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些年来，网上论战之激烈，可说是近二三十年来少有。在对这些观点加以分析细辨时，我也意识到，其实中国人往往在论争中抱有某些特殊的逻辑前提，而正是这些支配着人们的思维，使得他们更难反思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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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与“片面”
在这些争论中，常能发现有许多人指责他人的看法是“片面”的、或是未能“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而其论战手段，也往往是找出对方的论述中所遗漏的、或细节上的不够准确，甚至认为攻其一点，就足以否定全部。
的确，一个例外往往就能动摇整个理论的基础，但问题在于，中国人很多时候反对的并非某个定律式的理论，而不过是一种个人主张。要求对方的立论必须全面、准确，这实际上意味着假定对方必须像神一样全知全能才行，而这当然是无人能做到的。
由此来看，中国人在意的其实是一种整全性的全面评判，这恐怕正是源出传统思想中的一元本体论——简言之，就是相信百家争鸣的所有“道术”，均是从同一个母体衍生出来的。
战国时代诸子各道其所道，“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韩非子·显学》），但“各家之道均是割裂不完整的，但因其本出于一原，故内部又有可以相通之处。只有统合会通这些割裂不完整的道，才能重新恢复原初大道的完整性”（龚鹏程《国学入门》）。
这样，中国人在争论时往往是攻击他人的观点是失之偏颇的，而只有自己才代表着更完整、公正的看法。
也正因此，中国人特别容易踏进“虚假同感偏差”的陷阱——这是1973年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李·罗斯（Lee Ross）等人提出的概念，认为人们常常高估或夸大自己信念、价值、判断的普遍性。在中国社会中，很多人正是无意识中自居为“公”来反对“私”，或自居看法“全面”反对他人“片面”，却很少意识到自己所论的，也只是个人主张而已。
在这种“公”的意识影响下，中国人所说的“客观”评价，其实很多时候也并非是指“不受个人意志、偏见或立场影响”，而是指在立场上“不偏不倚”。
这恐怕是因为，对外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物质世界，对客观事实达成共识还相对容易，比如“这是一块石头”，毕竟看见的人都难以否认；但中国社会历来感兴趣的却是身处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而这就**很难有撇开主观性存在的事实陈述了**——例如说“他是一个好人”，这究竟是一个客观评价，还是主观认定，有多客观、多主观，可能不同的人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同样的，很多人所说的“就事论事”，其实也不是讨论事实的中立原则。有一次群里激辩，一位勃然大怒：“不肯就事论事，但凡说到西方国家的不好，就一定要拿国内情况来比较一番，不是阴阳怪气是啥？明明是指出他言论中的漏洞，他非要扯出国内如何，这是就事论事的态度吗？”
在此，双方的是非且不论，但显而易见，标榜“就事论事”的人自己也没能做到，因为他开口骂人，而理由却是对方“不肯就事论事”，换言之，在这里，“就事论事”是一种道德要求，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很多人是自视“就事论事”、持论公正不偏颇，而贬斥他人没有正见，这其实是改头换面的威权主义。
很多人受此影响而不自知，这也确实深深扎根在我们的文化中。试想一下，汉语所说的“偏见”，乃是指偏颇之见，暗示割裂不完整的看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但在西方文化中的概念则迥然不同：英语的prejudice出自拉丁语praeiudicium，本意是指“事前的评判”（prior judgment），强调偏见源于不假思索的固有刻板印象。这就是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说的：“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分开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
顺着这一意涵，西方文化突出的是反直觉，因为直觉反应往往是本能的、迅速的、来不及理解之后再批判决定，进而认为必须要冷静地运用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