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辛弃疾
王贤才，一位贤才，一位怪才，更是一位奇才。他的传奇式坎坷经历，像一部大书，读之催人泪下，令人感奋。他的人生之路，简直就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是几十年来我们共和国历史的一面镜子。
他的命运又紧紧地和一部大书《希氏内科学》联系在一起。还是在大学时代，他就对这部“洋书”有了向往。可惜，风华正茂，年仅23岁的王贤才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锒铛入狱，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几乎双目失明。他在二十多年凄风苦雨中，一直迷恋着他的《希氏内科学》，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独自一人译出了这部世界医学巨著，手稿一千多万字，相当于十部《红楼梦》。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翻译出版这部医学瑰宝（第15版）的国家。
一
50年代初，王贤才从江西九江考入山东大学医学院。这位雅儒文静、学习勤奋、成绩拔尖的学生，深得医学教育家穆瑞五教授的青睐。在一次倾心交谈中，穆教授郑重地向他推荐了一部“稀世珍宝”——世界医学名著《希氏内科学》，这部大书是1927年由美国著名医学教学家内科专家希塞尔主持、集众多国际知名医学专家共同协作写成的内科全书，后来正式命名为《希氏内科学》，每隔三至五年修订再版一次，风行全世界，被誉为“标准参考书”。
作为一个医科学生，王贤才恨不得马上看到这部巨著，他到学校图书馆登记借阅，等了将近半年，总算把书借到手，他是用双手，他是用双手把这部十多斤重的大书抱回宿舍的。
从那以后，他就埋头读书。“希氏”的丰富内容和论述风格，使他像一个无知的孩子，突然闯进一座雄伟的宫殿那样，眼花缭乱。一个周末的夜晚，在同学们都出去玩的时候，他却一个人贪婪地阅读这部巨著。当月亮从东窗升起的时候，王贤才忽然萌发了一个奇异的念头：“这么好的书，为什么不把它译成中文呢？既然至今没有中译本，我能不能把它译出来呢？”应该说，这个想法是很不现实的。因为各国翻译这部巨著，都是组成庞大的集体班子，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从哪方面来说，都是难以胜任的。他思之再三，还是下了决心。他想，理想就应该高于现实，否则叫什么理想呢？尽管实现这个理想将要走很长一段艰辛的路，他还是充满了勇气和信心。
他马上开始了“练兵”活动。选了英国欧文斯教授写的20万字的《临床外科须知》，悄悄地试译起来。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轻手轻脚地起床，踏进他“发现”的一个猫着腰才能进入的小小阁楼里，一工作就是几小时。由于他在中学里就造就了深厚的文字功底，又是一个拔尖的医学院学生，《临床外科须知》被他顺利地翻译完成，并大胆地送到了上海科技出版社。译稿虽然在出版社压了半年多，总算在1957年正式出版了。“试点”的成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和信心。这一年，已经分配到北京丰台铁路医院工作的王贤才，揣着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得来的工资，兴冲冲地跑到王府井外文书店，喜滋滋地抱回了第一次属于自己的“珍宝”——《希氏内科学》（第9版），并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浩繁的翻译工程。
1958年，是一个荒唐的年代。“反右派”斗争的烈焰无例外地烧进了王贤才所在的丰台铁路医院。一个大学毕业不久年仅二十出头的小大夫，还没有资格参加“鸣放座谈会”，这场烈焰似乎不会烧到他的身上了。但不久，灾祸还是降临了。医院在“反右”斗争的末期，已经进入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阶段，忽然宣布继续“反右”，因为这家医院的右派人数没有达到上级规定的指示，必须“补充”三名，于是，显然是经过布置的大字报又贴满全院，接着就是批判会，三名“右派”产生了，其中就有王贤才，在一次大会上他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主要“罪状”是，他曾经流露过这样的思想：苏联医学不见得就是世界最先进的，我们应该学习国际的先进经验，不要只是学习苏联一家。他估计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因为他确实有这种想法——被自己所顶礼膜拜的《希氏内科学》可没有苏联人参加编写啊！自然，这种大逆不道的说法明显地犯了“反对苏联老大哥”的“罪”！因为在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中就有这么一条：一切言行应该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而他的这个言论是在“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不是右派是什么？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说这样的话真是愧对毛主席。从这一点上，王贤才感到自己确实有罪。
那个时代的青年太单纯了！
他真心实意地认罪，老老实实地改造。他庆幸自己没有被开除公职，没有被下放农村劳动，而是留在医院里“监督改造”。只是工资没有了，每月发给32元的生活费。生活十分艰难啊！那时，他父亲已经去世，在九江原籍还有无生活来源的母亲和一个上小学的妹妹由他抚养，每月寄走16元，其余16元就是他的全部生活费。就这样，王贤才还是感到满足了，因为他仍能从事心爱的临床医疗工作。
不久，他所在的医院奉命迁往内蒙古，规模扩大了，并改名为呼和浩特铁路局中心医院。
1960年，医院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认他担任了“代理主治医师”，但对他说明：在技术上、工作上可以指导下级医务人员，但在政治上不要忘记自己是“右派”，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改造。他成惶诚恐，小心谨慎。每天早晨，带着医生、护士查房，给他们讲课，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查完房后，别人回到办公室，他则再回到病房，给病人拿大小便器、送饭、送水、擦桌子、扫地，忙个不停，他要“立功赎罪”，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为了表示和“白专道路”彻底决裂，在一个朔风呼啸的塞外的夜晚，在医院附近的一块荒地里，他把自己花多少个日日夜夜一个字一个字写成的四十余万字的《希氏内科学》（第9版）译稿忍痛烧掉了。那跳跃的火舌，灼烧着王贤才的心。“黛玉焚稿”只是闲情逸致，而眼下是亲手毁掉自己心血的结晶，他的双手在颤抖，一颗心在不停地抽搐。他宽慰自己：只要能早日摘掉右派帽，“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一切都会好的，到那时会有新的版本问世，可以重新开始。确实，此后不久，国外出版了第10版《希氏内科学》。他无法克制内心的冲动，一心想把它抱回去，无奈，囊中羞涩，只好偷偷卖了400毫升血，书是抱回来了，但不敢动手译它，连“地下工作”都不敢，生怕影响改造。
王贤才的“老老实实”和“辛辛苦苦”终于换来了梦寐以求的这一天。1961年11月27日，院党委在全院大会上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当晚他兴奋得一夜没有睡觉，觉得眼前重新展现出无限美好的前景。第二天下午，破天荒享受了半天补休，上街理了发，照了一张相，还在小饭馆里痛痛快快地干了一杯，以庆贺自己的“新生”。
青春的活力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写小说、作论文、举行学术报告，在内蒙逐步小有名气。正好，第11版的《希氏内科学》又摆上了书记的货架，他大大方方从书店买回来，又不遮不掩地在集体宿舍里向这部巨著进军了。禁锢多年的“能量”一下释放出来，译稿又快又好，又一个四十万字的“希氏”基本翻译完成了，他好像已经看到学生时期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心头涌起了一股幸福和自豪的热流。
时代啊，你总是那么变幻莫测！一个单纯正直的年轻知识分子又被你搅得晕头转向了。
“四清”运动又开始了，工作组进院。运动一开始，王贤才就成了首批“运动员”。工作组找他谈话，警告他：“要夹紧尾巴做人，不要让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白专道路反动思想恶性膨胀，再一次滑到与人民为敌的深渊。”还说：“你要记住，右派分子的帽子可以摘，必要时还可以再戴上的！”一声惊雷，使王贤才不寒而栗！他又被罗织了一项项吓人的“罪状”：平日他热情地帮助青年医务人员提高业务，被上纲为“和党争夺青年”，工作组批判说“为什么青年医生愿意跟着你走呢？我党是一面大红旗，号召青年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而你是一面白旗，吸引一部分思想不坚定的青年走白专道路，他们每离白旗近一步，就离红旗远一步，你不是在与党争夺青年是什么？！”对此，他一时想不通，“我又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争夺青年干什么？我把技术教给他们，不是使他们能更好地为党工作吗？”一想到自己是“白旗”，他只好真诚地告诉那些接近自己的青年医生与自己“划清界限”，断绝往来。加给他的另一个“罪名”是：不务正业，走白专道路，翘尾巴。这分明是指他翻译《希氏内科学》的“错误”。王贤才绝望了，在一个朔风呼啸的夜晚，他又一次来到荒野郊地，又一次把刚好也是四十多万字的第11版的手稿点火烧掉了。这次“焚稿”和上次很不相同，上次，他是抱着希望这样做的，摘了帽子就好了，痛苦的后面是希望，而现在呢？帽子摘了还可以再戴，这条路已看不到尽头。眼前烧掉的不止是一部译稿，是把他的希望一齐化为灰烬了。
周围的人又开始像躲瘟疫一样地躲着他，他也有意识地躲着别人。他多么想像喜儿那样，一个人到深山老林里生活，在那里可以自由地生活，不再见到歧视的目光。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发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使神州大地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四清”运动尚未结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爆发了。曾经戴过右派帽子的“运动员”王贤才又顺理成章地被推上了前台。他从“代理主治医师”转为打扫马路和厕所的清洁工。一次，他打扫完厕所挑起两筐脏纸要去倒掉，经过贴满大字报的楼道时，不小心把两张大字报划破了。这还了得，他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被抓了起来，先是送进“牛棚”，后又送进看守所，被遣返原籍九江。1968年4月27日，他被五花大绑押解到呼和浩特，正式以“现行反革命”被判刑12年。为了不让妻子和儿子受到牵连和歧视，他主动而坚决地和妻子离了婚。老家的妹妹初中毕业就下放了，只剩下年迈的母亲，孤苦零丁的住在九江。
1970年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王贤才和其他劳改犯一起由内蒙古呼和浩特转移到山西太原市，并继续在劳改队的医疗单位服刑。他能在监狱里继续拿着听诊器做医疗工作，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太原监狱里关押着一千多号犯人（全是男犯），反革命犯和刑事犯约各占一半，其中不少“反革命”犯是作家、工程师、教授甚或导演、音乐家，形形色色的人才应有尽有。王贤才一人集监狱卫生所（对外称“劳改医院”）所长、医生、护士的大任于一身，还拥有为犯人开具两天病假及住院证明的权利，他每天在门诊小屋上班，不用去工地劳动。在这“地狱”中的“天堂”里，他觉得自由自在，不用再考虑政治风浪的威胁，不会再坐“喷气式”，更不必为柴米油盐操心，只一门心思干医疗工作。得益于他全面的医疗知识和扎实的医疗技术，以及苦干巧干，这座不起眼的“劳改医院”很快变了面貌。他亲手培养的化验员、护理员能独立操作了，从显微镜到光电比色计摆上了操作台，注射用的蒸馏水和葡萄糖水自行配制出来了。渐渐地，这里不只是犯人求治的地方，监管干部及其家属有了病也往这里跑。在外面医院查不出的疑难病他给查出来了，外面没治好的病他给治好了，而且服务态度特好。这个小天地里的人们开始向王贤才投去敬重和赞叹的目光，他长期低着的头在铁窗下抬起来了，久已失去的知识分子的尊严似乎又回到他的身上。
日子“平静”下来以后，他对妻儿、老母的牵挂日益撕心裂肺……妻子和儿子卸掉了“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处境该好转了吧？孤苦无依的母亲现在用什么填饱那可怜的肚子？一分不花攒下每月两元钱的零用钱，到年底也只能邮去一张二十多元的汇票，还不是杯水车薪么？！挂念思恋亲人的痛楚，使他无以自拔。对于“希氏”的向往，也同时从心底泛起。一个深夜，他躺在自己的小土炕土，凝望着从窗外透进来的一缕明净的月光，不觉萌生了一个奇异的念头，现在不正是我译书的时候么？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处境，我已失去了一切，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再说，我在负责整个犯人的医疗工作中一直小心谨慎，兢兢业业，没有出过一点差错，劳改队的干部对我是信任的，甚至是尊重的。有可能说服劳改队的领导，取得他们的支持。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天，劳改队政委李恒文来劳改医院看病，王贤才踌躇再三，还是鼓足勇气拿出了第13版《希氏内科学》，李政委看了有点吃惊：“好大的书！是本什么书？”王贤才诚恳地向他做了介绍：“这确实是本好书，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书。我想把它译成中文，您看怎么样？”李政委没有直接回答，顺手把书打开，随便地翻着。这位五十多岁、抗日时期参加工作的工农干部，虽文化水平不高，最后却做出了令王贤才一生难忘的回答：“既然是本这么好的书，你就译吧。就在这里译，我们支持你。将来译出来没有地方出，我们拿钱给印。”人说，王贤才遇到了好人，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里面，从政委到一般监管人员，都成了他第三次向《希氏内科学》进军的后盾。政委派人给他买来了翻译工作最必需的工具书和参考书，挤出经费给他订了医学杂志，以帮他掌握国内外医学发展的最新动动态。稿纸全是劳改队给的，要多少给多少。
王贤才抚摸着这部崭新的大书，再一次从心底感谢已被释放出去的“反革命”朋友程大路（后平反），是他熟知王贤才对“希氏”的感情，卖了衣服，借了债，从书店里把书买下，送到劳改队。男儿有泪不轻弹，王贤才是流着泪接下了这部书的。而今，如愿以偿了，他一头扎进了《希氏内科学》的王国。
白天，晨曦初露，他已埋头案边：晚上，高墙里一片寂静，除了荷枪的解放军战士在巡逻以外，就只有病房边上那间门诊小屋里还亮着灯光，有时直到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