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9日，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楼外，平权机构“亚裔美国人教育联盟”（the Asian American Coalition for Education，简称AACE）的活动人士在举牌抗议
美国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SCOTUS）没有刻意讨好保守派，没有送给后者一个直接的同花顺。
最近，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和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在阿拉巴马州的所谓选民权利案中与他们的保守派同僚彻底决裂了。
我之所以说“所谓的选民权利案”，是因为事实上这个案件与法律没有任何关系。法律规定每个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可以自由获得投票权。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个案件只是一个幌子，其真正目的是要想方设法创造更多民主党掌控一切的区域。
法院指出，必须建造更多的黑人选区。
然而事实上，一个黑人区就是一个民主党掌控一切的区域。让我们走着瞧吧。
我们暂且把这个话题放在一边，先看一下最近引起公众热议的两个新闻事件：“所谓的”平权行动案（请原谅，我又一次用了同样的修饰语），以及学生贷款案。
我们先来看看第二个案例。
理解这个刚刚发生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首先就要理解“贷款”（loan）一词的含义。
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理解“债务”（debt）这个词的含义。
也许对于美国普通民众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了，因为他们已经有好些年头没有面对过真正的、活生生的债务了。
我想说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当有人借给你钱时，你就会产生债务，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个事件看似令人皆大欢喜，实质上从一开始就与人们的正常认知显得格格不入。
人们想方设法获得的贷款其实就是尚未获得担保的现金。
有了这些贷款，人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买车、旅行、上大学等。
然而，债务和现金两者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
如果你碰巧有一麻袋现金，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花掉这些钱，因为这些钱归你所有，里面没有任何猫腻。
而贷款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开头一切都很美好，而结局往往令人忧郁。
因为贷款意味着在一定期限后，贷款人必须还清贷款。
这一点要是放在以前，可谓天经地义、妇孺皆知。
在左派们裹挟着整个国家往乌托邦的道路上狂奔时，人们对贷款要还这个简单事实的普遍理解失败了。
毫无疑问，这种失败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无情的事实就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承担了他们不想支付的债务。
他们想让整个国家的广大纳税人来支付这些债务。
而乔‧拜登总统却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免费午餐总是能帮助轻松获得选票，即使这种做法毫不奇怪地伤及无辜，不公平地惩罚了广大纳税人。
然而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总统无权将1万亿美元的债务负担从一部分人转移到另一部分人身上。
（人们一直听到债务“取消”和“学生贷款豁免”，然而债务负担并没有取消，它只是转移了。）
毫无疑问，这个决定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一件好事。
这对于所有那些获得学生贷款并像负责任的成年人那样及时偿还贷款的人来说是公平的。
更广泛地说，这是对财政责任方向的一个正面的风向标。
也许讲到这里，更多的人会很自然地发问，为什么联邦政府应该提供或补贴学生贷款？
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希望以后有机会专题探讨。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所谓”：“所谓的平权行动”。
任何诚实的观察家都会承认，所谓的平权运动实际上是在反歧视的幌子下进行的种族和性别歧视，是在玩弄语言修辞技巧。
事实上，平权行动的历史就是一部为逃避该行动所宣传的促进平等目的而大张旗鼓处心积虑的历史。
一次又一次，平等的说辞被用作烟幕，以追求明显不公平的目的。
起初，平权行动是以平等的名义进行的。
但是，似乎总是这样，平权行动很快就成为奥威尔主义的牺牲品。根据奥威尔主义，“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这个原则产生了变革性的、甚至是矛盾性的次生品：“然而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
译注：奥威尔主义（Orwellism），是以英国左翼作家、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描述的破坏自由开放社会的社会福祉的做法，特指现代专制政权借由严厉执行政治宣传、监视、故意提供虚假资料、否认事实和操纵过去的政策等方式控制社会的现象。
平权行动甚至在语言表达方面也是典型的奥威尔主义，因为宣布平权行动人士宣称他们旨在促进平等，结果恰恰是在宣称要避免的事由方面执行了歧视政策。
因此，我们看到了大学申请方面的种种怪像，触目惊心，其中一个矛盾之处在于，招生章程第一页宣布他们承诺评估候选人时，“不考虑种族、性别、宗教、民族或国籍差异”，然后在第二页就有温馨提示：属于指定的族群将享有优先录取资格。
整个平权行动的历史就始终充满了这种讽刺意味。
平权行动最初的努力是为了纠正立法上的漏洞。例如，1876年至1975年间，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盛行，美国对黑人实施种族隔离与歧视，引发了规模宏大的平权行动。后来事态的发展已经变异为新的歧视形式。
1941年，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成立了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the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 Committee），理由是黑人被公开地禁止在战时工厂工作。
然而时至1961年，时任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发布行政命令，指示政府承包商采取“平权行动”，确保“不考虑”性别、种族、信仰、肤色等因素来雇用人员，其结果是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致力于主要根据这些区别性特征来发现、雇用和提升人员。
选择白人还是黑人，选择自由还是奴役，已无标准可言；“不考虑”意味着“不考虑其它”。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不平等是双面的。
一方面，黑人和西班牙裔受到各种优待；另一方面，白人和（特别是）亚裔美国人受到积极的歧视。
哈佛大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文化评论杂志《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2022年刊登了由韩裔美籍法律学者John Yoo和Wen Fa撰写的题为“表面中性的种族偏见”（Facially neutral, racially biased）的文章，文章指出：“亚裔美国人申请者在几乎每个学术阶层的录取率都低于白人学生。”
想一下这个事实：“一个处于第四低分位数的亚裔美国人申请者被录取的机会不到1%；然而，一个同样处于第四低分位的非裔美国人申请者有12.8%的机会被录取。”
何以至此？只是因为他们是亚裔美国人。没有其它原因。
在这方面，亚裔就是新的犹太人，只是由于自身的种族因素而被排除在外，在官方配额被禁止的地方受到非官方配额的限制。
在许多方面，这样的情况对我们就是一个警示，说明在奉行进步主义和扩张主义（还有其它莫名其妙的主义）的政府官僚机构的积极推动下，巧妙的法律解释学具有很多潜在的危险。
毕竟，支持平权行动的利维坦（Leviathan）国家机器和被恰当地称为“种族分赃系统”（racial spoils system）的东西以及它所支持的多样性联合体，就是基于一小批法律要求产生的。
《宪法》第14条和第15条修正案规定了“正当程序”（due process）和“平等保护”（equal protection），并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肤色如何，都有平等的投票权。
20世纪60年代问世的《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s）和《投票权法案》（the Voting Rights Acts）基本上就是对这些《宪法修正案》的润色、重述或延伸。
有些要求高尚而直接，如：不要因为种族或民族血统而受到歧视；有些诸如“少数民族服务机构”的大杂烩计划显得荒唐可笑。无论如何，实现这些要求或计划的道路是清晰而直接的。
隐蔽的或半隐蔽的政治议程是非常明显的。
黑人以超过90%压倒性优势的票数支持民主党。
因此，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根据种族划分选区的努力只是为了利用《投票权法案》的要求，作为建立民主党人控制的领地的幌子而已。
最高法院刚刚在这个议题上面撕开了一个口子。
自然，左派们在尖叫，发誓会找到绕过法律的方法。
我毫不怀疑，他们至少会部分地取得成功。
然而人们一直告诉我，种族不满情绪的钟摆最终必须开始向正常方向摆动。
最高法院刚刚在这个议题上朝着正常方向上有力地推了一把。
作者简介：
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是总部位于纽约的文化评论杂志《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的编辑和出版人，也是总部位于纽约的邂逅书局（Encounter Books）的出版人。他的最新著作是《下一站在哪里？处于十字路口的西方文明》（Where Next? Western Civilization at the Crossroads,2022）。
原文：SCOTUS Wakes Up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