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是首先摆脱大共同体羁绊而建立起公⺠社会的秩序，还是先完成政权的政治体制变革，构建起一个⺠主国家的框架呢?这似乎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其实我们从新儒学思想和改良主义的百年遭遇就略⻅端倪: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经过一百年的时代变迁，蜕变成了“一大二公”、“天下为国”和“天下为党”。共产目标已成，但未⻅共享，只⻅私分，以统治集团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因⺠之所利而利之”——结果有三:“抑兼并”:⺠间经济得不到自由发展，个人资本得不到保护，社会一片凋零；“国兼并”:造成国富⺠穷；“不抑兼并”:国与⺠俱贫，唯官(权贵)独富。
“明君施仁政，贤臣从道不从君”——堕落为昏君施暴政，佞臣从君不为⺠，贪官从利不从道。
历史学家⻩仁宇在分析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育的过程时指出:首先是社会的下层结构建立起市场经济必需的秩序，各种经济因素即可以自由交换，其次变革社会上层机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重新厘清与下层结构的关系。然后设计链接社会上下层结构的税收制度和法律体系，使社会稳步进入健康的运作。而当社会的上下层主体结构尚未发育和改革到位，就开始强调“法制建设”和构建理想的社会秩序，事实证明，这个“法治”，必定是“法家之治”，所建立的“和谐社会”，无疑是“高压社会”和“维稳社会”。
3、超越价值，一种⺠族文化精神，只有当它能较好地解决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和现代性不足所产生的危机之后，方有资格给超越现代性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但如果它尚未曾很好地解决自身的现代化问题，便四处吹嘘所谓的“中国模式”，急于兜售“中国方案”，狂言要给全人类指点“超越现代性”的方向，建立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自恋和忘乎所以的无知。中国传统文化所表述出来的“超越价值”如“道可道，非常道”、“天人合一”、“仁者爱人”等思想精华，往往体现为一种“天⻢行空”式的神秘箴言和高大尚的形而上意识形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千百年来只能停留在朝堂言语体系，却难以落实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更何况要成为现实生活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是我们传统文化“不⻝人间烟火”的尴尬，还是⺠族性思维定式的致命局限。
三、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社会
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方式的两种不同的结合类型。
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信缘的集体团伙或联系纽带，它并非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社会则是在近代化进程中，一方面人们突破了旧有共同体的ሀ隘界限，发育了扩大范围的公共生活；另一方面是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随着时代的进步得以发展，因而逐渐形成的有别于旧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和组织。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它是相对狭小的人类群体概念。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个体、个人思想和意志)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联合体”，其宽广程度与⺠族国家相当。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共同体是一种整体本位形式，社会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有机结构。
中国传统存在两个共同体本位:一是以国家政权(皇权)为中心的大共同体本位，二是以家庭和宗族为中心的小共同体本位。“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统治的大共同体本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冲破了封建礼教对个性禁锢的牢笼。可以说，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国⺠众用革命与革新打破了两个腐朽落后的共同体本位的障碍，展现了奔向⺠族国家—⺠主国家—公⺠社会的光明前景。然而，由于来自三方面的原因，阻滞了中国奔向理想社会的进程:1、外部原因是列强入侵导致国家遭遇了⻓达十五年的“⺠族危机”和“救亡运动”，阻碍了国体建设。2、内部原因是在选择发展道路上误入迷途，二十世纪先后执掌国家政权的两大执政党都选择了北方强国的“强权国家主义”统治模式，崇尚“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大半个世纪深陷内战和对峙，导致同室操戈，国运凋零，⺠族进步由“悲情⺠族主义”演变为登峰造极的“战狼式⺠族主义”。3、⺠族文化深层缺陷的原因，“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的大共同体本位，却保留了“大共同体本位”的皇权意识；“五四运动”在拆除了小共同体禁锢之后，革新为革命所替代，既消灭了社会自立的精英阶层，也摧毁了社会自治的制度基础。因此，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意识形态，与“消灭私有制”的暴力手段、“强权国家主义”的统治模式相媾合，生成了一个由统治集团利益主宰的“国家大共同体本位”的怪胎，致使国家的⺠主进程整整走了一百多年的弯路。
在⺠族国家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众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是⺠众赖以生⻓的土壤，⺠众本应是国家的主人和创造历史的“主⻆”。然而，在强制性大共同体本位理念所构建的“社会—国家”的二元结构中，社会功能被高度挤压，名存实亡，国家往往成为权力的舞台，而⺠众发育成熟的过程异常的艰难。人⺠——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公”，实则为国家宏大叙事背景里的“芸芸众生”。它存在的意义，按照国家统治目标的需要，或作为伟大领袖发动阶级斗争的工具，或作为统治集团实现国家大共同体利益的代价。国⺠——表面具有与国籍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但实际上仅是一种名义上的“政治权利”，即国⺠的身份资格必须以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为前提而“具有”，如果你的个人利益或主张冒犯了、甚至不苟同于国家利益，国家就可以随时剥夺你的“具有”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说你并未真正的“拥有”国⺠的法律权利。市⺠——是在市场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众的生存空间取得一定的自由度后产生的概念。当国家大共同体的强制性有一定松绑，而⺠众的经济实力有一定积累及相关的社会机制生成的背景下，“市⺠自觉”和“市⺠自治”方应运而生。公⺠——除了拥有财富权益及公共利益共享之外，还拥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选举自由、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等权利，所有这些权利的总称就是“人权”。
公⺠身份无疑是基于《宪法》的法律地位认定，但只有当社会发展进入企业市场化、财富私有化、国家⺠主化和市⺠自治化的阶段之后，才能产生真正意义的公⺠，从而进入“公⺠社会”。
秦晖先生指出，国家现代化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开拓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建立公开公正的⺠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灵魂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财产私有化和个人诉求的自由表达)。因此在谈论现代国家和公⺠社会时，要把尊᯿个人的权利，尊重个性的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几乎是本质性的指标。人权实质上是公⺠的个人权利。但如果我们说人权指的是所有人的权利，或者说是不可分割性的整体——⺠族或国家的权利，严格来说这是一种对人权的异化解释。这一念之差，让我们付出了一百多年的代价。
公⺠社会，是每一个中国人追求的“诗和远方”，秦晖先生给我们勾勒了一幅理想的画卷:
第一部⻔:市场中的企业——创造价值的部⻔；第二部⻔:政治参与的⺠主国家——主持利益公平分配的部⻔；第三部⻔:捍卫公⺠社会古典价值的市⺠自治和公益组织。
第一、二部⻔，属于改革开放运动的范畴领域，在此就无需赘述。笔者仅就第三部⻔的建构谈两点粗浅的思考心得:
一、重构社会多元化结构和公⺠独立人格。
综前所述，百年革命不仅摧毁了中国传统的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基础，也消灭了社会多元化功能的生成机制，使社会陷入了完全适从强制性国家利益本位发展模式所要求的“高度同质化”和“无序原子化”状态，沿着强权国家主义所设计的“计划社会”(不仅仅是计划经济!)道路狂奔。经过了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了这种“自负理性”的致命危机，逐步认清了社会的多元化对人格ᇿ立和公⺠自治的᯿要性。诚然，修补传统的小共同体伦理规范似无时代必需，我们需要的是一方面构建符合现代⺠主原则的新型多元化社会自治功能和公益组织架构，打造公⺠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培育越来越多的“国⺠”从自助和自律走向自尊和自爱，成⻓为经济自立、⻆色自知、思想自信和政治自觉的新型公⺠。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秦晖先生所述的“市⺠(公⺠)与小共同体联盟”，建立“第三部⻔”，实现“公⺠自治的古典价值”的基本条件。
二、推动构建现代法制基础上的“社会—国家”新二元结构。
企业市场化、财富私有化、国家⺠主化和公⺠自治化是构成一个公⺠社会四位一体，缺一不可的要素，前三项又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有待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因此，从实现公⺠自治化的⻆度来表达对建立“社会—国家”新二元结构前景的期待，我们只能做出如下的展望:
1、执政集团放弃革命党的卡里斯⻢威权，回归现代⺠主法制意义的执政党。
2、国家信守对社会的契约，厘清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法律边界，严格履行推动建立社会自治有效机制的责任。
3、社会管理去行政化和意识形态化，回归⺠权⺠治⺠益⺠享本位。
4、以自由纬度打造公⺠的ᇿ立经济人格，以⺠主理念培养公⺠的ᇿ立政治人格，让公⺠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进步的主⻆。
这应是建立公⺠社会，实现社会自治所无法回避的四项使命，由此看来，中国的公⺠社会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