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易卓说，教师非教学任务增多的问题，不能单从教育系统去理解，“比如现在村里面的（类似）工作也很多，逻辑是一样的”。
在何卫公负责的学校，教学任务本就繁重。小学二年级至六年级一周的标准课时是30节，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有相关课时规定，必须执行。但往往当地一些行政部门会给学校安排各方面的宣传教育任务，“哪个部门觉得哪个东西要让学校讲一讲，就给你下个通知、下个文件，让你在哪一周一定要上一节课，然后拍照上传视频，证明你做了。”何卫公说。
由于课程安排本身较满，有时很难协调出空余课时，上级通知又要求短时间内必须要做，学校只好临时加塞课程，一堂教学课就这样被挤占了。易卓所在的团队估算，非教学任务会挤占掉教师一半以上的时间。
早在2017年，李镇西就在《教育研究与评论》发表了《关于“较少教师非教学工作”的调查报告》。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787名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参与了这项调查，结果显示，普通教师与班主任对非教学工作的负担感受最为强烈。
调查数据显示：有52.6%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基本教学任务的准备，80.5%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教育教学研究。
这些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于非教学任务。“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
在李镇西看来，那些与教师们“考核”挂钩的规定、任务，渐渐成为教师们的“微负担”，点点滴滴的“微负担”聚集起来，成了压在教师们头上的一座山。
“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上课”
凡事要留痕，也成为班主任们身上的“微负担”。
“一线教师愿意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但实在是被形式主义所累。”张荃说，找孩子谈心谈话，要把谈心内容写下来；关注公众号、下载App的任务完成了，还需要截图上传。
一所乡村小学的班主任告诉记者，在她所在的学校，班主任兼职保安，每天早上，要换上保安服在校门口守着，并拍照上传留档；放学继续在校门口当保安，目送孩子放学回家，继续拍照留档；假期要每天在家长群发安全提醒，并截图上传。
“反正现在什么都得留痕，免得出了什么事情找上你说不清楚。”张荃无奈地说，“为什么我的头上不长一个摄像头？”
各式各样纷至沓来的非教学任务，让四川一所小学的校长高霖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好像）都能关系到我们。”
而在所有的非教学任务中，他最为无奈的是安全管理方面的任务，“安全第一，教学第二”。由于相关任务过多，这所学校不得不设置“安全办主任”一职。
“安全办主任要上传下达各种文件，填各种报表，做各种方案预案、各种制度。出一个事情一个制度，制度非常多。”高霖说，比如防火、防溺水、防磕碰、防传染病、防高坠、防食物中毒，等等。
没有教师愿意主动承担这项任务，高霖只好安排一位去年新来的女教师担任。“她最年轻，看起来还比较活跃。”除了安全办主任一职，她还需要教两个班级的数学课。
然而没过多久，那位年轻的女教师就不干了。高霖说，动不动就有人来检查，检查就需要准备各式各样的材料，有时需要全体动员，有时还要在网上填报资料，“300多项，一般的人都摸不着头脑，光填报这个就把教师搞得精疲力尽。”
高霖记得，那一阵子，那位姑娘整天不高兴，脸上也没什么笑容，他担心她出现了心理问题。后来，高霖只好减少她的代课时间，让她只教一个班的数学，那位姑娘的情况才慢慢好转，但安全办的工作仍在继续。
2022年3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教师工作压力和负担加重。这项调查抽取了全国各地3564所学校的两万余名教师，70.9%的教师呼吁减轻非教学负担。
“当教师的本职工作被非教学任务占去一大半时，牺牲的不仅是时间，更有心情，甚至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同感。”李镇西说，“教师不怕苦不怕累，怕的是无效、无意义的苦和累。”
张荃自以为是一个心理比较强大的人，但也经历过很多次崩溃。最近，让张荃感到崩溃的是，她所在的城市正在创建文明城市，她需要每周选择一个上午或下午，到校门口打扫卫生，并被要求背诵“创建文明城市应知应会知识”，参加相关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