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家全球知名的外卖公司，盈利能力真有这么紧张吗?
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有严格的季度财报和年度财报。我们打开看一下。它自创办以来，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年是盈利的。18年亏损1155亿，21年亏损235亿，22年亏损67亿。
我看到这个财报，心里和大家一样，非常惊讶。因为每一单外卖，商家需要额外支付货品价格30%的送货费用，顾客需要支付每公里0.5元的送货费用。举个例子，午餐定一个20元的饭，3公里，顾客支付20+2=22元;商家拿到14元，快递员拿到3元，外卖公司拿到5元。大概抽成比例是这样。它究竟为何亏损如此之大呢?我们还是看财报。21年，它行政开支88亿、研发开支167亿。
22年，它行政开支98亿、研发开支208亿。钱都从这里流走了它的所有分公司都是外包出去的，总部平台需要多少行政人员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它的平台，就是一个手机APP，每年需要多少研发费用来支撑，大家也可以统计一下。有时候，精心修订过的数字会误导世界。还不如我们日常的体验。
这些骑手干着全世界强度最大的外卖工作，拿着最低比例的收入;商家一批一批退出，不再接受它这么重的抽成;它的大股东们在全世界豪宅游艇.转移资产.....·
和这些财报数据显示的完全不符！
送外卖的一个月里，我见到了3个女性外卖员，见到了几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最大的一位对我说今年66岁了。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3、4000块钱春节过后，我离开了外卖队伍，但在路上我还是首先注意到他们的身影。
生活不易
最近几个月，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3、4000块钱的收入。家里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银行发来的房贷还款短信·...··都在提醒着他们:跑起来，快些跑!有天夜里，我在访河边上一家烧烤店门口蹲着，等老板出餐。旁边还蹲着好几个美团骑手。
我问他，现如今啥活最苦?他说，送外卖挣钱最苦，还有快递中心搞分拣也苦，搬家搬货也苦，扛地板砖上楼也苦
我问他，比老家种地苦不?他说，当然比种地苦了;种地清闲，又不来钱，种屁的地。我问他，这几样比干建筑活苦不?他说，当然比干建筑活苦了;干建筑活，大工一天三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钱不?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跑了，过年，过屁年。我准备把这几样都干一遍。每一样干几个月。给自己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
是否有一种公司，不仅能让我赚钱糊口，还能教我们学点好的东西?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问。
这是一家日企的纪录片。不打卡、不加压.舒适地工作、工作到晚年，不仅没有拉低这家公司的效率，还为它赢得了更大的市场。很有意思，大家有兴趣可以打开看看。
我们这种极度内卷源自哪里，谁能告诉我?
我查证了国外快递业的具体情况。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所以国外让外卖送到家是很贵的。
(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国内的2-3倍，北美也是国内的2-3倍。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国内的8-12倍，北美是国内的10-15倍。)而且，国外的通例是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骑手被差评五次，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会被系统封号一年，不能再点外卖，必须自己去取。
双方如果投诉，系统提供的都是真人接听电话，2-6小时反馈意见。调解不了，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公司。像起诉公司“违规罚款”、“歧视”这种官司，打赢了一辈子就财务自由了一般都会收到公司钱庭外和解)。因为那些工会，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而我们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与刚才说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内核完全不同。
我们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我们这个“大系统的具体而微，基因完全一样。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像驴一样，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
这不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写的那样吗?“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比如兴趣和雄心，还有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这是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令人揪心。而我们遭遇的，是加强版，更令人揪心。
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延伸阅读：大陆高校教授送外卖一个月发文揭民生艰难
近日，大陆一高校教授体验了做一个月外卖员后，发文揭示中国大陆外卖行业的艰辛与内卷、中共治下民众劳动权益毫无保障。文章指出，外卖行业就是中国‘大系统’的缩影——剥削民众，让其维持最基本生存，而不是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教授邢斌以《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为题发文，讲述了自己整整一个月的送外卖经历。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揭示了中国大陆底层民众的生存现状，同时分享自己的思考，揭示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首先，文章介绍了自己做美团骑手送外卖的经历和收入。文章说，一个月他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这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
文章介绍，美团的外卖员分为专送和业馀骑手。在临沂城，专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都是市区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业馀送外卖的骑手更苦，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能挣7000。
其次，文章介绍了中国大陆的外卖公司与国外同类公司的差异。
文章说，在中国大陆几家外卖公司中，美团最狠，市场占有率最高，蜂鸟众包次之，闪送和顺丰相对温和，但生意不多。
这几家外卖公司的隐形控制结构是一样的：外卖公司总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给每个城区的运营商，然后运营商再次分包。
文章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很多国家是不允许这样操作。肯德基、麦当劳都有自己的外卖队伍:无论专职还是业馀，外卖员都是和公司正式签约，有五险一金，受伤有公司保险，从不设置送餐倒计时和亏款、罚款，催促快递员飞速赶到。
但是中国大陆的这几家公司实际情况是，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3元保险(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起诉都找不到人。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因为都是“劳动外包”，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
文章介绍，这种重大伤亡事故，据了解城区每个月都有。
还有就是，如果外卖员猝死，按照外卖公司这种特殊的结构，外卖公司总部所有阶层的管理都不会理睬，因为按照条款，这与外卖公司总部毫无关系，起诉都是白花钱。全国起诉外卖公司的案例都没一个赢的。
再次，文章介绍了外卖公司的罚款机制，对于外卖员来说，简直是毫无任何保障可言。一般规定，顾客只要投诉，就会重罚。但是，即使顺利完成送单任务，也会遭遇软件莫名其妙的提示“没有点击送达”，只好停下点击，但第二天就会被罚款。三次申诉都无效，申诉程序一点作用也没有。
文章对比了国外的情况，介绍，在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而且，国外的通例是，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骑手被差评五次，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会被系统封号一年，不能再点外卖，必须自己去取。双方如果投诉，系统会提供电话录音调解。调解不了，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公司。国外还有工会进行帮助。
文章还介绍，在送外卖的一个月里，他见到了3个女性外卖员和几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最大66岁，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3、4000块钱。最近几个月，他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
文章说，“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3、4000块钱的收入。家里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银行发来的房贷还款短信……都在提醒着他们:跑起来，快些跑!”
文章还介绍，和几个美团骑手聊天，美团骑手说：送外卖挣钱最苦，还有快递中心搞分拣也苦，搬家搬货也苦，扛地板砖上楼也苦，回农村种地清闲，“又不来钱”，干建筑钱多一些，但是拿不到钱，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跑了。
文章哀叹，“我们这种极度内卷源自哪里，谁能告诉？”
（网络截图）
文章观察，中国大陆的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与国外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内核完全不同。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这个（中共国）“大系统”的缩影，基因完全一样。“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像驴一样，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
文章最后发问，“究竟是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