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生命之源。正常的人每天都要喝水，每天都要用水。小监是没有水的，关在里面的人不可能洗脸、刷牙，不是一天两天，天天如此。至于洗澡更是连想都不能想的事，四川有句俗话“磨皮擦痒”，牛在树干上来回蹭，猪在圈里反复磨擦砖墙，都是这个行为。我在小监里身上痒得厉害了就在墙上磨擦，每天都要做无数次这样的动作。
衣服是要勤洗勤换的，进了小监可从来不换衣服，我在小监关了九个月，进去的时候是8月份，穿着汗衫和短裤，雅安号称雨城，“巴山夜雨涨秋池”，夏秋之际晚间多夜雨，白天出太阳，湿度大，气温高，屋子里湿热难当，一身酸臭，衣服粘在身上，两只手被固定在背后，只有靠全身扭动、抖动，让粘在身上的衣服换换位置。暑往寒来，12月份雅安地区的气温降到了零度左右，我还是穿着8月份那套汗衫和短裤，冷得浑身发抖。经多次要求，临近元旦才允许我到原来关押的监舍里拿了棉衣、长裤。
活人要吃饭也要排泄，这三平方米左右的狭小空间，既是卧室，又是饭厅，还是厕所。木制马桶上没有盖子，十天八天才有人来倒一次马桶，马桶保持原汁原味，从来不冲洗，夏秋之际，粪便生蛆，腐臭熏天，秋冬虽冷，恶臭依然。好在“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小便好办，大便要脱裤子，很简单的动作对于被反铐着的人来说也成了难事。拉屎以后擦屁股本是举手之劳，在小监里可办不到。一是没有卫生纸，关进小监四个月以后，我被获准拿了一套《毛泽东选集》进来，是小监内唯一的纸制品，我对他老人家的著作敬重如圣贤，一字千金，舍不得擦屁股用，那纸也比较光滑硬脆，估计用来擦屁股既擦不干净也不舒服。再说那可是亵渎红太阳的罪名，杀无赦。二是戴着背铐的两只手够不着自己的屁股，想擦也没法儿，免了吧，既节约又省事。关了九个月过了两百多天拉屎不擦屁股的生活。
犯人是不准蓄发的，一般每个月由专职理发员推光一次。关在小监里省略了这道工序，由着头发自由生长，不洗头不理发头皮很痒，因为戴着背铐，没有办法挠，只有在门框上来回蹭脑袋，蹭完了前面蹭后面，日久天长，门框下面积累了一层很厚的头皮屑，这小小的玩意儿还会发霉，长出了灰白色的毛，不细看像是法兰绒毯。
小监内苍蝇蚊子飞扬跋扈，故意欺负我，两手被铐在身后无法动作，只能任它嚣张。苍蝇的个头挺大，翅膀震动起来特别有力，嗡嗡的声音驱除了小监里的寂静。我眼睁睁看着它们自由自在地飞翔，随着它们在空中遨游的踪迹做颈部运动，也算是一种锻炼，直到现在七十多岁没有犯过颈椎病。
白天是苍蝇的天下，晚上蚊子当仁不让，轮流坐庄。蚊子比苍蝇残忍，它要叮人吸血。怎么才能制服叮人的蚊子呢？冥思苦想，无计可施，灵机一动，有办法了，叮咬前面，可以用嘴去吹，把它赶跑，要是叮在背后，只能用背撞墙。
小监里没有灯，天气好的时候，上午9点到下午4点左右，窗户缝透进来的光线提供了自然的照明，可以看书写字，其余时间我则闭目养神与黑暗相伴。为了记住日子，我每天用手指甲在墙上划一条痕迹，应该有二百七十条左右，如果那个房子还没拆的话，希望有机会回去看看，寻找一下旧日的踪迹。
在小监里关久了，已经适应了戴着背铐吃饭，没有水却是个大问题。幸好劳改队的饭菜缺油少盐，不至于过分口渴，但是免不了还要喝水。开始的时候我试着对送饭的炊事员说；给点水吧。那个外号叫白毛的炊事员没有回答，但是第二天早晨8点送饭以后，将近10点钟的时候加送一次开水，用一个容量一升锈迹斑斑没有盖子的搪瓷杯装着，放在墙根附近，足够一天喝的了。我始终记着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难友。由此每天有了一升左右的水可以自由支配，我感谢这位犯人炊事员，是不是还需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呢？
但是好景不长，送饭的炊事员换了，后来这个叫徐国权，四川邛崃或大邑县一带的农民，不知道因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他来给小监送饭不送水了，我两三次求他送一点水。一天中午外面有脚步声，我知道送饭的来了，起身等着开门，可是他不像往常一样按着房间的顺序送饭，而是把我这间房跳过去了，送完了所有房间以后才走到我的门前，一会儿门开了，丢了一个玉米馍馍在我的瓦钵里，随手舀了一瓢菜汤，我说；菜呢？他气冲冲地回答；你不是要水吗！哐当一声，把门关上了。我心里默默地念道，人啊，人！古人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些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已经被异端邪说冲击得所剩无几了。同样在监狱里，都被打成反革命，竟然还要互相残杀，这种人性的扭曲是谁造成的呢？无疑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和恐怖统治。
北方有句俗话，好吃不过饺子，舒坦不过躺着。睡觉是一种享受。带着背铐睡觉却是一种折磨。仰卧肯定是不行的，岂料俯卧也不行，背在后面的两只手很快就会痛得难受。只能够勉强侧卧，一夜之间翻来覆去辗转难眠。长期地一天二十四小时戴着背铐，才能感知这“人道主义”是什么东西。
面临的抉择
监狱里的小监是为了折磨人至死而设定的，然而人的生存能力是很强的，人的适应能力也是很强的。但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
我该怎么办呢？
一是低头认罪，可是我找不到自己犯了什么罪，既没有参加任何“反动”组织，也没有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反革命行为，没有书写或张贴过反动标语、传单，没有呼喊过反动口号，没有收听敌台和里通外国。我多次向公安、司法部门的官员表示，只要能够举出具体的事实，是罪我就认，是错我就改。可没有人能够给我举出哪怕是一点点。没有犯罪事实，怎么认罪呢？回想1957年，起初我还据理力争，后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之下，在“胳膊拧不过大腿”、“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之下，低头认罪，写了检讨。于是授人以柄，自己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划为右派自然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了。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一次我就要认真一下，没有罪就不认罪。
二是以死抗争，监狱里死人的事是常有的，有病死的，有死因不明的，也有自杀的。拉出去，挖个坑一埋了事，殊途同归。
我不想死更不能死，我要活，我要做人。如果现在以死抗争，只能博得部分人的同情。人死了，许多事实无法澄清，许多黑暗无人揭露，对人民来说是一种罪过，所以我不能死。
坚持活下去的想法出于我对未来的信心，1957年初，我基于对中共虔诚的信念，交过入党申请书，认真地学习《党章》，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我这时以同样虔诚的信念，期待着毛泽东所说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因为我的确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我要活着看这个世道怎么变化。
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尽管小监里没有水，不能洗脸刷牙，我总是用反铐在背后的手慢慢地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以此表示我热爱生活、不会颓废的心境。
临近节日，比如五一、国庆、元旦、春节等，监狱都要进行大检查，所有的在押犯人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拿到院子里，无非是一块垫褥，一床被子，几件衣服和吃饭用的碗、盆、锅。三百多人的行李摊在坑坑包包的泥土院子里，像是摆地摊儿。各工区的狱警一件一件地看，重点是文字材料，但凡发现写着字的纸或小本子一律没收，带回去“研究研究”。众犯人不敢怒也不敢言。
我在小监里关了一个多月没有提审，除了每天送饭的炊事员和十天半月来一次倒马桶的犯人以外，无人问津。倒想乘大检查之机出去透透空气。
9月30日监狱大检查，我在小监里听见外面人声噪杂，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知道有人来视察小监，一会儿，门开了，狱警指导员周金仁站在外面，我戴着背铐斜依在铺上看了他一眼，随即收回目光，一语不发。他问：“你想好了没有？”我回答说：“想什么？”他说：“要认罪，给我写检查材料。”说着喊我出来，用钥匙打开了手铐。我没有纸，没有笔，跟他说了，他让一个犯人送来了一只蘸水钢笔，十来张拟稿纸，一瓶蓝墨水，关上门走了。
手铐打开了，两只手可以活动了，可我该怎么写呢？认罪吧？自己都找不到犯罪事实；不认罪吧？小监里的非人生活、继之而来的种种折磨的确难以长期忍受。我本着“调子尽量放低，原则不容放弃”的思路，写了下面一份材料。
我于1966年7月12日由成都市公安局逮捕，同年9月被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十五年。如此长刑，必有重罪。但我既未参加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反革命行为，没有任何反动笔记、文件，没有书写和张贴反动标语、传单，没有呼喊反动口号，没有收听敌台广播或里通外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任何违法活动或抗拒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一直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从来没反对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尽管原单位的某些人采用种种手段制造材料，又通过“审理”人员千方百计的拼凑罪名，必欲将我置之于死地，他们煞费苦心也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的犯罪事实，为了达到判刑的目的，于是便加给我这样一条唯一的罪状，即“借开会暴露思想和借口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公开讲反革命言论”，匆匆判处，投入劳改。
对于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强加给我的各条罪状，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逐条具体辩答。如果原告和原判法院至今仍确认判决是合理的，则请驳倒我的答辩，用真凭实据揭露我的罪恶，用充分理由说明判决依据。只要证据确凿、理由充足、符合政策，我是完全认罪的。……
10月4日，心狠手辣的周金仁又来视察，打开门以后他站在过道里厉声问：“写好了没有？”
我说：“还没有。”
他以呵斥的口吻说：“三天还没写完，写的什么？拿来我看看。”
我说：“等写完了再拿给你看吧。”
他凶神恶煞地嚷着：“拿来我看！”
我只好把还没有写完的东西拿给他，只有三页。他看了不到两分钟，恶狠狠地说：“出来！”跟着又给我戴上了背铐。
接着近乎歇斯底里吼叫：“不认罪，关死你！”随后用脚踹我的小腿，我站立不稳跌倒在地，两只手被拷在身后，艰难地蠕动着身体爬进了小监。
戴着背铐写自述
狱卒周金仁那句话“不认罪，关死你”不是说着玩儿的。
监狱里死人是常事，精神上的摧残、肉体上的折磨、常年处于饥饿状态、繁重的体力劳动、捆绑吊打的威胁、恶劣的生存环境、简陋到几近于无的医疗条件都是死亡率高的原因。在周金仁、徐绍华、唐炳南等狱卒眼里，死一个人不如死一头猪，平时对犯人极尽摧残折磨之能事，唐炳南的口头语之一是“死十个，数五双，当个球疼。”被关在小监里的犯人属于“反改造”之列，更可以任意残害，以表示他们效忠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
除了死以外，精神失常更可怕。我所在的三工区四十二个犯人有十二位是精神病，那些监狱的干部骂他们是“装疯”，对这些难友无所顾忌地横加折磨，惨不忍睹。
我当时的想法是；
一、不能死，我要活着看这个世界怎么变化。
二、保持镇定的情绪，不能精神失常。
周金仁既然说了“关死你”，我就要做好思想准备，必须有坚定的求生信念，他越想让我死，我越不能死。
我坚信中国的政局必然会有变化。
有了坚持活下去的信念，还需要保持健康的心态。
坐监本来就是痛苦的，终日戴着背铐关小监更是非人的折磨。在多重压力下，被关小监的人精神失常的概率很大。怎么避免呢？除了乐观、坚定以外，需要找点事做，或者找点书读。小监里无事可做，那就找书读吧。文革期间的监狱除了毛泽东著作以外不准保留任何其它书籍，经过多次请求，允许我拿了一套四卷本毛泽东选集、钢笔和部分纸张，从1969年元旦开始在小监里真正闭门读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