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上课，其他的，尤其是这些杂事，我希望离我越远越好。”张荃说，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她一直觉得，当班主任最能够把自己的教育理念传递给学生。
然而，接受采访的两位校长都发现，在非教学任务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学校教师的心理问题正在浮出水面。
何卫公告诉记者，教师们也变得很焦虑，有时候情绪很烦躁，一些教师陆续出现心理问题，寻求心理干预，甚至选择辞职不再教书。但他有时也感到爱莫能助，自己也很茫然。“大家都没办法把精力安安心心用到教育教学上，教学质量就受影响。”何卫公说。
“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
“无意义”“没有成就感”，受访的教师大多如此形容那些非教学任务。
语文教师李舟说：“上好课是本职工作，有成就感，但把一篇公众号（推文）写得让领导认可，只是在完成任务。”班主任郝明不想把精力浪费在无意义的杂事上，她说：“我本来是热爱教书的，但如果总是这样耽误我的备课工作，我会没有成就感。”
“陶行知曾提出‘六大解放’，是解放孩子们的大脑、双手、眼睛、嘴巴、时间、空间。我觉得，教师也需要‘六大解放’，也是被束缚了的。”李镇西说，“恰恰是给予宽松自由，我们的教师才会有教育的创造性。”
为了给学校、教师松绑，面对不断加码的非教学任务，何卫公也会想一些办法，应付上级的要求和检查，比如把过去的档案改掉时间拿出来用，将原本所有班级都要搞的活动只安排几个班。
高霖也选择灵活处置非教学任务。“有些东西能够应付的，就尽量应付，反正就是给教师尽量腾出时间让他们教书，让他们用心教书”。
比如，上级要求暑期教师要每天参加巡河，高霖并没严格执行，他会在学生在校时就提前做好防溺水教育，“偶尔检查比较紧的话，我就安排”。
比如，为了防止投毒事件的发生，学校厨房被要求严加管理，泡菜坛子要上锁。“还不能一个人锁，要两个人锁，一个人配一把钥匙，两个人同时才能打开”。
高霖并未真的遵照要求去做。但他知道，一些学校确实如此做了。“泡菜坛子要上锁，那锅、盘子、碗要不要上锁？”与此同时，食堂里有30余种表格需要填写，这也需要教师来完成，包括入库出库登记、饭菜留样登记。“特别是这个出库登记，每天吃了多少米，每天吃了多少菜，每天吃了多少肉，每天吃了多少酱油、多少醋。”
这学期刚开始时，何卫公就收到7个“开学第一课”的任务。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诸多的“开学第一课”，索性偷懒，“一个班搞一个，拍个照片应付一下”。
“他（教师）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这些事情过多之后，让教师没有时间去思考，没有心情去思考。”高霖说，在过多的非教学任务下，教师就像普通的车间流水线上的一个部分，没有把他的创造力发挥出来。
何卫公也觉得，教育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要安安静静地去陪伴、去发现、去激励，而不是像机器一样生产。
在浙江某地调研时，易卓发现，也有教育局今年开始尝试为学校、教师减负。“他们把创建性活动进校园，做一个反向考核，每年不能超过多少项，如果超过就扣分。”易卓说。
实际上，2019年，教育部就提出要为教师减负。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该意见指出，由于一些历史的和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目前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还存在负担较重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各种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等事项名目多、频率高；各类调研、统计、信息采集等活动交叉重复，有的布置随意。“这极大地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给教师增加了额外负担。对此，必须牢固树立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的理念，切实减少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该意见中说。
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还曾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要求各地遏制形式主义向学校转移趋势，杜绝行政任务向校园转嫁做法。
在此期间，一些地方发布了“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重点任务台账”，并列出20项减负“重点任务”，并要求区市教育局于规定日期前报送工作总结；一些地方立足为教师减负，将过去分解到学校由教师承担的志愿服务任务改由局机关承担；一些地方叫停取消或整合部分进校园活动。
何卫公记得，自己10余年前同样是做校长，那时，文件很少，开会也不多，每天，他可以把心放在教育上。有时，去教室听听课，甚至亲自上课；或者约几个孩子聊聊天，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心理状态；或是找一两位教师谈谈话，帮他们在教育上有更好的发展。
他还有时间看几份教育类的报纸、杂志，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闲下来还可以到操场上跟孩子们一起打打球。“看到孩子们成长，看到学生进步了，这个时候就是最幸福的。”
如今，李镇西再回想起来多年以前的教育生涯，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又心疼现在的年轻教师。
41年前，他刚刚成为语文教师，还担任班主任。那时候，没有教学以外的形式主义的任务摊派，也没有接二连三的红头文件，没有名目繁多的检查，也没有填不完的表格，没有学不完的安全知识，也没有“痕迹管理”。
“那时候，老师也关心孩子的健康和安全，但不用时刻担心学生的安全，更不用在放假后还担负起‘巡河’的责任。”李镇西说，“那时的教育很简单。简单到，教育，就是教育。”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荃、何卫公、高霖、李舟、郝明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