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正，杜老，今年100岁了。杜老的女儿杜明明约我写点东西，发给我一段视频，只见杜老清瘦，戴着鼻饲管，坐在病床上写字：吴思老弟……
我是得写点什么。我得准备我的答卷，回答早晚会出现的问题：杜导正是谁？
一，《炎黄春秋》创办人
杜导正是我的老领导，《炎黄春秋》杂志的创办人。1991年创刊前，他是国务院新闻出版署署长，再往前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新华社随军记者、山西雁北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等等。不过，在百年人生的诸多身份中，他最认可的还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面对面工作十多年，但我很少听他说过自己前半生的好话——除了谈恋爱得手之外。我们听他讲怎么上当受骗，下令锄奸却错杀了老百姓；怎么埋伏日军反被包抄，年近九十还在梦中跳跃奔逃；怎么在反右运动中被迫把新来的大学生打成右派，改正后登门道歉被人家黑着脸挡在门外；怎么在吹捧大跃进之后说了几句实话，被陶铸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挨斗17场；文革中怎么挨斗54场，女儿看着他受人侮辱，他看着女儿被人欺负；当了新闻出版署署长又怎么反自由化，查封《新观察》之类的报刊……等等。我听到的不是走麦城，就是做错事。
那么，创办《炎黄春秋》又有何不同？《炎黄春秋》尽量讲真话，绝不主动说假话迎合什么。用杜老经常念叨的萧克书赠的话说：“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如此坚持25年，以292期杂志，六千多篇文章，巅峰时每期约19万册销售量和331万电子版订阅量，单篇热文上千万的点击量，重塑了汉语读者有关现当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忆。
本来，官方塑造的历史记忆，主色调是光荣伟大正确。至于土改、镇反、反右运动、大跃进和大饥荒、四清和文革，以及众多历史事件的深层和背面，只有粗线条的寥寥几笔。《炎黄春秋》发表了大量当事人的回忆反思和学者的研究探讨，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激活了，立体化了，全面化了，因果关系也更清晰了。这就好比过来人和专家一起画了一张路线图，可以提醒我们某处有深坑，某路其实是一条沟。在修订精神地图的意义上，数以百万计关注国事的读者，两三代人，哪怕只在关键处订正了几笔，对中国的走向都可能发挥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
杜老不抽烟不喝酒，不讲吃不讲穿，不打牌不下棋，满脑门子国家大事。除了写几笔板桥体的大字外，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业余爱好。上得班来，只见他盘腿一坐，便摇着大蒲扇招呼社委会各位同事过来“务虚”：“有什么消息？来兜一兜，兜一兜。”“兜”到紧要处，哦哦连声，眼睛能放出光来。很难想像如此纯粹的“政治动物”离休后能安享晚年。创办《炎黄春秋》，一再触碰权力的中枢神经，风险大难度更大，却是他最好也最有乐趣的人生选择。
中国的出版市场呈品级形态，好像玛雅金字塔。相应的媒体产权也可以叫品级产权。位置越高，权力越大，产权越“神圣”，可以随意进出下边的各级各种市场，还可以强制订阅。权力稍小，只能在自己掌管的条条块块之内办报办刊。至于民办报刊，如果无权无势，根本无法存在。当然也有潜规则。杜老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离休后权力交了，关系网或影响力还在。奉开国上将萧克之命，在一级民间社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招牌下，居然就利用各种关系找到刊号，改了刊名，办成了一份事实上的民办刊物。
在出版界的玛雅金字塔里，最底层是官办的县报县刊。《炎黄春秋》以民身冒充官办，官帽在上，民身在下，正身的位置应该在地下室。杜老称这种存在为“四不像”：无官方编制、无财政拨款、自己在市场上打拼、又戴了顶红帽子注册为“国有事业单位”。非官非民，非企业也非事业。前中宣部部长、《炎黄春秋》编委朱厚泽先生说，“四不像”体制就是过渡时期的最佳体制。当然，“四不像”的合法性不足，很容易被当作黑市私贩打掉。确实也有打掉的先例，还上了《期刊出版工作法律法规选编》。
二，不成功便成仁
正身如此虚弱，竟敢修改官方发布的记忆版图，杜老屡遭重手打压。
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打压发生在2004年。官办报刊必须有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好比小媳妇必有丈夫和婆婆。主办单位好比丈夫，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即是。主管单位必须是直管丈夫的婆婆，文化部即是。但我们屡发触碰底线的文章，闯了祸，高层找文化部领导问责，文化部便要求我们每期送目录预审。这相当于上交终审权。杜老不从，婆婆就拒绝再当婆婆。没了婆婆，每年的报刊年检无主管单位盖章，户口作废，没户口不能印刷、不能发行、不能运输，杂志就要死了。杜老四处找婆婆，求爷爷告奶奶，他自嘲说：“除了送女人送票子，我们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最后，2004年那道坎，还是请炎黄文化研究会费孝通会长出面，给最高领导写信求情，由主办单位临时兼任主管单位，才算暂时过关——十年后再次翻出旧案，到底由文化部出面把终审权收了。
2008年杜老第二次遭遇打压。官方看出“四不像”的要害在前朝权贵，便要求杜老退休，不再担任杂志社社长。杜老辩称“无法规依据”，官方立即修订规则，出台文件禁止70岁以上的离退休干部担任媒体主要负责人，给出了“法规依据”。打压不同思想和主张时，官方通常扬长避短，“以非意识形态手段处理意识形态问题”。面对这种手段，杜老的惯用打法是舆论造势，硬顶硬扛，以“不成功便成仁”的姿态把事情闹大，让对方感到得不偿失。但这次对方来头大，坚韧不拔，寸步不让。一拖再拖之后，杜老妥协，把法定代表人的帽子扣到我头上，再加一个常务社长的头衔。从法规角度说，杜老名义上不再是杂志社主要负责人，对方可以交差了。《炎黄春秋》又得到六年时间平稳发展。
当然，平稳只是相对而言。小打压年年有，恨不得期期有。中宣部报刊阅评小组每期都能挑出我们的毛病，每次年检我们都通不过，听训喝茶写检查做整改方案成了我的家常便饭。但上述力度的打压，闹到要死要活的程度，我只见过四次。
2014年第三次打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奉命交出主办主管权，改由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主办，文化部主管，艺术研究院派人参与目录一议二议，终审权破防。2016年7月第四次打压，换班子，让杜老回家养老。
两次打压，杜老仍以“不成功便成仁”加适度妥协的策略应对。“成仁”的威胁是当真的。杜老多次扬言，如果让我们改变方针，把《炎黄春秋》办成《求是》第二，不用等他们来封我们，我们自己就会停办。2014年的那次硬顶，动作很猛，内伤颇重，妥协之后活了下来。2016年7月已无妥协空间，艺术研究院动员身强力壮的行政后勤人员带铺盖入住炎黄春秋杂志社，占领办公室，全面接管。杜老宣布《炎黄春秋》停刊。但官方根本不承认停刊。《炎黄春秋》至今仍由官方按时出版，尽管面目全非，发行量也跌去大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