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从不再提昼夜苦战，夜晚开会也不多了。每逢开会就听干部们讲现在粮食不过关，要等粮食过关就好了。但谁也不知这粮食关在哪里，怎么个过法。熬着漫长的夏季，眼巴巴盼等又一度秋收。盼到黄谷登场入仓，口粮供应全无半点松动的迹象。粮食过关遥遥无期，想吃一餐饱饭也成了不可企及的奢望。整个潞江农场陷入了半饥不饱状态，各队相继发生水肿病例，不断传来人吃了人的消息。其中就有开荒时在八队劳动过的龚琰和杨自立。死神的阴影向长期饥饿的人群步步逼近！终于有一天，我走在收工回队的路上，只觉得一阵阵头晕目眩站立不稳，拖着沉重的双腿就是迈不开脚步，晚上还要开大会。新接任不久的队长袁喜才在会上讲了生产任务之后，当众点名把我臭骂一通：什么劳动态度极不端正，什么拖拖沓沓越来越不象话等等。我自到潞江农场就一直在八队劳动，换过几茬队长支书没有谁是这种态度。野战营结束后八队的劳力四处分流，原队长熊明指名把我要回八队兼任班组统计工作，我一切尽力而为，周围工人群众均不把我视为异类对待。这位新来的队长为何如此的怪作？一通臭骂后。袁队长给我下达命令：“明天，你打上背包，去疗养队报到！”疗养队设在二号工地，有专设的医务室和病号食堂，接受全场的水肿病人分期分批在此疗养，享受特别供应的粮油糖等数量有限的部分食品，半天劳动也只做点摘棉花之类轻活。我在疗养队住了半个多月体质得以基本恢复。这位袁队长做了好事却先做恶人，叫我永远感念不已。可惜我重返潞江时他已作古，不能当面致谢，是我一大遗憾。我从疗养队回来，受到家姐寄来的一封长信。这封信寄到八队已经多日。是袁队长收留拿给我的。封口处疙疙瘩瘩似乎重新粘过。展信读毕，我难禁泪流满面。家姐信中所言，足令铁石心肠之人读了亦必伤情：
“我们一直把你的事情真相瞒着母亲，对她老人家说你公差在外工作太忙，不能分身回家看望。每个月到一定时候我满眼含泪模仿你的语气写出一封你的来信，念给她老人家听，拿二十块钱给她说是你汇来的。母亲虽不识字，但她认得出你写的薛字末笔拉得很长。所以我每次写假信都用你写来的旧信封装上拿给她看。瞒哄老人这么多年，你知道我们有多难吗？二妹三妹和小弟在母亲面前从来不敢提及哥哥的话，她们年幼不能控制感情，生怕说漏了嘴泄露真情。我们谈论你的事情都要设法避开母亲。有一次稍不留神被她听去一言半语，老人立即大惊失色，以为是你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我们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解释劝慰，但假话终归编不圆范，老人的质疑越来越深了。昨天，母亲又念叨起你没良心，她老人家骂了你啦！她说别人家儿子都能回家探亲，就你狠心丢开这么多年不来看一眼。弟弟呀，我做姐的再也强忍不住了，我心如刀割失声痛哭起来。我泣不成声说：妈呀！你别骂啦，你儿子在受苦呐！这一下才真的是吓坏了母亲，她连声追问是咋个啦？我这个儿子不在人世了吗？突然之间天崩地裂了！弟弟呀，你该记得母亲有个老病根，她心里一着急，肚子就剧烈疼痛，上厕所又拉不出，倒在床上只会不住的哼哎哟哎哟……起不来啦。母亲认定你已不在人世，呼天抢地责怪我们不该这样瞒哄她……弟弟呀！现在是纸包不住火啦，我和小弟把你的一切情况都如实告诉了妈，再三劝慰，但她老人家不再相信我们说的话，哭哑了嗓子，两天一夜水米不沾牙了！……怎么办呢？当然最好是你马上能回来一下，但我知道这不现实，不可强求。我们需要的是你抓紧好好劳动和改造思想，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母亲面前。即使你不能再为国尽忠，也应该回家尽孝。
姐兆芬1960年8月8日”
我读到此信已时隔二十多天，不知老母现状如何。我心中万分焦急，立即动笔写了回信，翻遍行囊找出别具特征的几张旧照片，一并寄回让母亲确信她的儿子活在世上。信中我也大略讲了现时的饥饿处境，望家里设法寄点粮票，也为了使老母对我的存在确信无疑。此前虽长期饥饿我不愿让亲人远虑，多次写信都不曾说过这方面的情形。
家里很快就给我寄来包裹，内有沙糕、粮票、鱼肝油等极其珍贵的物品，此后接连收到多次邮寄来的食品、药品和衣物，邮寄限量每次只能一公斤。有限的物资包含着天高地厚的骨肉亲情，直叫我感铭肺腑，坚定了奔家团聚的决心。
我姐是地下边纵时期入党的干部，1958年因我被错划右派受到株连，从金平县财委秘书任上被下放到基层厂矿工作。二妹是小学教师，被下放到河口农场当工人。三妹正在昆明上大学，小弟是个旧二中的高材生，也因此被取消升学资格，到金平县铁工厂当了一名工人。我们一家姐妹兄弟五人幼年丧父，全靠大姐帮扶母亲艰难度日拉扯长大，大姐对弟妹的关爱无微不至，是我们心目中的第二个母亲。
当时社会上不少人家对被划右派的亲人也讲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已婚并有了子女的纷纷离婚，我们一家宁受株连也割不断紧密相连的血肉亲情。我姐从小就充分了解我的为人秉性，他坚信我是个正直坦诚的优秀青年，目前虽然身处逆境，必能坚强不屈经得起任何考验。
真挚无私的感情无比崇高，崇高的真情愈显伟大；感铭肺腑的亲情激励着、鞭策着我一步步越出逆境，奔向光明的前程。六、渡难关逆境
1959-1961年，加载史册的三年困难时期，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难以想象那时我们经历的苦难、折磨和人生百味。
自古有言曰“饥不择食”。那时候无论什么生果野菜凡能充饥之物，都成了极其宝贵的美食。集市贸易已完全取缔，国营商店里惟一可吃的只有盐巴。人们肚里空空，全部思维功能只集中于一个字——“吃”！就像世间除此再也别无其它。睡梦中常常见到满街鲜美绝伦的食品，或堆成山丘的大米饭，每当“喜从天降”正欲饱餐一顿之时，梦就断了！醒来辗转难眠，深为食不到口而万分遗憾，更痛悔从前不懂得食之可贵，幻想着有朝一日若能尽情饱餐，则平生愿足矣，别无他求！对“民以食为天”这句千古名言，从此有了刻骨铭心的深刻理解。
“死里求生”是人类生存的天然本能，但在灾难面前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极端自私，背开同类只顾自己，甚至损人利己者大有人在。对于那些令人沮丧的故事，我不愿浪费笔墨，只想用四个字概而括之：“禽兽不如”！我所要记述的是另一种同舟共济、相互帮扶渡过难关的感人事例。
八队猪厩里有两位专职打猪草的难友吴作明和王正太，他们每天挑着大箩筐满潞江坝到处寻觅可供猪食的青饲料。有时箩筐底上破衣遮掩带回一点生芭蕉、麻菖蒲之类的野果，同室几位难友得以共同分享。他二人在野外辛苦劳作，若无瓜果充饥是绝对挑不回来一二百斤的重担的，这要算是一项美差。可贵的是他们并未独享美食。
农场各队轮流放水浇地灌田，轮到放水时必须昼夜巡渠堵口以防跑漏。夜间巡渠饥寒交加，副队长张东命我和段应焕二人到附近地里摸来些南瓜芋头，在沟边架起火用个洗脸盆煮做一锅，得以充饥御寒。
难友段应焕是个农村里长大的机灵大个子，犁田耙地是把好手。他趁工间放牛之机，仔细观察到有一片地里的苞谷缨子已经萎谢，捡好了一堆干柴放在一条隐蔽的深沟里。睡到半夜时分，他把我从被窝里悄悄拉醒，两人来到那片地里，摸黑掰下一二十个青苞谷，在沟里架起火来烧了，狠吃一顿。吃不完的带回去塞在牛厩的谷草堆里暂时存储，次日将之送给卧病在床的难友蒋全璧。
蒋全璧原是省公安厅“一○一信箱”的管理干部，比我年长八岁。自潞江患难相识，是我倾心敬重的兄长和良师益友。他学识深厚正直善良且多才多艺。在苦难折磨中，他对我不断从哲理观念上给予指拨开导，从精神思想上给予鼓励支持。我们之间不是亲人已胜亲人。他在各种劳动技能上都是能工巧匠，农场因此派他上高黎贡山采伐建设用材。他每次都带回来核桃、板栗、松籽、蜂蜜等珍贵食物给难友们分享。有一次是国庆节吧，他在食堂杀猪帮厨，夜里用围腰布包了几块油渣悄悄塞给了我。那真是久违了多年，天上人间绝无仅有的绝妙美食了。口角余香至今犹存。
他身患哮喘痼疾，几次久病发作，我陪他上坝湾医院看病打针，给他端水送药。我每次收到家里邮来的包裹都先与他共享，然后再分赠同室难友，我们就是这样同舟共济、相互扶持着步步渡过难关。
那年入秋以后情况有了改变，八队种了二百多亩红薯作猪饲料，收获下来堆满了这个场院，但没有上级命令是不能随便就吃的。这时上至支书队长下至每户工人和我们几个单身汉，晚上关起门来以盆做锅，三块土坯作灶，架起火来大煮红薯。相互之间有事商量都只在门外交谈，从来互不进门，大家心照不宣。
我转职赶牛车把红薯从地里运回来。有一天在公路边装车，路上走来两个机关干部模样的人，十分眼馋地驻足看了半天。我赶车起步，他们一直跟车走着，悄悄问我能否卖给几个。我四顾无人，告诉他们我无权出售产品，叫他们撑开挂包，拣好的塞满两袋给他们背走。两人一再表示十分感谢而去。
到了1962年，保山地委统战部派人到潞江农场来举办“右派集训队”。分散在全场各队的难友集中到了八一新村往下来，每天早晚开会学习，下午半天劳动。到这时，全部监督生产人员中才分清了哪些人是右派。不属右派的打起背包仍回原队。我被指派担任一名小组长，各小组人数的综合不多不少恰恰是一百零八人，其中有十名女性，此前已死亡和离场的不计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