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进一步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完全打开了中共权贵鲸吞国有资产的大门
随着中美贸易逐渐脱钩，WTO被废弃，加上三年封城习近平的反复折腾，中共党国经济衰败的迹象明显。于是墙内网路上每见有人著文提出：“好端端的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弄得不成样子……”还有人认为；“邓公的市场化改革，毁于一旦……”。言下之意，所谓邓小平的改革理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旗号，以及在这个旗号下一靠“摸着石头过河”，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就是这个党国的未来和希望。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执政，先后贴上“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标签，邓的这个“市场化”方向依然得以延续。在我看来，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还有点不打自招的意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邓小平真正的目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就是十足的一场骗局。
这是后极权时代的重要特征，共产主义的原始驱动力已经衰竭，塌方式的腐败如同踩了油门，根本无法停下。极权主义者把主要心血用于维护既得利益的稳定，全部的手段不外乎镇压、恐吓，加上无所不在的欺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口号的出现，是极权主义者在走投无路、岌岌可危的状态下，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公开声称放弃中央计划的权易之计。正如1934年10月盘踞在江西瑞金的中共，因无法承受国军围剿打击，不得不放弃瑞金、不得不逃窜一样。为了掩盖逃窜的事实，还美其名曰“战略转移”或“长征”。中共逃窜到延安后，暗中发动西安事变，终于保全并壮大了自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恐怕没有那么幸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命题，更是一场无法瞒天过海的骗局。正如1949年毛泽东公开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伪命题一样——“专政”与“独裁”是同义词，“民主”与“专政”水火不容，也是同一坐标上方向相反的两极。只有极权主义者敢于无视天下人的智商，将“民主”与“专政”强扭在一起。
同样，“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也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
先谈“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套自我完善的系统性制度。市场经济以财产权私有为基础，以市场价格为信号，由无数人参与自由交易的大系统。财产私有的制度一旦破坏，就没有真正的市场交易可言。财产私有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几条狗围着啃抢骨头，狗们不可能划分“这是我的，那是你的”。人类不能像狗一样生存。市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公有制的诈骗与权力，为保证市场运行，首先必须实现权力制衡，并以宪政制度约束政府权力。缺乏权力制衡与宪政制度，“市场经济”完全无从谈起。有市场的地方，也不等于市场经济，中世纪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中海边的城市，海上贸易市场已具规模，但不能算“市场经济”。中国在明、清时，长江三角洲一带如乌镇、周庄等等许多水乡小镇，市场规模无法与威尼斯、热那亚相比，也留下小规模市场的痕迹，同样不能算“市场经济”。说到底，“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完整的资本主义体系，也是人类自发演进的结果。“自由市场经济”也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让谁先富起来？是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极权主义的领袖说了算。谁对消费者的贡献最大，消费者就愿意向他投入货币票，他就能先富起来。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词不断受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诋毁、诬陷和抹黑，但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必将是不断自我完善的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者强加给广大民众的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竭力反对财产私有，主张财产公有制度。公有财产制度下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市场交易，更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的制度。中共党国的公有财产制，原先称“全民所有制”，后来又改称“国有制”。正是在毛泽东的“全民所有制”的口号下，出现饿死近4000万人的大饥荒；正是在邓小平的“国有制”的口号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形成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八大家族”的103名太子党要员，掌控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90%的财富。说穿了，“公有制”的实质，就是以财产公有的名义，维护极权主义集团的疯狂掠夺与敛财。为了推行罪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极权主义就必须竭力反对权力制衡，阻挡宪政制度。
因此，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强扭在一起，就是一场骗局。社会主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维护一党极权。权力与极权是对自由的致命威胁，也是市场的致命威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虽有市场的影子，但每一笔市场交易中都有权力之手伸入，导致价格信号被扭曲，所以这个市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由于权力完全不受约束，造成腐败的普遍化、合法化。在农村，几乎每个小小村支书，就是名副其实的南霸天，就能随心所欲的敛财、横行霸道。在城市，一名小学校长、一个街道的芝麻绿豆官都能呼风唤雨、财源滚滚，至于厅局级、部级官员们的敛财手段，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官不贪”成了今日人所周知也无法掩盖的事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腐败的合法化，更是太子党们顺利掠夺民众财富的保障。
早在2007年《财经》第一期，就有署名文章提出“合法腐败”一词。文章指出某太子党要员先找来评估公司，对山西某煤矿估价为7000万元，然后轻易从银行获取贷款7000万元买下该煤矿。该煤矿所有权到手后，又请来评估公司，将煤矿评估为7.5亿元。接着又以7.5亿元的价格，转手将煤矿卖给山东鲁能集团。当7.5亿元到手后，向银行还贷7000万元，剩下6.8亿就成了自己的“合法财富”。山东鲁能的实际价值为1100亿元，2006年鲁能转股份制，这个太子党要员以37.3亿元买下鲁能91.6%的股权。两年后因中央干预，这个太子党要员又以85亿元的价格，让鲁能收回这91.6%的股权，从而使自己净赚的“合法财富”从6.8亿上升为48亿元。这个太子党要员全部的市场交易过程完全“合法”，类似的“合法交易”比比皆是，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奥秘所在。邓小平及陈云的后人在上海炒卖地块，同样都是借助“合法交易”空手套白狼，达到转手敛财的目的。
自由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靠的是企业家的创新才能。企业家关注的是市场，他们希望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他们只能全心全意为消费者服务，他们的竞争就是看谁的产品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企业家与生产者们唯有如此，才能获得消费者的选票（钞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没有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只能靠“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经济，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回到凯恩斯那里去了。加上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无法出现真正的企业家，更谈不上企业家的创新与竞争。没有企业家的创新与竞争，生产者的生存环境险恶，竞争也不断趋于恶性化。人们看到形形色色假冒伪劣的商品占据市场，生产者没有动力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桥梁、高楼等建筑物在建造过程中，强行降低成本的方法，不是靠技术创新而是靠不断偷工减料。时至今日，建筑物倒塌或漏水的现象屡有发生。食品生产中，三鹿奶粉、毒胶囊、地沟油等现象，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事实。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食品添加剂，充满在人们的餐饮生活中，农业生产中多种有害化肥，或各种化学制品，渗入农产品，然后借助市场交易上了人们的餐桌。就连土地、河水都受严重污染，没人能改变这一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消费者成了掠夺的主要对象，下层民众陷入相互残害的境地，而权贵阶层掏空了这个社会的全部财富，同时又享受着各种特供，他们养尊处优、享尽奢华，又将大量财富转移到境外。
这就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凭借搭上WTO的顺风车，凭借对美国贸易的顺差，达到近20年经济增长的目的。然而短暂的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的良性发展，WTO的游戏规则遭受空前的破坏，这个规则一朝废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离开了WTO，知识产权的偷窃难以为继，强迫技术转让也不得不终止，CPTPP想进又进不了，经济状态也就随之被打回原形。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对社会成员的全面控制，即使放弃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但社会主义对人的全面控制不会改变。随着社会可掠夺资源的减退，及社会成员不满情绪的上升，这种控制只能不断加强，绝不会稍有减弱。于是人们看到的，是每年维稳费用的上升，已超出巨大的军费开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连提都不许提，教师讲课小心翼翼，担心说漏嘴大祸临头。警察、城管执法公开流氓化，哪里还有一点“市场经济”的影子呢？难怪2015年WTO的若干成员国公开质疑中共党国“市场经济”的真假，中共连辩护的资格也不得不悄悄放弃了。
要想真正发展市场经济，前提是彻底埋葬“社会主义”这个罪恶的极权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