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师的反复暗示和强调下，何山产生了“想要争取自由，只能拿出成绩；学习模式不被包容，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的极端想法。
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何山开始每天熬夜学习。当同寝室的同学都入睡后，他还会借着寝室走廊微弱的灯光背书。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整夜失眠，白天精神恍惚。“在高三的紧张环境里，失眠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第二天无法集中精神学习。如此反复，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饱受折磨的他：决定自救，“首先，我必须活下去。”
那或许是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玉面情魔》
一次放学回家途中，他路过一个黑暗、幽邃的地下通道，发现有流浪汉躺在里面。当天晚上，何山再次失眠时，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了自己未来和流浪汉们一起睡桥洞的生活场景。
长时间和成绩、老师及自尊心对抗的他，顿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解脱。桥洞，成为了他逃离期待和压力的“庇护所”。
当老师察觉到何山长期的消极后，便渐渐不再关注他。在以成绩来衡量价值的标准里，何山被贴上了“无可救药”的标签，这个分类无疑是可放弃的。
每条分数线上的世界就像容量有限的池子，但鱼也可以选择是否游进池中。何山选择向老师、家长甚至自己彻底证明已放弃入池，以此换回了解脱。
选择不上岸的话，是不是就不会痛苦了？
如果说何山在最后一刻才靠自己挣脱了困境，那么林琳的初中同学邱鲤，则在家人的帮助下早早逃离了这座围城。
最初，邱鲤的父母和多数家长一样，因为期望她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而将她送入了本地最好的私立学校。但他们察觉到，严苛的寄宿管理制度和紧张的学习环境并不能让女儿获得幸福健康的成长。
思虑良久，邱鲤的父母最终选择放弃这种模式。
采访中，邱鲤将自己定义为“幸运的少数人”。摆脱衡水模式的中学后，她出国完成了学业。
邱鲤觉得自己的父母和很多家长最大的差别，就是并不笃信“不吃苦不成材”。这也是她即使进入了衡水模式，也能中途离开的最大原因。
邱鲤拍摄的异国他乡的风景。/受访者供图
“现在我再回顾衡水模式里的经历，发现自己记住的并非苦闷而是希望。”她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从不曾被这种高度秩序化的模式束缚，“我看到课本上遥远的风土人情时，就觉得总有一天会亲临其中。外面的世界让我一直存有期望，我的思想在模式之外。”
在邱鲤大学毕业时，学校规定论文和自主拍摄短片都可以作为毕业设计。很多人选择了可以独立完成的论文，但她决定和别人合作拍摄短片。
“如果按照应试模式的惯性，我大概率会选择论文，就如过去独自做完一张张试卷一样。但我想做更多元的探索，所以最后选择了和同学合作，寻找故事、与人交流碰撞，最后在银幕上呈现出一段有主题的生活。这就是两种教育模式的差异在个体上的体现。”
多少人在离开学校后，还频频梦见考试？
升入高中的林琳，则因为课外兴趣和飘忽在分数线上下的成绩，成为了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
衡水模式里，强调集中精力提升成绩的内核，是痛苦的根源。
“我恐惧考试，主要是害怕被看见。如果成绩在线上，我可以获得短时间的平静。如果在线下，就会被老师、家长轮番谈话。在他们的角度，是‘救’我，但我内心充满了抗拒。为什么成绩和兴趣之间，必须牺牲兴趣？”
最后林琳向任课老师罗丹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出于一种信任和寻求帮助的心理，试图寻找一个‘盟友’”。也正是这一次尝试，让林琳得以脱困。一句从老师口中说出的——“爱好，也可以成为安身立命的本事”，帮她破开了围城的高墙。
随后，罗丹一面约见了她的父母，一面和班主任沟通交流，最终说服了他们。考试结束后一轮轮要求她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的谈话场景，终于没再出现过。
衡水模式里的优与忧
高冉在毕业后从事乡村教育方面的工作，对于城乡教育的差距感触颇深。在很多地区，衡水模式依旧是学校和学生能把控未来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在这种模式下，有希望在那个人生阶段借助外在环境，让自己考上名校的学生；也有完全顺从于模式，被师长推着走的普通人；还有不适应学习环境，想要挣脱束缚的学生。如果因为同情其中一方而完全否定另一方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一种不公。
对于学校坚持的衡水模式，一线教师同样感到矛盾。
一方面，大家看到了这种教育模式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提出了个性化思考和需求。
“当你不再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学生，不带任何滤镜去看他们，就会发现每位学生都是优秀的个体。这样，老师就能够朝着保护和发扬不同学生的优势的方向努力。”
但要求老师抛开外在因素，单纯依照人本思想来开展工作，也绝非易事。
当冰冷的成绩数字在量化学生时，学校同样用升学率、尖子生人数等数字来量化老师。学生提出的个性化需求、家长殷切的期盼和学校的教育评价机制等，都让教师时时刻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教师在三方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分裂感如影随形。
教师和学生一样，同样在衡水模式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显示，教师职业心理健康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主要心理问题是抑郁和焦虑。
而另一份针对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分析也表明，随着教师的教龄增长，其心理健康水平逐步下降，教龄在“20年以上”的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最低。
以上两点在罗丹老师口中也得到了验证。对于教师来说，一方面渴望给学生温暖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学校的雇员。部分青年教师可能会通过心理咨询甚至离职来排遣压力，但中年教师群体却缺乏一个能够有效疏解心理压力的渠道。
罗丹告诉新周刊记者，除了少数名校、优校对老师的心理健康比较重视，可能百分之八十的学校对老师的心理健康都是漠视的。面对巨大的教学压力，很多教师缺乏时间和意识去解决心理问题，只能强行扭曲自己以适应模式中的潜规则。
当老师以守护者的形象出现，解除学生困境、守护学生的人格时，这些中国好教师又该被谁保护？这恐怕将成为抛给社会的问题。
各个年龄段的抑郁检出率和得分发展趋势。
和任课教师一样有着强烈分裂感的，还有校内的心理老师。
迄今为止，大多数中学都配备了一位或多位心理老师，也有的学校专门设立了校心理咨询室，而这些心理老师就成了全校师生的心理健康卫士。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理老师告诉本刊，比起学校庞大的师生群体，目前大部分中学配备的心理老师远远不够。
任职的短短两年内，她添加了近百位校内短程咨询来访者，以及表现出自杀倾向的“危机”学生。但学生对心理老师的倾诉，大多是有保留的。因为在他们潜意识里，老师和学校是“一伙”的。
“被学生删除拉黑是常事，还有的学生可能来找我几次就突然不来了。因为他们无法完全信任我，对我的教师身份有着强烈的戒备感。”
在她看来，被大多数家长和老师关注的厌学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原生家庭、学业压力、校园人际关系等，都可能成为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诱因。要想仅仅靠着断断续续的几次谈话，就让学生“恢复正常”，无异于痴人说梦。
工作第一年，她还会惦记着每个来找过她的学生。随着失去回音的学生越来越多，她内心的无力感也越来越强。
“校领导对心理老师的工作仍缺乏认知，让我们给任课老师做心理知识讲座，以便更好地筛查学生的心理状态。必要时，我们联合班主任开展工作，劝服家长将问题严重的学生接回家休养，或是送去医院精神科治疗。学校希望我是过滤的纱布，其实我只是在做筛子，而不想孩子休学的家长，则希望我的筛孔能再大点。”
学校里配备的心理咨询室。
“衡水模式，注定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在衡水模式这种高强度的学习生活中，学生们得挤出时间来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
每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间，是大多数高中生结束晚自习后、入睡前难得的空档时间。校外的心理咨询师阿童，常在这期间密集接诊。
阿童观察到，这群来主动寻求心理帮助的孩子，往往不愿意家长在侧旁听。显然，他们不想让父母完全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
“孩子害怕面对父母表现出的失望、自责。一些父母会将孩子生病归咎于自己的失职上，并且常常在孩子面前提起，无形中也越发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
一个饱受心理疾病折磨的孩子、一对咄咄逼人的父母和高压的教学模式，是阿童接诊以来最常见的组合。“有时候我帮他们打破了一层墙，很快他们又在心里筑起了另一座高墙。有些影响并不会立刻消失，更多时候，它们伴随一生。”
最亲近的人，有时反而最陌生。/《小欢喜》
“衡水模式，注定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罗丹看来，现代基础教育一直在变化和发展。当下，许多青少年依旧被困在传统的衡水模式中，也有他们的父辈还未真正脱困的因素。
这些家长未必是衡水模式盲目的信徒，而是他们仍然生存在这种模式的惯性中。大多数00后、05后的父母在根据他们当年的认知选择教育模式，而非现在子女所处的新形势。与其说他们是在为孩子择校，不如说是在为自己择校。
但无论如何，教育的意义终究不是筑起高墙困住学生，而是帮助每个人寻找到属于个人的幸福生活。
时过境迁后，我们如何看待曾经的苦难？/《二十五，二十一》
今年春节，已经在外地成家立业的何山回到老家。当他再路过那条地下通道时，曾经的流浪汉消失不见，只有两大袋臭不可闻的垃圾。
何山和所有路人一样，快速掩鼻走过。离开之前，他仿佛又在垃圾堆里看到了那个必须自我放弃才能获得解脱的十八岁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