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排右4为任然先生，前排左2提红包者为照片提供者李定祥先生，摄于1996年
任然先生应该是个老革命了，因为我听妈妈说，他1957年被遣返回乡前是重庆市歌舞团第一任党组书记，那么肯定是1949年前投身革命的老党员了。
他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当年妈妈不能告诉我，文革中妈妈去世了，后来平反时我才知道了妈妈冤屈的来龙去脉，由此也推演出了任然的冤案。
任然叔叔和我妈妈他们都是刘雪庵先生的学生，任叔叔还是刘先生的外侄。
反右斗争中，刘先生因“何日君再来”这首歌被打成右派，号称“中国音乐界头号大右派”，在全国音乐界进行批判。妈妈作为“炸弹”肯定是重点揭批对象了，可是无论怎么动员，我妈妈都是一言不发。
不左即右，于是我妈妈被划为没有右派言论的“内划右派”，需要内部控制使用，下放到当时颇为偏远的寸滩中学任音乐教师。可以想象，任然叔叔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遣返回乡是犯了多大的“罪”啊！肯定是为他的老师、舅舅做无罪辩护了。
“历史将证明我们无罪”，这是当年一个大右派的名句，最终一语成谶。1978年后右派们全部平反（只有六人未平反，以保留物种，证明只是扩大化，而不是彻底错了），很多还都官复原职，然而，如不是亲眼所见，常人是无法想象这二十几年的日子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有幸和任然叔叔见过两面，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大约是1961年春节前后，任叔叔来到寸滩中学看望我妈妈。记得到家时饭点已过，食堂打不到饭菜了，妈妈就用煤油炉、小锑锅给焖了一锅饭，妈妈说这叫“随水干”。起锅前又用一个小碗倒点酱油，挆了一坨猪油在碗中，放在锅中心将猪油气化。锅上桌后，我立即拿碗准备给任叔盛饭，只见他已迫不急待地端过锑锅，把油酱油倒在锅里，边搅拌边进嘴了。
原来他已有好久没吃过白米饭了，什么是狼吞虎咽我算是见识了。这个原本非常儒雅的作曲家，在饥饿面前，只能不管不顾了。那时正是饥荒年时期，他们家乡永川已饿死好多人了。
“日子真的没法过了。”1957年任叔被打成右派，妻子离了婚，女儿跟了妻，他一个人回到原籍永川乡下。妈妈说这是当时他们一家人最好的选择：把影响降到最低，给妻女留条活路。
其实这真的是一厢情愿，据我所知，没有哪个右派家庭因为离婚而拯救了子女命运的。即使离婚了，也叫右派子女。任叔说，老家的乡亲们很朴实，回乡后精神上反而还没什么压力了，没有人把他当坏人，劳动中还对他时有照顾。只是那里太苦、太穷，太落后了，日子过得很艰辛。
因为下午还要上课，短短一面任叔就要离开了。我看见妈妈用一个布包装了一瓶猪油，一包白糖，还有一些点心（那时叫高级饼干），又在信封里塞了一叠钱，装进包里。我们把任叔送到校门外的山坡上，妈妈把包交给任叔。边告诉他包里有封信，下山前拿出来放身上不要搞丢了。一边示意我推着任叔往外走。我知道，妈是不想让任叔尴尬，更怕听他当面说谢谢。
望着任叔下山的身影，妈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说。后来任叔来过几封信，妈妈回信时总是夹带元把钱，聊做邮资。任叔来信说：“不要寄钱，钱我忍不住要拿去换胡豆吃。我想给你们写信，请给我寄邮票吧。”看着真的让人好心酸。
1968年春节后，任叔又来我们学校了。他告诉我们，文革中他很幸运，因为这十来年他改造得很好，他们那里很偏僻，乡亲们还没有“疯”，造反派对他这个“死老虎”没有兴趣，他还可以自由行动。心里实在放心不下我妈妈，就想过来看看。
这次他带来了一大袋红苕、一大包豆豉。他说红苕是他亲手挖的，豆豉是他远亲做的。他的担心是对的，这次是我妈妈遭罪了。文革中，妈妈的罪名是“叛徒、内奸”，关牛棚、被批斗、扣工资。每月只发二十元生活费。每天在学校打扫卫生。没有人身自由，有事虽然可以请假外出，可必须在身上缝上黄色的三角形，以示为“牛鬼蛇神”，便于让广大革命群众监督。完全效仿法西斯对犹太人那套。
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文革开始以来，妈妈就没有见过任何朋友了，原来以为这次运动中任然叔叔会更惨，见他无羔真心替他高兴。
午饭后妈妈出去扫地了，我们已停课，没事干，我就在家陪任叔。那时重庆分为“8.15”“反到底”两大派，观点针锋相对，全民都参与，天天吵翻天。任叔说永川也分为什么“保皇派”“红旗派”，两大派。我问任叔：“你是那派？”“我没有四大。”他平静地说。
我一震，我理解他的说法，明白他指的是：因为他是右派，没有大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的权利。我赶紧解释道：“哦，我是麻五类子女，也没有参加派系的资格，不过，因为打得太热闹，对他们各派的观点也可以有自已的想法噻！”“我不能有想法。”他依然平静地说。
这一下我的心颤抖了。我老实又可怜的任叔吔！你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哟！居然被逼得来连思维的权利都不敢有了。记不得是哪位哲人说的：“人之异于禽兽，就在于有思想、有感情。”在任叔身上，我再次看到当年的反右斗争给那批曾经有理想、有抱负、有作为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多么残酷的阴影。
最近几年，我常看到一些介绍右派生活的文章，好多人都没能熬到1978年。任叔的舅舅刘雪庵先生坐牢二十多年，熬瞎了双眼，出狱九年后，直到1985年才平反。同年去世，盖棺论定，评价非常高，好冤啊！特别是最近，接触到了《夹边沟记实》，和那里的右派们相比，我又不得不为我的任叔感到庆幸，他终于熬到了平反，恢复了工作。没能恢复原职但庆幸的是身体还没有垮掉。
1980年代初，我得知任叔平反，又回到了重庆市歌舞团，夫妻复婚，全家团聚。可惜我远在成都，不能当面祝贺，我写了一封祝贺信寄去。任叔回信说，写得真好，活泼，幽默，好暖心。
任叔找到了我哥哥，还约了金砂叔叔和哥哥见面，金砂叔叔是他的表弟，刘先生的内侄，也是刘先生的学生，歌剧《江姐》的作曲者之一。
三个刘先生的门徒聚在一起，真有聊不完的话题。任然叔叔和金砂叔直接师承于刘先生是师叔，我哥哥由我妈妈口授心传，得真传衣钵，在作曲上也颇有建树，他们戏称他为徒孙。他们一起聊了好多过去的故事，一起探讨作曲的心得，感悟不易的人生。
1985年哥哥调到成都工作，大家都因为忙于生计渐渐失去了联系。近几年退休后有了闲暇也时有思念，曾拜托人打听过，因为年代太远久，都说不知道他的情况了。
最近结识一位笔友，是任叔单位管老干部的老人了，从他那里得知任然叔叔已经去世多年，尽管也在意料之中，难免还是心中戚戚。逝者已矣，生者只有自责，这些年过得稀里糊涂，都没回去看望他们。悔之晚也！乌呼！聊以此文寄托哀思！
2016年秋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