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清史编纂委主任戴逸：展开国际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必要。网络图片
北京“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最近发表一篇万字长文，试图为明清“闭关锁国”政策“平反”，分析指此文疑似“借古喻今”，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内循环”乃至“中美脱钩”政策造势。但该文招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强力反弹，就连官方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亦撰文回应，力指“积极展开国际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必要”。
中国大陆最高历史学研究机构之一的“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最近发表一篇万字长文《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试图为“闭关锁国”政策“平反”。文章认为，明清时期“面对国际环境前所未有的巨变，面对汹涌东来的西方殖民狂潮，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
文章又称，“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进逼，明清两朝统治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主要源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在涉及国家利益时，‘闭关’应被视作与敌国抗争的手段或方式”，应“被赋予浓厚的正面政治含义”。
有评论将《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与1965年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相提并论，认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是为习近平“洗白”，希望为习氏的“内循环”政策乃至“中美脱钩”鸣锣开道。
但中国学术界普遍对于《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并不认同，就连官方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亦撰文回应，力指“积极展开国际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必要”。
戴逸撰文指出：“在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下，即使是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也不可能正确了解世界的形势。反动、落后的闭关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几个世代的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强调“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闭关政策也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戴逸呼吁：“继续破除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偏见，积极展开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