也许需要我帮助的哭声上?可是我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吗?我连自己简单的工作都完成不了又怎么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呢,但我没有行动没有尽力又怎么知道自己没能力呢,我在害怕什么吗?”

对自己的灵魂拷打了几分钟后,我走去阳台打开了窗户。顺着哭声,我看到隔壁栋一楼的草丛里站着一个人——“也许她不是从楼上掉下来的”,我当时想——直到我看到旁边的树有明显折断痕迹。住在9楼的我无法确认草丛里的她什么状态,也无法确认她身上的红色是鲜血还是图案,只能确认她在喊痛,不断的重复着。

对面楼好几户人在拍照,楼下却一个人都没有。我决定下楼看看她。

从听到掉落的声音到我下楼,只是二十分钟不到,但现在回想起,这里的犹豫却像是一部正在播放的电影,直到那些拍照的人按下了暂停键。

下楼后,我发现她已经不在草地里,但也没听到她的哭喊声。担心她晕倒在哪的我开始在附近寻找着。没走两步,我就看到一个很瘦小、裹着小毯子的背影,走路不太稳,头发里还夹杂着树叶。

“你还好吗?”我在她身后和她打了招呼。

她转过身,平时不看血腥电影的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有这么多血,整个外翻变形的嘴唇、脖子都是血,顺着流到了衣服上。我没忍住的颤抖了一下。

“我在哪里?我好害怕。”

这是她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我问她是不是从楼上掉下来的,她说不知道。于是我带着她走回我在楼上发现她的位置,问她是不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她说是的。我顺着那个位置往上看,发现三楼的窗户打开着:

“这是不是你家?”我问。

“好像是。”她说。

我告诉她我们在小区里,并且告诉她我在家里看到的一切后,她还是迷迷糊糊,意识不太清楚,然后说只记得自己喝了酒晕乎乎的睡觉了。我了解大概情况后拨通了120,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观察她外伤情况。她脖子上有很大的出血口,也一直扶着腰。工作人员提醒我不要轻易触碰她,也不要让她走动,担心有内出血或骨折,并提醒我要报警。于是我又拨打了110,再一次和他们描述情况。

在等待救护车和警车时,她不断说很痛,为了转移她注意力我和她聊起天,也许能再掌握一些信息告诉警察。聊天得知她是台湾人,刚从隔离酒店出来不久,前段时间刚飞来上海没想到就碰上了封城。

救护车和警车都到位后,我以为助人为乐之旅即将告一段落。却没想到为我准备的无常,人间的冷漠,正要开始。

警察和救护车人员同时抵达了现场,我开始接受警察第一轮盘问。“你是谁,她又是谁?”我一边回答着警察的问题一边看救护人员的处理,他们粗鲁的指令她自己坐上担架上,也粗鲁的给她进行第一轮检查,在一旁的我没忍住吼他们:“轻一点!她刚摔下来的!你们让我不要随意动她,怎么你们就能这么粗鲁。”

在这个特殊时期必须有手机里的核酸报告才能去医院,警察决定上楼帮她拿手机并且通知她的室友们。我不断强调她是12点15分摔下来的,现在已经过去快半小时了,有没有办法先让她去医院接受治疗,就算无法治疗是否能先将她送到医院门口。我提出一个又一个解决方案,全被否决。“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规则办事。”

想起那段时间报道过没有核酸报告而被拦在医院门口,无法接受治疗的新闻,以为离我很遥远的事情,就这么毫无预警的在我身上发生。虽然主角不是我,但那份无力感,我体会到了。

等了好一会儿,警察拿了五部手机下来,却没有一个室友下楼。关于舍友不下楼的原因,警察没有多说,恐怕也没有多问。我既有些困惑又很愤怒,这愤怒来自她室友们的冷漠——虽然在她清醒时有提到过她刚搬进来,我猜想她们大概还不熟。愤怒还来自这该死的疫情,一个从三楼摔下的人,躺在担架上的人,却没法第一时间去医院。

我替她接过手机,确认哪部是藏着关键的核酸报告后,再次看了一眼时间,凌晨1点了。也许是疼痛也许是酒精,她被抬上救护车已经彻底昏迷。我不知道该不该就这么让她一个人去面对,可是想如果是我躺在那里,我一定会希望有人陪着我吧。于是我和警察说:我陪她去医院。

封闭一个半月以来,我第一次踏出小区居然是用这种方式,这也是我第一次坐上救护车。不得不说是有些兴奋的,但兴奋的下一秒,救护车的小哥和我说:

“你知道我们送了你过去,没办法送你回来吗?现在特殊时期你要自己想办法回来的。”

“为什么不能送我回来?”我问。

“我们救护车只负责运送伤者,你不是伤者。”

“可是你也说了特殊时期,你们不送我回来怎么办呢?”我反问。

可确实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在这个无法打车的封控情况下,我也没想过这个时期去医院是多危险的一件事。我家里还有室友,还有狗狗,万一我感染了新冠怎么办呢?当下的绝望,可能只有在上海经历了这次封闭的人才能理解。

车大概开了十几分钟,还没来得及多想,我们便到医院了。

临下车前,小哥给了我专业的防护口罩:“搞不懂你,这么危险的时期还陪陌生人来医院。”

我接过口罩,只说了谢谢。我只觉得眼前的女孩子需要陪伴,哪怕是个陌生人,我也不希望她一个人去面对这些。危险是一回事,但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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