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春夏的中华大地，在独夫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冲击下，到处凄凉，遍地血腥，全国人民无不处在风声鹤唳的打砸抢烧杀的红色恐怖之中。在被唆使和蛊惑起来的“红卫兵”的皮鞭下，在“群众专政”的“贫下中农法庭”下，在以“革命”、“专政”及“划线站队”等“革命口号”作掩护的种种暴力斗争和围剿下，被钦定的牛鬼蛇神们的生存空间早已荡然无存。无论北京大兴县的满门抄斩，湖南道县的放卫星杀人赛，以及广西武兴县的不仅杀人还要吃人等骇人兽行，无不让世界瞠目惊呆结舌。
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狂飙，被他八次接见所竭力煽起的百万红卫兵祸水，迅即泛滥全国，也漫进了远离北京万里之遥的云南弥勒东风农场。而此时农场的所谓“革命”领导层，亦在紧急进入如何“抓革命”、如何紧跟形势的密谋策划和四出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捕风捉影之中，所有“革命群众”的目光，无不集中盯在“右、反、坏”等贱民敌人身上，其中尤以一、二、三、四队，特别是四队（亦即长塘子队）更是重中之重。
农村痞赖出身的满庭富，一经混入农场的领导层，更是如鱼得水、随心所欲、游刃有余地在“伟大领袖”的“阶级斗争”中指鹿为马、点水生风地甩开膀子“革”起“命”来，使尽浑身解数，争取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以摘了右帽的“撤处人员”为主组成的“职工队”一、三、四队，“文革”一来，迅即成了教材队和敌人队，同时又顺理成章地成了被毛泽东铁心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社会基础”。四队的支部书记兼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满庭富，更是胸有成竹地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敢想敢干”地硬是在四队编造了一起不说惊天动地也算震撼农场的第一大假案，说四队“有三部电台，里通外国，要从个旧调来五千人，三个月踏平东风农场”。此案一经上报场革命领导小组，就立即立案并下令追查。
被封为四队正副“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满庭富与袁湘余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他们先把目标锁定，再炮制内容。四队有个职工名叫素长生，当过林业工人，实际是个小游民。他是在1958年的所谓“十无安全运动”中，因饥饿难耐而偷吃了几包青包谷，更兼常与领导顶嘴而被扣上“坏分子”帽子，押送东风农场监督劳动改造的。他正好住我隔壁，而我又是满庭富心目中没有改造好的眼中钉。满庭富把握十足地认为，从与我家仅一墙之隔的素长生身上钓鱼，不过是信手拈来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于是决定从他身上下手。
有一天，这个素长生仅仅因为在田边地角拾了点被抛洒之粮去喂鸡，就被满、袁二痞大兴挞伐地拉去毒打一顿，通过逼供和诱供，迫使他编造出我就是“三部电台，五千人”一案的主谋。除我而外，少不了还有“其他要犯”若干人。一阵狂喜之后的满、袁二痞于是下定决心，要将此假案弄得震惊全场，藉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经过周密策划之后，二痞决定先从“其他要犯”身上取得突破，最后再来整我。有天晚上，在全队学习“斗私批修”的大会上，满庭富公开点出“三部电台”的问题，他装出一副掌握了真凭实据的模样威胁说：“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现在，新动向就出在我们长塘子，四队。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妄想翻天，他们从外面搞来三部电台，暗中里通外国。还与个旧的造反派勾结，要他们派五千人来，三个月踏平东风农场。这一小撮坏蛋究竟是哪几个，我暂时不点名，要他们主动坦白交待，争取贫下中农、革命群众的宽大。谁想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紧接着就按他们的“既定方针”，先拿摘帽先生梁昭开刀。梁昭原是军队右派，广西人，近视眼，劳动卖力却脚手笨拙。因他对“革命群众”的不法行为时有微词，满、袁二痞断定拿他开刀容易激起“群众义愤”，可以顺利“打开缺口”。不料事与愿违，梁昭被斗三个晚上，眼镜被打碎了，头发被揪下不少，还被打落了一颗门牙，几次被斗打得瘫倒在地，所幸他并未休克，亦让满袁二位一无所获，“缺口”也未从此打开。
第二轮改斗郭锡祥。郭是地方区委书记任上被划为右派的，一向劳动好，但对“文革”的疯狂和阶级斗争的肆虐也是时有微词，也是满、袁二痞久欲拔除的眼中钉之一，在此之前，已无数次地遭受过批斗。但任你怎么斗，他都胸怀坦荡，正气凛然，批斗者什么都未捞到。而此次以“三部电台”为由头的批斗可就不同寻常了。
被斗的当天，郭被坐“喷气式”押入现场后，即令其挽起裤脚并强行按跪在袁湘余早已备好的碎玻璃上，继之就是乱踢乱打，勒令其交代“三部电台”的头头是谁，他在里面搞了些什么反革命勾当。这无中生有的逼问，郭当然无所奉告，于是又在一阵踢打后被紧紧捆绑起来再次踢打。时间长了，郭终因支持不住而昏倒地上。打手们说他装死耍赖，并立即叫来一个小孩朝郭的脸上撒尿，仍不见郭醒来。这时，只听“我来”的一声，但见另一个打手冲到郭的身边，用手将叼在嘴上的烟蒂拿下，朝着郭的脸上狠狠地烙了几下，仍然未见动静，打手们这才慌了手脚，赶忙将郭拖出大仓库，丢弃在库外墙脚，然后慢慢去叫队医……
经过如此紧密地暴风骤雨般的批斗后，一种不祥的预感随时提醒着我：很快就将轮到我了，得认真作好思想准备。
一天收晚工后，我照例端上锅碗到食堂去打饭，只见一条极为少见的白色布标悬挂在食堂门头上方，上面写着“狠揭深挖长塘子四队隐藏得最深的阶级敌人”十九个大字。这种既有所指又不点名的恐怖手段，正是满书记对“伟大领袖”的“阳谋”巫术、阴阳之学悟得最透的斗争艺术。
我从身边神情异样的打饭职工中走过，老远就看到老母妻儿都在倚门盼望（我们住在离食堂三百多米的大牛厩下面），但是为了缓解一家老小的恐惧与担优，我只得强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唤他们进屋吃饭。
“都传遍了今晚要斗你，还吃得进饭？！”老母和妻子关切地齐声问道。
“斗又怎么样？不做亏心事，何惧鬼敲门！吃饭。”我理直气壮地说。
“唉！”老母长叹一声后接着说：“早知道你们这里白天黑夜都这么提心吊胆的，我实在不该来。”
“妈妈，您老别担心，只是批判批判，如今像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全国都一样。您老和小孙孙只管呆在家里，别出门，啊！”
要开大型批斗会的警钟敲响了，妻子立即拿来我那千补百衲的破棉军衣裤对我说：“快穿上，无论捆和跪都可以挡挡”。
“不用不用，行得正走得直，穿上它在那场合成了什么形像！人正不怕影子歪，照顾好母亲和孩子，不用为我担心。”我强作笑脸地对她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向会场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