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人口出现拐点，开始负增长，这是七十年荒谬人口政策的后果，其肇因是国家罪错，即中共领袖的“拍脑袋决策”，前后两次，第一次是毛泽东无知的放纵，令三十八年间人口从五亿翻到十亿；第二次是邓小平的“一胎化”，灭杀了四亿婴儿，人口问题最典范地显示了在这个政权下，中国人连奴隶都不如，就是牲口，任人宰割。我在二十七年应 Pacific Forum CSIS，国际太平洋论坛之邀，写过一篇分析文字。】
一，人口压力是中国一切危机的总根源
1、十四亿：被隐瞒的中国人口总数
据我从中国内部获得的信息，中国政府的官员们私下都明了的人口总数﹐实际上已经达到十四亿，即中国政府对外公布的"1995年十二亿人"这个数字被隐瞒了两个亿。
这种隐瞒将包括以下含义﹕
a中国政府在人口问题上对世界是不诚实的﹔
b中国人口的准确数字是一个迷﹐政府事实上没有统计能力﹔
c中国政府隐瞒的动机，主要是为了维持国内的所谓“稳定”﹔
d国际社会和西方仍以"十二亿人"看待今天的中国，一切将都是错觉。
2、人口控制政策失败在哪里？
a、以计划经济模式套用于人口控制的效果是令人怀疑的
关于国家在人口控制中的角色，在中国经历了一次荒唐的巨变。1949年后的政权最初曾实行放纵式的人口政策，即毛泽东的所谓"人多好办事"，持续二十年人口增长率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38年间人口从五亿翻到十亿，从此形成一种举世无双的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这个过程发展到1970年代，被一项突然出笼的严厉措施拦腰切断，即中国政府强制推行的"一胎化"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得超过千分之十二的所谓"国策"。问题就在于，一个非理性的自然过程，是否可能被另一个极端激进的人为措施成功地扭转？
中国以中央指令式计划经济模式套用于人口控制﹐遇到的一个基本困难﹐是"数目字上的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的功能不具备，这反映在﹕
——作为计划依据的人口统计不准确；
——以人为想象的计划数据代替人口增长的自然速度的不可能；
——用中央指令硬行规定地方各省的增长率以汇总全国增长率的虚假性。
中国政府每五年实施一个人口控制的"五年计划"，1985年制定的"七五"人口计划，要求五年后人口控制在十一亿一千三百万，但1990年的统计显示突破计划三千万人，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分析失败的原因时说，"七五"计划制定时就少统计了约一千三百万人。1991年制定的"八五"人口计划和十年人口规划﹐又要求到本世纪末控制在十三亿人之内，但1995年8月中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宣布人口已达十二亿。
这里包含两个无法证实的因素﹕第一，十二亿这个对外公开数字是否真实？第二，"八五"计划是失败了的"七五"计划思路的延续，后果的未知性极大，而一个可知的因素是﹐中国人口政策的关键是控制所谓"育龄妇女"结构，但这个时期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高达一亿两千多万，再严厉的控制也无法抑制计划外出生人数，这也是他们估计到了的。
中国人口控制的第二个困难﹐是严厉的控制政策缺乏必需的教育水准和知识的前提。中国政府的宣传和说教，面对的是两亿六千万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22·27％，其中大多数是农村妇女），效果极其微弱。这个因素﹐既是民众抗拒计划生育政策（抗拒的基本动力不仅来自强大而无形的传统习性，也来自一种更原始的生育冲动）的原因，同时也是政策实施粗暴化的主因，其表现形式是执行政策的基层干部，和深入到乡村的所谓"计划生育工作队"，对违反政策者（无生育指标而怀孕或生育）所施加的强迫堕胎、经济惩罚以及对所有育龄妇女的预防性的输卵管结扎，这当中所发生的政策偏差和过渡报复，是司空见惯的。
总之﹐把生育行为当作经济行为﹐以国家计划的方式来控制﹐其效果如同中国失败的计划经济一样﹐是令人怀疑的。中国近几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100万左右，净增1400万，这个增长势头将以每年1700万左右（相对于一个中等国家）走向本世纪末。中国政府自己估计﹐一旦突破十三亿，预计到下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约在15-16亿之间，如果控制不住，将达18亿。那时﹐中国的人口问题将真的变成世界难题。
b、人口控制的反人道反伦理困境
中国没有西方的人口理论，只有相沿成习上千年的传统生育观念，这种观念将传种接代置于人生责任的首要位置，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在本世纪依然是广大民间的基本价值。这种基本价值，又是受到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支撑的﹐即落后的生产方式主要靠劳动力的增多而维持﹐小农经济和宗法家族制度的观念﹐都极为重视人丁兴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传统习俗。在未能改变生产方式之前﹐就彻底改变伦理观念﹐势必引起社会的强烈振荡。发生在中国的人类生育行为中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是﹕
——人们在恐惧中选择生育或不生育；
——生育第一次成为一种违法行为，孕妇为躲避强迫堕胎而大量逃亡﹐藏匿山泽﹔
——人为的性别淘汰，溺女婴之风炽起，女婴女童性别比例失调，从公开渠道能获得的资料，即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农村一岁女婴占总人口比例为47.15％(低于女性占总人口的48.33％)，性别比为112.1比100，但熟知农村情形的人口学专家私下估计，被溺女婴加上被强迫堕胎的"超生婴儿"，全国每年当以百万计；
以上都是尽人皆知的，外界很少知道的还有﹕
——医生职业伦理的危机﹐这包括﹕被强迫给妇女堕胎﹐甚至将七个月以上的被堕而存活的婴儿用药物杀死﹔
——大量堕胎行为引起的一个医学后果﹕广泛使用死婴于解剖﹑器官移植以及药物﹑营养品的研制和使用﹔
——无计划指标出生者﹐民间称为“黑孩子”,失去包括口粮在内的基本生存权利﹔超计划生育子女的家庭，常常离乡背井，流落它方，因而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郊区出现躲避计划生育者聚居的“黑村”“黑屯”。
我想说的则是﹐中国人口政策的有限控制效果﹐是以剥夺基本人权﹑伤害传统价值﹑牺牲无数生命换来的﹐代价太可怕了。
二，海外移民的历史与现实
1、内陆性与海洋性
向太平洋地区移民，在中国是一个长达千年的历史趋势，至少从十六世纪就开始了。这涉及到中国历史的一个特征﹕它是从内陆亚细亚逐渐向海洋推移的过程。中国的汉民族﹐在汉帝国和唐帝国所遇到的敌人﹐都是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当时称“胡人”﹐这个压力持续了一千年之久﹐不断将汉族文明的经济文化重心向南挤压，到南宋时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在长江以南﹐它同经济重心在北方的最大不同﹐就是海外贸易已经非常发达﹐这种海外贸易又是同开发南太平洋地区分不开的。从文化的关点看﹐古代中国是具有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转换的趋势的﹐在这种趋势下已经形成了向太平洋移民的历史习惯﹐南洋诸国的大量中国人﹐都是早期移民的后裔。
然而这个历史趋势，在明清两个帝国的时代里停顿下来﹐明帝国是因为史称“倭寇”的日本海盗骚扰沿海而实行海禁﹐清帝国延续海禁政策是因为清政府本身又是一个北方游牧民族。这个停顿的变化尤其重要﹐因为它导致了中国正常的海外贸易和移民因海禁而向走私﹑偷渡的转化。所以﹐走私和偷渡在中国也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专制的王朝﹐沿海各省特别是在福建和广东﹐人们为躲避专制和贫困而向外移民﹐成为一个历史习惯。例如﹐台湾在十七世纪以前基本上是一个空岛﹐后来明末清初大批福建人移民过去才开始发展的。
近二十年来﹐由于中共政权的控制力的减弱，中国沿海向外移民的潮流再度兴起。
2、生存空间恶化是现代中国人向外移民的基本原因
大陆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很有限，平原和丘陵只占22％，可耕地占国土十分之一，近十年人口增加了一亿多，耕地减少了5500多万亩，以1990年这个丰收年计，人均粮食780斤，是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人均林地、草地、淡水资源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九分之一、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可居住的湿润半湿润地区只占47％，人均森林面积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1％，全国剩余劳动力约一亿人，文盲半文盲占22‧27％，居住面积在城市为人均8·8平米，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5辆，病床23张，医生15‧6人。
1995年8月发表的“中国的计划生育”白皮书忧虑地警告﹕中国如不能缓解人口对资源的巨大压力，未来几十年后的生态和环境恶化将危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当然，它回避了一个更大的隐忧﹕十几亿人的生存空间危机，将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生存造成怎样的威胁，和对亚洲及世界稳定带来怎样的不可预测的灾难性后果？
这样的资源条件在人口压力下更形缺乏﹐人口增加，可耕地减少，人均占有粮食无法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大，没有出路。
于是﹐太平洋成为唯一的出路。出生率高于千分之二十四的八个省区〈新疆、河南、海南、江西、安徽、福建、宁夏、青海〉，既是人口增长难以控制和预测的盲点，又是大陆内部人口流动的发源地，靠近沿海之地也是向海外移民的源头。从地理分布来看，大陆人口密度自西向东增高，到东南沿海达到最高密度，成为生存空间压力最大的地区，因此人口向太平洋地区的自然扩散，几乎是难免的。西北人口高发地区如新疆可能向西扩散，东北三省可能向北扩散的态势还是潜在的，但靠近东海的两省╴福建和浙江（主要是温州），以各种偷渡方式向东南亚、东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的移民已经大规模开始，一个更直接的驱动力，是这两省的生存空间压力，和过渡的劳动力剩余，造成历史上的“淘金潮”再度掀起。
当然，造成“淘金潮”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一是东亚和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崛起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二是移民潮的兴起，为香港、台湾和欧美华人社会中的黑社会组织带来巨大利润，这种从事偷渡的黑社会"人蛇"集团﹐自1970年代越南“难民潮”发生以来﹐已经逐渐具有国际化的专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