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厂之后我推说离家已久，手中又无设计数据，要求回沪探亲一次，顺便收集设计数据。厂方因急需制造大批交流电动机供用，故立即批准我自费探亲假十天。在上海四马路（福州路）中华书局三楼参考室中，见到一套上海交大出的电机设计，该书有上中下三册正合需要，但售货员说此书不能随便出售，要有单位证明信才可购买。没奈何，看了半天只能叹息着离去。后来在三马路（汉口路）一间旧书店中找到一本译自俄文的中专用电机设计，全书共有五个交直流电机之计算实例。我赶忙买了下来，回到安徽即速将印有“中等专业学校用书”的封面撕去，换上一张浅蓝色书面纸做封面，用红笔写上“电机设计”四个仿宋大字。接着按10千瓦鼠笼式电机一例，各用97道算式设计了1.7千瓦和2.8千瓦两只交流异步电动机，同时将图纸画好，交去省会合肥审批单位审批。东西交了出去，心中却在担心——如果将来按我的设计图纸将电动机造好推上闸刀试车时，“砰！”的一声炸了起来，顿时公安局的警车响了起来，我又被逮起来……
总算还好，当设计图纸呈上后，审批单位仅将设计数据退了回来，说“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国家已有统一设计，不准私自设计。如果需要制造的话，可以购买国标现成设计数据——GB JO1型电动机数据。”这样一来，我的危险警报终于取消了。不过买来的数据纯粹是数据，一张图纸都没有，因此我的任务改为按数据绘制图纸。
69年劳改支队取消，由安徽省建设兵团接管，支队厂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生产建设兵团六安汽车齿轮厂”，专门制造江淮牌汽车的齿轮变速箱和客车。事实上安徽省这两部江淮牌汽车（大江淮和小江淮），就是由八个劳改支队合作制造——原劳改四支队摇身一变成为“安徽省生产建设兵团巢湖汽车制造厂”，按南京跃进牌汽车图纸制造小江淮汽油卡车（仅外壳有异）；原劳改五支队摇身一变成为“安徽省生产建设兵团淝河汽车制造厂”，按山东省黄河牌柴油车（也就是上海交通牌柴油车）的图纸制作大江淮柴油卡车（亦仅外壳不同而已）；原劳改二支队改成芜湖汽车电机制造厂，专做汽车用直流串激式起动机；原劳改一支队和三支队合并，改名“六安汽车齿轮厂”制作江淮汽车的齿轮变速箱、小汽泵和小型面包车；原六安轮窑厂改名皖西客车制造厂，用大江淮底盘制作大客车，同时生产直流分激式汽车发电机。两部汽车上除了橡胶件之外，所有的零件全部由八个支队工厂制作。
当年安徽省治淮总队共有几十个做土石方的劳改支队，每个支队有十数个大队，每个大队有十数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二十个小组，每小组有十六个劳改人员，再加上二十多个劳改农场，约有成百万人上下。五几年安徽省某省长在开省务会议时曾说，“蒋介石在安徽存有百万大军”，指的就是这些人。
1969年5月经同事介绍在六安结了婚，妻子是安徽霍丘人，中专财贸学校毕业。
70年3月生下了第一个儿子陶昆。当天家中如临大敌——老婆在阵痛、在叫嚷；我要到处奔波请收生婆、买草纸，又要忙着烧水、服侍产妇。急得蒙头乱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后来每逢老婆要替儿子做生日时，我会十分地反感。这种日子，又有什么值得纪念的呢？
72年秋天，漏孕诞下了第二个儿子陶晟。25元生活费（安徽省在极左路线主导下，自文革开始就将黑六类的工资取消，改发21、23、25元三种等级的生活费）供养四个人，生活就显得更紧张，因此小儿子在四岁时就因营养不良而患上肺结核。这不知是谁的过失？
79年初某天中午，齿轮厂保卫科侯干事冲到“草堂”（我住的茅舍）对我说：“上海交通大学保卫科有一个王科长来厂里找你，现在在厂保卫科等着。”这使我吓了一跳。二十年前就是他保举我来的，一走几十年，辗转调了几十个地方，现在已然住在破窑洞中了，他居然还会找过来，不知又会发生什么噩事。没有办法，硬了头皮也只好跟着侯干事去见一下。
哪知这次倒出乎意外，王科长向我宣布一张什么书，说是：“陶增烈同学1958年以前所说的错话，是认识问题，不是右派言论……”（仍旧留了一条尾巴——虽然不是右派言论，但依旧是“错话”，政策一旦转变，我又会被收罗进去）。读完文件王科长还问我：“有什么意见？”天哪，我已经吓破了胆了，哪里还敢有意见？急忙答道：“都很对，都很对。没问题，没问题﹗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自此之后除收到了交通大学寄来的三百元补助之外，什么也没有改变。
齿轮厂保卫科管教干事黄春宣说我右派帽子是“改正”了，但法院的刑事判决没有平掉，仍然是三类人员（三类人员指劳改人员、劳教人员、刑满或解教就业人员）。我曾经向这些长官大人们恳求做审案工作，但大人们都嗤之以鼻。告诉我：“劳改不是劳教﹗这么容易平掉？”在黄春宣的努力下，却私自替齿轮车间毛惕生完成了平反工作，且当众公布，恢复原工资。哪里知道毛惕生的上海原单位来函反对。这件事真使黄长官寝食不安，后来也不知如何了之。
劳教平反尚且如此困难，我更是不敢奢望，不敢作半点非分之想。但怪事往往使人出乎意外，不但出乎我的意外，而且连那些见多识广的大老爷们也出乎意外——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竟寄来一张平反裁定书，说58年原判不当，特予撤销。
原来右派“改正”之后，我们未得益彰，十余个在农场就业的右派同学，更是愤懑不平，轮流请假回上海找门路要求复查案卷，最终，得到交大的同意，会同徐汇区法院、徐汇区检察院等三个单位，对所有同学的案卷都作了复查，每个人都撤销了原判，重新作了裁定，发给裁定书。
重新裁定之后，交通大学又补发给我证书一册，齿轮厂说按年份定我为行政二十二级，加上原40%升薪指标时升的一级合并为行政二十一级。不久，我被调去安徽省电视大学（六安分校）教书，工资保持不动。既然撤销了原判，我马上呈上报告一张，斗胆要求去香港探亲。
来香港后投身于怡和洋行工作，虽然香港公司不承认我们的大陆学历，但在我们兢兢业业工作态度下，公司方倒也颇有弃之不舍之感。
97年台湾国立交通大学来函邀请香港交大校友总会的同学去台湾新竹参加交大建校101周年、在台复校39周年校庆典礼。香港交大校友总会有17人（包括2个女同学和4个家属）报名参加。我本来尚未决定行止，但一想，几十年来历次运动（不论是党外阶级斗争抑或是党内路线斗争），我都会被指责成章伯钧、罗隆基的应声虫、刘少奇的黑部下、林彪的黑爪牙、台湾国民党的派遣特务（其实“批邓”时我也曾被指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只是78年邓小平复出后并没有承认我而已），但连这些黑主子都素未谋面。现在章、罗、刘、林都已无可探访了，只有台湾这个黑主子还躺在东海之中。这一次既有这个机会，一定要去认一认这个多少年来使我莫明其妙为之承担过失的主子，看一看它狰狞的真面目。在这个前提下，我毅然地报名参加了校庆旅行团，且连间接受患几十年的老太婆孙鸿桂也携去了台湾。在台湾有幸与前来参加新竹交大校庆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合了影。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间，我已老了（当年在小学做作文、日记时，常感到只字千钧，半天也拿不出一个字来，于是经常套用一个公式：“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代的巨轮不息地旋转，转瞬间，暑假已过去了……。”每次作文先将这几句话写上，因为当时字大，这样一写，已经有了两行字，再凑上一些废话，就成了一篇文章。这个公式，竟帮过我不少年忙，是我的好朋友。想不到这个公式一直用到今天还能用来和你通信，哈哈）。97年香港回归祖国，我自嘲地唱了“香港的天是明朗的天，香港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赞歌之后仅两个多月，怡和洋行就逼我退休了。
抚今思昔，使我不胜感慨。这个政权的欺骗性昭然若揭：
1963年强迫留队就业之后，管教干部李开山公布：“本队内就业人员有不少都有四类分子帽子，究竟孰有孰无，现在我们也不清楚，所以必须暂时全按照有帽子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等将来一一甄别之后，再分档次管理。现在的进出信件必须经队部查看，上街必须请假，且需由干部陪同，无事不准外出。”这个身份一直到七十年代也没有甄别，因此，十多年来，就业人员一直过着被管制的生活，又无人敢与之理论。不过在这个社会有理也无法说清。
1979年初某日，交大保卫科王科长赶来六安宣布说：“陶增烈同学58年前讲的错话，是认识问题，不是右派言论，特此改正。”取消了右派分子帽子，发给交大补贴的300元人民币。由于四类分子帽子仍未提及，这个“改正通知书”对我来说丝毫没有用处。
1979年年中，工厂开始对就业人员作了甄别，大约有65%上下人员被宣布无四类分子帽子（但没有讲清楚是现在摘除的呢，还是原先就没有帽子的），并宣布余下的人员全部戴有四类份子帽子，遣送巢湖市白湖农场集中管理。所有遣送人员，需在数天之内上程。在这次甄别行动中，我被荣幸地列入无帽人员，留在六安汽车齿轮厂继续就业。但一切仍无丝毫差异，管教干事黄春宣一语道破：“你虽然去掉了四类份子帽子，但还是三类人员。”这使我明白，生存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是永世不得翻身的了。
经交大受害同学集体上恳多年之后，校方应承会同徐汇区法院、区检察院重审案件，终于将各人的刑事判决全都平掉。1979年11月徐汇区法院寄来了一张裁定书，说明58年之判决不确，特此平反。平反之后，工资定为行政干部21级，档案由保卫科调往组织科。继而又外调安徽省电大六安分校任教（组织关系仍在齿轮厂内）。因传统积习深邃，不但本人和家属仍受到种种压抑，而且子女在齿轮厂小学校低班读书，亦处处受到歧视和排挤。所以我申请出境之后，对这个政府岂有半点留恋？
黯然神往不胜感慨，写到这里暂时搁笔了。
同学陶增烈上
17/10/2010
[注]我的全部“罪恶”：1.集体贪污人民币12元；2.盗窃扫帚一把、学生俱乐部公章一只（因我当年是学生俱乐部部长）；3.诈骗人民币五元。由黄兆良、本人和“被骗者”高燮堂三人购买点心同吃。（当时高燮堂本人也甘愿受罚）；4.参加黄色暗灯“贴面”舞会一次；5.右派言论：“浙江省省长是右派份子，我校校长彭康也值得怀疑。”“同情章罗的全部右派言论。”“香港有亲戚来沪，我没有听他说起有港九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