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建立的“610办公室”,是一个类似于盖世太保的法外机构,其唯一的目的就是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大纪元时报》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该办公室在2018年~2019年期间被解散,其职能被并入其它机构,包括中共军方和公安部等。
横河并表示,“金盾工程”后来演变成了“天网工程”(Skynet Project)。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监控系统,其中包含了数百万台摄像机,遍布全中国,很多都有面部识别功能。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网络监控,最初是通过间谍软件进行的。例如,2009年,中共主管互联网的官员要求在国内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必须预装名为“绿坝青年护航”(Green Dam Youth Escort)的互联网软件。当局声称,该软件主要是为了阻挡和过滤色情及非法内容。
实际上,该软件是一个过滤法轮功相关词汇的审查系统。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一个小组在其中发现一个名为“FalunWord.lib”的文件,里面有37,468个汉字,其中90%以上和法轮功有关。指代“610办公室”的“610”,在该文件中出现了63次。
在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上,如果你用英文或中文搜索“法轮功”,出来的结果全部是仇恨宣传和诽谤内容,以及有关修炼的虚假信息。
社会信用体系
目前,中共当局正在推行“社会信用体系”,给民众的“社会信用度”打分。
在这种体系下,人们如果有当局不认可的行为,例如乱穿马路,就会被贴上“不可信”的标签,被扣分。社会信用分数低的人,会被剥夺获得服务和机会的权利。例如,可能被禁止坐飞机、上学,或者做其它的事。批评者认为,该系统是对人权的侵犯。
而有关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最早指示,正是江泽民在位时做出的。在2002年11月的一个党代会上,江泽民表示,需要建立一个“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
在2014年,江泽民的这个提法成为一个具体的计划。当时,中共国务院发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该文件指出,“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9月,中共最高经济规划机构——国家改革和发展委员会宣布,已经完成第一轮企业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涵盖了大约3300万家企业。该公告没有说明,这些公司中有多少是外企或私企。
2020年6月17日,时任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出席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Anna Moneymaker-Pool/Getty Images)
4个月后,也就是2020年1月,25名美国联邦参议员联名给当时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写信,表达了对中共“社会信用体系”的担忧,并阐述了该系统可能对美国公司和雇员构成何种威胁。
关注中共宗教迫害的网络杂志《寒冬》(Bitter Winter)怀疑,有关人们宗教信仰的信息被添加到了“社会信用体系”中。2019年,几名中国医务人员告诉该杂志,中共当局规定,医务人员必须询问病人的宗教信仰情况;不过,这几名人士都表示,“无法理解这个做法的真正用意”。
河南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务人员告诉《寒冬》,“有些病人不知道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但还是如实说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不是好事,虽然目前看起来似乎无害,但相关信息可能被政府利用。”
山东省一家医院的院长说,从病人身上搜搜集的信息,包括宗教信仰,被上传到了一个政府管理的数据库。
这名院长说,“公安局和雇主都可以查阅这些记录。人们只要有了‘污点’,就会被限制购买旅行的机票、车票等,单位也不会雇用他们。”
监控法轮功学员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今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随着中共网络监控能力的提高,中国法轮功学员就算进行基本的交流,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险。”
报告还说,“中共监控机制实施的范围,超出了国有电信公司或互联网网关,扩展到名义上由私营企业营运的信息群和社交平台。”
报告举例说,辽宁省51岁的妇女宋晓梅,2021年10月从日本旅行归来后被警察逮捕和殴打,原因是她在海外旅行期间,在推特上分享了有关法轮功被迫害的信息。宋晓梅因这则推文被当局指控“破坏执法”,今年1月被判处4年半监禁。
报告还举了另一个例子:法轮功学员高晓淇(Gao Xiaoqi)因受到网络监控,在2020年7月被捕。报告说,“她因为早前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见过面,‘天网’通过面部识别技术确定她是法轮功学员。她被判处9年监禁。”
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经常向民众散发传单,让人们不要相信中共官媒针对法轮功的仇恨宣传和虚假信息。当局通过监控录像追踪他们,很多人因此被逮捕和迫害。
另据明慧网报导,河南省78岁的女法轮功学员柯芳华(Ke Fanghua)在发传单时被摄像头拍下。今年5月,当地警方据此找到并逮捕了她。在这次遭拘留前,柯芳华已经在监狱里被关过8年多,遭受强迫劳动、殴打和洗脑等迫害。
当前中国处于高科技独裁统治下
江泽民可以说是监控技术和系统的始作俑者,现任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则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这些系统,形成了目前的高科技独裁统治。
今年9月,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倡议(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Initiative)项目的研究主任克里斯·梅瑟罗尔(Chris Meserole)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一有了互联网,中共当局就开始建立“前所未有的在线审查和监控机器”。
梅瑟罗尔说,“习近平在2012年掌权后,迅速采取行动,巩固了他控制下的(监控)机器,同时大规模投资基础设备和培训项目,建立‘天网’、智慧城市、‘锐眼’(Sharp Eyes)等真实世界监控工程,并进行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早期尝试。”
他并表示,“由于这些系统往往不经过正当程序,并缺乏公众监督,习近平政权实际上已经建成了全世界最完善的数字压迫系统。”
梅瑟罗尔举例说明了这个系统是如何被用来进行控制的。“全球定位系统(GPS)传感器、智能手机、汽车,再加上可以全城追踪公民的面部识别技术,使得私人和隐蔽的宗教团体难以形成和运作而不被发现。”他说,“虽然智能电视和手机使人们有可能远程观看和聆听家庭内的私人祈祷。”
“用奥威尔式的术语来说,‘老大哥’现在有了显而易见的权力,来对有信仰的人进行监控。”他补充道。
骆亚和宁海钟对本报导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