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关进小监
1968年8月11日，星期日，照例吃两顿饭。下午4点，各监舍的犯人由当班的值星员清点人数，排队，然后向岗楼上的持枪管理员报告，请求准予出去打饭。
按照监狱的规定，做任何事情之前，必须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值星员先小声向身后集合的犯人说“对于反动派”算是提示大家背哪一段，然后喊“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排着队的犯人跟着用鼻子和嘴发出一种混合的声音；“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背诵完毕，值星员再次立正，面向岗楼上的管理员报告，几工区多少犯人出去打饭。报告完了用不着等回答（一天从早到晚，无数人报告无数次，管理员懒得回答——虽然是有点儿不礼貌），可以直接列队走出围墙大门，到厨房的窗口每人领取一个拳头大小的玉米馍，一瓢莲花白(学名结球甘蓝，俗称洋白菜，圆白菜)老叶子煮的菜。
等到这个小队的四十几个犯人都拿到了玉米馍馍以后，一齐端着碗走到围墙外面那个岗楼底下，再次列队背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犯人值星员立正，向武装管理员报告刚才出去了多少人，现在进来了多少人。懂事的值星员都是老犯人，专选字数少的语录，免得耽误大家吃饭，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一群犯人嘴里背的是毛主席语录，眼睛里看的心里想的却是那个黄澄澄的玉米馍馍和那碗乌绿色的菜。
岗楼上的管理员一般不管犯人含含糊糊念叨的是什么东西，只要是犯人站好了队，人数不差，就算完成了规定的仪式。只要刚才出来的人数和现在要进去的人数一样多，管他们嘴里嘟囔什么，一律放行。睁大眼睛监视着刚才出来的这群犯人一个一个回到高墙电网之内是他们的主要责任。
吃过饭以后，犯人都回到了监舍之内。那天，空中灰蒙蒙的，看不见蓝天，也看不见白云，一片晦暗，特别的闷热。
我穿着一件短袖汗衫，一条短裤，站在监舍门口往外看。几个内勤组的犯人从外面抬了三张条桌，端了七八把木椅子进来。平时干部给犯人训话，和每天晚上的集合点名都是站在那个堡坎上面，有时候一训话就是半个小时，也没见端桌子、椅子，今天有什么隆重的事呢？
跟着，指导员周金仁进来了，还有小队长唐炳南、徐绍华、田加伦，场部来的外号叫“小爬虫”的那个比指导员还大一级的教导员，记不得他姓什么了，大约是高中文化，在劳改队里就算是有文化的狱卒了。和另外三四个不熟悉的人，阵容十分强大。
一声令下，犯人全体集合，列队站在那个坑坑包包的院坝子里，各小队分别报告，一工区（小队）报告：“应到四十六人，实到四十六人，报告完毕。”二工区报告：“应到四十七人，实到四十七人，报告完毕。”三工区报告：“应到四十二人，实到四十二人，报告完毕。”……
一会儿的时间，苗溪茶场劳动改造管教支队第十三中队所有关押在高墙电网之内的犯人集合完毕。将近三百人，密密麻麻站到这个狭长的土坝子里。三个岗楼上的哨兵都把身上背着的枪拿下来，改成了似乎临战的持枪姿势。
周金仁主持今天的大会，开宗名义第一句话：“牛立华，站出来！”
原来是喊我，是祸躲不脱，劳改队里司空见惯了，我闻声即起，站到了前面的土台子上，面对着下面站着的一大片犯人。
周金仁凶神恶煞地叫喊着：“牛立华思想反动，现在宣布关小监。”
紧跟着却没有任何检举揭发，也没有指出我有什么违法行为，有什么犯罪事实，也没有说我违犯了哪条监规。那个歪眉斜眼的二工区小队长唐炳南拿出一副特制的手铐，把我的两只手扭到背后，紧紧地铐了起来。
不知道后面坐着的哪个公安干警喊：“低下头来！”
我往左边看了一眼又往右边看了一眼，思索了一下，略微抬了一抬本来就昂着的头。
这时候，下面的犯人队伍中有人吼“脑壳啄起”（四川方言，啄的发音是zhua，啄起即低头）。我扭身回头，扫了一眼坐在后面的几个人，大声说：“我不能向犯人低头！”心里在想，你们披着人民公安干警的外衣干着摧残人民的事，才是对人民有罪的犯人，随后又补充了一句：“我只向毛主席低头！”
当时之所以喊出了这句话，大致出于如下几点原因；
一、个性使然，“士可杀，不可辱”。
二、扪心自问，我从来没有做过不利于国家的事，也没有反对过共产党，却被当作了反革命，被无端地批斗，心里有一股怨愤。
三、我对劳改队里动不动就以手铐、脚镣相威胁，十分反感。
四、周金仁和唐炳南、徐绍华这三个狱卒心狠手辣，以折磨犯人为能事，我要让他们知道人是有血性的，不是可以任意宰割的，暴力是不能使人折服的。
五、手铐脚镣，捆绑吊打是劳改队的家常便饭，多数犯人被揪出来批斗的时候，迫于淫威都低着头，个别不肯低头的，被狱卒按一下脖子，虽然心里愤愤不平，表面上还是低下了头，还真没听说过谁敢在批斗会上公开扬言不低头，我就要冒着挨打的危险，发一发反抗的心声。
六、那时我还相信毛泽东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相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写在纸上的东西是当真要执行的，不是做做样子糊弄老百姓的。认为下面的做法违背了中央的政策，我要以身试法，大力呼吁纠正这个歪风。
我的话音刚刚落地，旁边的一个公安干警（没看清楚是谁）横脚一踹，我没有提防，又被反铐着两手，失去平衡，一下子跌倒在地。紧接着就是一顿乱脚猛踢。
这时候从底下跑上来两个“劳改积极分子”，一个叫王经文，一个叫彭世同。王经文，中学文化，地主家庭，是1950年四川省天全县反共组织的后勤部长，该组织后来被共产党歼灭，主要头目均被镇压，王当时只有十八岁，从轻发落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彭世同，初中文化，是1960年肚子饿得受不了因而不满共产党统治自发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之一，破案后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他们两个一左一右站在我的两侧，一只手按我的脖子，另一只手反提着手铐往上拉，成了背后戴着手铐的喷气式，对我横加折磨。
周金仁在上面讲话，内容却与我无关，无非是说不接受改造就没有好下场之类的话，恐吓而已。
接着宣布散会，把我关在了小监里面。这时候大约下午5点多钟。
小监的生存环境
当晚，因手铐卡得很紧，陷在肉里，刺骨之痛，令人难忍。至今我的两个手腕上还遗留着当年手铐造成的疤痕。
小监里面没有灯，已经是漆黑一片了，我默默地想着，“解放”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基本上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带着红领巾长大的，而且对共产党从感恩到信仰、崇拜都是出自内心的。
参加工作以后在军工企业任技术员，工作上兢兢业业，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优秀共青团员，出席重庆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即使1957年被无端地打成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也还没有对共产党完全失去信心，仍然努力地工作着，幻想着祖国和个人美好的未来。
作为一个科学技术人员，从来没有过政治野心，只想以自己所学为祖国服务，有一点成名成家的思想，在劳动教养那种十分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偷偷自学外语，可以阅读俄、日、英文有关专业技术资料。还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和译述，想着有一天能够自成一家著书立说。这些个人的意愿和祖国的繁荣富强没有任何矛盾，从来没有侵害过执政党的利益，怎么会成了“反革命”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反革命呢？难道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竟然那么害怕人民、那么脆弱，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会让他们胆战心惊到如此地步，未免也太可笑了吧？想着想着又昏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犯人炊事员送饭来了，他开开门看了我一眼。我的两手被铐在身后，无法拿碗，这个炊事员姓甚名谁我不知道，大约五十岁，一头白发，外号叫白毛，心眼比较好，给了一个瓦钵，把玉米馍馍和菜倒在瓦钵里，一句话没说，把门关上，挑着担子走了。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我巡视了一下小监的概貌。这是一间长宽大约1.75米的房子，空间的高度有2.2米。三面是抹着白灰的整体砖墙，前面也是砖墙，只是左边有个厚重的实木门。右边离地面1.5米左右开了一个长宽大约0.7米的窗子，窗子上自然少不了一根一根牢固的钢条，铁窗外面不是玻璃而是木板，木板下方留了一个0.2米见方的洞，可以起一点通风透光的作用。房子里没有一根电线，没有灯，只能靠铁窗下面的洞和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缝隙透一点光线进来。靠窗子一方紧挨着墙壁安了一个固定的木板铺，宽0.8米，离地0.3米左右，上面铺着稻草。靠门的一角放着一个没有盖子的木桶，算是室内厕所。从此吃喝拉撒睡就都在这三平方米的斗室之内。
早饭送来了，怎么吃呢？没有筷子，没有勺儿，更没有刀叉。就是有也无法使用，因为我的两只手反铐在背后，拿着筷子也够不着自己的嘴。所以只能像猪狗一样低着头用嘴去拱、去啃。多年来一直在宣传“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现在可是新社会，却把人当作猪狗了。
1968年内，关我的这间房子先后关过两个人，头一个不久就一命呜呼了，据说死亡原因是“自我摧残身体”。第二个也命在旦夕，四天前大部分犯人出工了，管教干部把他喊出去却没见他回来，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或许是送医院了，也许是上了天堂，总之以后不见下落，也没有人敢问。
这天中午，炊事员又来送午饭，随着来了一个干事（劳改队里的公安干部除了队长、指导员，都叫干事），炊事员打开门，这位干事忙着往旁边躲，他不敢正对着门，因为一股热风混合着臭气随着打开的门喷涌而出，熏得他不由自主地要往门后面躲。由于他站在门后边，只能侧身斜着眼睛往里看，我则正对着门口怒目而视。他在亮处，我在暗处，我看他看得特别清楚，他显露着一副高度警惕的样子，好像我能够把他吃了似的。
我转身拿那个瓦钵（早晨用过的，没有水，所以没有洗），准备交给炊事员盛菜和玉米馍馍。这位干事壮着胆子喊了一声“出来”。
小监面对高墙，中间是1.5米宽的过道，我迈出小监的门，站在过道里，太阳有点晃眼睛，我一句话没说，看他要做什么。
他走到我身后，拿出钥匙把手铐上的锁打开了。由于昨天下午手铐戴得非常紧，铁铐陷在肉里，已经和手腕连在一起了，他这一开，撕裂人心的痛，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锁打开了，放松了一扣，又重新锁上了。我又回到小监里，身后的门重重地关上了。
如果不放松，肿胀的手有溃烂的可能，那就残废了，不能给劳改队干活儿了。监狱干部常说他们施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大概放松一扣手铐就是人道主义的体现吧。
我戴着背铐把那个瓦钵放在木板铺沿上，蹲着身子像猪狗一样一口一口地吃完了玉米馍馍和菜。然后斜靠着墙坐在木板铺上。
监舍里的犯人都出工去了，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高墙外面不时传来阵阵蝉鸣，像是告诉人们世界上还有生命。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从远到近的脚步声，走到我住的这个小监门前停住了，却没有开门，我警惕地听着：干什么来了？
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之后，奉命而来的这个人用木板把铁窗下面的那个通风口封死了，屋子里顿时暗了许多。
在十三中队，这样的小监一共有十间，都集中在一栋平房里，这栋平房邻近围墙的头一间房是宽三米、进深四米的医务室，有一个刑满释放被强制留在劳改队就业、半路出家的卫生员充当这三四百犯人的“保健医生”。挨着医务室就是特殊设计的小监，前面五间面对院子，犯人收工以后需要看病的要走过这五个小监的门口才能到医务室。后面的五间面对着的是高墙和电网，除了给小监送饭的炊事员和倒马桶的犯人以外，一般犯人是不允许到后面走动的。
我被关在后面，本来就已经十分僻静，现在把通风口也给堵死了。我听着外面的脚步声从近到远，没听见在其它房间钉木板、封窗口的声音，也就是说劳改队的几个头头给我特殊待遇。日夜带着背铐，关在小监里，还不放心。似乎留一个通风口就还能发号施令摧毁这个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似的。我能得到这样的另眼看待应该自豪了。
小监是狱中之狱，如果不是亲临其境，很难想像。
五十年代我看过一部电影《上饶集中营》，里面有监狱中的生活状况，六十年代看过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其中也有监狱环境的描写，都是共产党写国民党的监狱。看过这电影、小说的人不在少数，现在我如实地记述一下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的小监生活，有兴趣的人们不妨回忆对比一下，看看谁更法西斯。
名曰小监，空间自然不大，我身高1.73米，躺在铺板上，头和脚可以同时接触到两端的墙。
空间狭小，房门日夜上锁。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从来不放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监狱都要安排放风的时间，有的一天一次，有的一天两次，著名的法西斯监狱和“极端残忍”的渣滓洞、白公馆、息烽都要放风。中共的监狱独具特色，据说著名的秦城监狱也是不放风的，号称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中共可谓开创了一代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