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觉兄：
他乡遇故知——能在香港和你相晤，实乃大喜之事。但我们都忙于折腰挣米，数次见面都没有时间促膝细谈一下58年别后详情。再三思虑，不如趁我在空闲时将话写下来，让你在空闲时看，你说好吗？
自56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施“阳谋”号召全国人民大鸣大放起，至57、58年反右斗争止，全国挖出了55万右派份子。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这一段可怕的经历使我永志难忘。
58年元月第二次反右（补反），承本班支委会提名我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提交群众“审判”。按共产党的惯用手段——对斗争对象无限上纲，不择手段地罪恶化、妖魔化——我被强加上贪污、盗窃、诈骗、参加黑灯舞会和右派言论等五大罪恶（内容见注），打翻在地，再狠狠地踩上一只脚，要我永世不得翻身。反右领导小组随意地下了个决定：“提交公安局法办”。58年2月5日晚上九时左右，我打设计室中走回宿舍后，有人通知我：“保卫科王科长找你，要你马上去保卫科核对材料。”于是径去校门口的保卫科。刚抵保卫科门口，见到门口停着一辆公安局的小型吉普，顿时使我身上一凛，一个意念像闪电般在我脑中显现——暴风雨即将来临。
我心中盘算，必须尽快离开交通大学，而且还不能从校门出去。我深信值此时刻三扇校门一定都已接获通知，绝对不会放任我外出，只有番禺路接近淮海西路处，有一个苏联专家的花园别墅，其围墙转角处有一对长年关闭的木门，这对木门最多只有两米高，年轻人可以轻易地翻越而过。但是转而一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介草民，无财无势又能逃到哪里去呢？而且凭良心说，我并没有实质性的罪恶，完全不必潜逃！这一逃避倒反而加重了罪孽（当时政治上天真幼稚，一没有想到人可以不凭良心，二没有想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可以不按法律定罪）。一边想着，一只脚已跨进了保卫科，当即被拘捕送去了徐汇分局。这一行，几十年都回不了家。
58年10月份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破坏革命秩序”一案（总算没有定为“反革命”案）判处我有期徒刑五年。接着就被塞入铁闷子火车，押送安徽省治淮总队劳动改造，在淮总第一工程支队“修理地球”。五年内先后在安徽省陈村水电站、门台子三级管道、裕溪口铁道改线、马鞍山金矿公路等近十个工程所在地做土石方，所谓“拆地球、补地球”是也。所到之地农民生活艰苦程度已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按政策规定我们的生活应低于当地群众，因此我们的苦难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初抵时在皖南山区径县陈村水库服劳役，当地的环境卫生恶劣到无可言喻的地步，遍地是苍蝇，好似一层黑色的地毯一般。队里规定乘饭后休息短短十余分钟时间，每人要灭蝇二百只。由于苍蝇数量多得出奇，随便拍拍，俯拾皆是，因此完成任务十分容易。有一天，我捕到苍蝇五百余只，本待上缴，但想到每天日以继夜地肩压着几百斤的重担，过着非人的生活，又有什么意思？于是我将五百余只苍蝇和水一齐吞了下去。紧接着广播中立刻狠批、咒骂起来，说是：“劳改人员陶增烈为了抗拒改造，将打下的苍蝇五百余只一气服下，企图对抗人民对他的改造……”至此，我生死都早已置之度外，岂能惧怕区区批判。但食蝇之后居然没有死去，仅患上了阿米巴痢疾。
1959年之后，中国进入人为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中国人民多达3000多万人，是8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达到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分散在安徽各地野外干土方工程的治淮总队下属的几十个劳改支队，更是粒米皆无。本大队共有劳改劳教人员二千五百多人，距河南省人吃人的地段仅二百公里，幸好大队决策后派遣了一个由安徽当地劳改人员组成的中队二百余人，每天上山采集野生植物的种子和根、茎之类（美其名为“小秋收”），回来晒干磨粉供给全大队二千五百余人食用。野生植物之中，虽然含有少量淀粉质，但服食以后，并不能解决饥饿的问题，连屎也无法屙出。本中队原有250余人，居然有150人以上因黄胆、浮肿和鼓胀而病倒，每天勉强可以上班抬土的仅五十人上下。这个时期，劳改劳教人员因病死亡的更是数不胜数，无从统计。
每新抵一处工程，不论挖河抑或取土建坝，第一步就是清皮——将表面腐土、杂物去除。不论清皮由湖面开始，抑或从农田开始，全体“候补饿殍”会欣喜若狂如获至宝，因为可以趁此机会饱餐一顿（乃致多顿）。湖水一抽干，稀泥中有鱼虾，捕到后用杯子盛装，冲入开水就可生吞大嚼。即使挖掘的是干土农田，全无鱼虾，“候补饿殍”们还是兴高采烈，因为每每挖到一尺深时，会有青蛙、蛤蟆穴居冬眠，取到以后，剥去了外皮，用开水浸泡，连内脏屎尿都不舍得丢弃，全部吞下肚中；逢夏、春、秋等没有青蛙的季节，也可以挖到很多块茎类野生植物，边挖边吃，大快朵颐（当然也冒有风险，有一次本人吃下了不明有毒根块，喉管胀痛异常，数天都不能出声说话）。有一次被我挖到一只贮藏丰富的老鼠窝，聪明的老鼠（因为鼠世界中没有荷枪实弹凶恶的鼠卒看押）早己逃之夭夭，遗下了一窝浸胖了的黄豆、花生，足足被我装了大号搪瓷杯一杯子，供我大嚼了好几餐。1960年的冬天，我就这样生食了青蛙、虾蟆数十只之多。
按规定，改、教人员每十天洗澡一次。洗澡的那天，可以不上工地抬土，但并不等于可以停产休息，而是改作挖地、开荒、抬运粪便等农业劳动。61年冬天某日澡后，中队派遣四十多个劳改人员抬了二十多只几百斤重的大屎桶，去几十里外的荒山上积肥。途经一处已被当地农民挖掘一清的红薯田时，和我合抬屎桶的伙伴小朱，无意地在松土之中踢到一只农民遗留下的红薯。这是天大的喜事，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前面有带队的蓝衣干部，后面有荷枪实弹的现役军人跟随，而且还有四十多个饥肠辘辘眼中冒火的“候补饿殍”八十多颗乌珠极目相视着。值此环境，虽有孙悟空的能耐也无法可施啊！机警的小朱，却不慌不忙地停下了脚步，放下屎桶，弯腰拾起地上的红芋，迅速地投入屎桶。在小朱停担弯腰取物的瞬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地投向我们，但继而见到被摘取的对象竟投入了屎桶，便消释了狐疑。卸屎时，我们蓄意地落在最后，等别人倒完后，才走近坑边倒屎。稀屎倒尽前，我伸手从屎液中取出红芋，迅速地在泥土上擦了一下，一掰两半，各取其一。在回程途中，抬着空桶，踏着轻松愉快的步子，在裤子上抹去了红芋上的余屎，塞入口中大嚼了起来。
62年，土方大队迁至门台子挖掘三级管道。门台子虽是个小站，但地处京沪铁路沿线，交通较为便利。家父乘机赶来探访一次，将家中数月中勒紧裤带省下的粮食和副食品，全部携来安徽接济。收件时，狱卒们虎视眈眈，尽敛于目。家父一走，狱卒去叫来了管教科杨科员，检查之后将听头猪油、听头鱼、肉统统充公。充公理由是“你父亲带来的听头食物没有贴纸，肯定是走私物品”。于是，我立即去信上海查问，母亲回信告知：“年关事忙，侨汇商店售出之罐头食品大部分无暇贴纸，将纸发给后命客人自贴。既然是自己食用，谁还会贴上商标纸再吃？幸好当时商标尚未丢弃，现寄上供你佐证。”商标纸呈上后，大队副回答我说：“你的东西己处理掉了，不用再问了。”管教科科员，更无善言，命令我不许再提此事。劳改人员每月只准出家书三百字，无法出信上告。如今的访民，还可以走动，作为劳改人员受到全天候监控，冤沉海底也无人问讯，向何处诉讼呢？在这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万念俱消的时候，忽然来了一线生机——一天下午，收工回来，在大队门口见到一个满面胡子的中年军人，后面竟有两个荷枪实弹的警卫员紧紧跟随。不但如此，本大队的大队长也随后唯唯喏喏。我一想，这个人不是支队长也应是支队副之流，这种人来此视察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不论明天是否会上工地视察，我应当迅速准备一份申诉书，有机会就即行呈递，死马当活马医。回到工棚之后，藉做小组学习记录员之便，在煤油灯底下一面记录小组的发言，一面抽空写下了一封申诉报告。第二天早上，将申诉书用油纸包好（因劳动时汗流浃背，会浸渍纸张），藏在短裤口袋之中，不动声色，照样上班推土做工。十点钟上下，果然那满面胡子的军人暨一大伙部下左拥右呼上了坝顶。正好我的大车泥土已推抵大坝中段，为了在来客离开前冲上坝顶，我迫不及待地将车子一歪，整车泥土未到倒土线就一齐翻侧在路边。同时大踏步地向坝顶走去，口中大声报告。一路上中队长、施工员等出手拦截未成，我已迅速冲到了坝顶边沿。大队长、大队副和两个警卫员见状大吃一惊，剑拔弩张，后者马上持枪冲出拦阻，并大声喝令我停止前进。我表明我是来见支队干部呈递书面报告的。于是警卫员一面命我“不准再前进一步”，又大声叫嚷：“拿过来！”上前收取报告。半小时后，毛胡子走了，本大队大队长和中队长都惊魂乍定，纷纷跑来埋怨和辱骂。我早已不作存活的打算，任何处置都不在话下。岂知反而出现了奇迹——交状纸后五天，中队长将听头鱼、肉全都送回给我，并骂了我一顿。
挖管道工程越做离住处越远，终于将三级管道挖到了几十里外的临淮关。每天早上要经过凤阳县的县城门口，再取道向北直至临淮关。为了适应长途跋踄，不再采取箩筐摞迭、锹杠捆扎由专人扛抬的常规方法，改为每人自带箩、锹、杠各一件的行军方式。每天走到凤阳县前的一处人迹罕见的山间曲径处，会看到一只一尺上下发出阵阵微臭的死小猪。一连三天全都如此，居然无人处理。第四天，我实在忍耐不住，奔前拎起猪脚，将猪尸丢入了背上背着的箩筐之中。岂知后面那个军人竟大声吆喝起来。不得已，在一阵咒骂声之下，只好抛出了猪尸。过过这种日子，我对“饥饿”两字有深切的体验，后来得悉邻省河南当时曾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也就见怪不怪了。63年期满，支队管教科勒令留队就业，且逼迫我签写“自愿留队申请书”一份。本人当时不同意留队就业，拒绝书写“自愿书”，于是就逾期不释。继续关押期间，每天仍逼迫上工地抬土。与此同时，本人闻悉管教部门在到处搜集本人资料，准备扩大、造谣，重演白虎节堂事件。一直坚持到第十五天时，本人的精神已接近崩溃，不得已签下了“自愿留队申请书”。当天就获释放，从劳改队搬入了就业队，继续做着土石方工程。在就业队中，除了多了人民币二十余元工资之外，一应全无不同，进出信件同样经由干部查看（字数可以略多于三百字了），上街外出受到严格限制，一般每十日休息时，由两个管理人员前后押队上三里外的集镇购物一次，且限时带领返回。在就业队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一两年之中，可以申请自费回家探亲一次，宽限日期（连路程）约十二天上下。
先后又在屯仓水库、黄引河江水分流、梅山水电站、摩子潭水电站和佛子岭水电站等几处修建水库。这些年来，基本上以做土石方为主，间中也借口“交大电机”这个履历，充当过临时性的外线电工、内线电工、配电工、电机修理工、汽车电工等多种工种。
65年以后，治淮总队改名为安徽省水利电力厅，不久土方支队又转入安徽省公安厅。各支队照旧承接土石方工程。为争取本单位大小干部的利益，各支队在土方队之外纷纷在支队部所在地开设修配厂，找寻新的出路。本支队也不例外，先后遣人至各土方大队物色车、钳、刨工和机械设计、电机设计的人才。我知道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毫不犹豫，立即报称本人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并且具有多年设计电机的经验（其实“电机设计”这一门课程只有读“电机制造”专业的同学攻读，电机类的其它六个专业只读电机学，但并不修读电机设计），就这样被调去了六安一支队修配厂技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