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的闽南的红军头领陶铸怎样通过绑架地主的孩子勒索钱财，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在江西景德镇以及浙江衢州怎样大肆劫掠绑票。绑架我姑母和二表哥的，则是活跃在湘鄂赣地区一带的由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红五军自平江暴动之后，一直在江西修水一带游窜，并数次攻打修水县城。每次，都会造成数百人的死伤。在这种反复的冲突中，红军有时会占上风，有时候又不得不败走他处（《中国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在他们游窜乡野之时，往往会殃及当地的民众。我的姑母就在这个时候，不幸中成为他们绑架掠夺的对象。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土匪豪强绑架勒索的事情发生，但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绑架都无法跟红军集团的绑架行为相比，因为只有红军的绑架行为，才是一种大规模的有纲领、有操作规范和操作程序的严密的组织行为。前不久去世的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共的党史军史专家刘统，在他2020年出版的新书《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中披露了许多红军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怎样向富人勒索钱财的红色＂轶事＂。这些利用党史军史史料而著成的本意在歌颂红军奋斗的著作，不经意中却向世界披露出许多血淋淋的往事。
譬如，《火种》一书中提到保存在古田革命纪念馆里的一份名为《筹款须知》油印文件，文件写于1932年7月，其中有一章叫"筹款技术"，专门介绍红军如何筹款。就像现在传销团伙分发给传销人员的传销技术培训手册一样，这个文件也是分发给红军作为内部培训用的材料，换言之，可以称之为"红军绑架勒索指南"。这个指南包括绑架勒索民众的一系列策略和实施细则：在其中的小标题之下，如"一网散开，精密调查"，"迅速捉人，适当待遇"，"做好做歹，雷厉风行"，讲述了怎样私下探访确定绑架对象，怎样采点实施绑架行为，怎样利用心理恐骇逼迫被绑架者以及家属吐出钱财的一系列绑架勒索精要《火种一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书中还提到保存在古田革命纪念馆里的一份＂筹款公告＂：
＂查该屋主人赖仲卿确系著名土豪，平素为富不仁，压迫工农，重租重息，盘剥备至。本地贫苦群众恨之入骨，特罚筹军饷大洋五百元，限本日内筹齐，送交本部军需处。如逾期不交，即将衣服谷物分给贫民，并焚毁其房屋。此布
这份＂公告＂是印刷件，在名字栏留下空白，以利于随时随地填上不同的人名。笔者曾经有过疑问，为何红军在绑架我姑母时，勒索500大洋。这份公告似乎告诉笔者，这是红军绑架勒索时的＂市价＂。笔者曾查阅过中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家庭平均收入，这笔钱远远超过了许多中国家庭的岁入（巫宝三等著，《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华书局1947年版）。我很难想象，当我姑父姑母在收到这样的一张天价勒索公告时，心里会是何等地绝望！
不杀人，不抢劫：自从人类脱离丛林社会，进入文明世界之后就一直是人类信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成文法之前，这些基本道德准则以自然正义的方式表现出来。此后，当人类历史上开始出现成文法，这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更是具有了具体的规定和广泛的适用性。如在公元前一千七百多年前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有详细的针对这种罪行的惩戒措施——杀人和抢劫在任何社会都被视作为弥天大罪。
人类社会的真实历史的确充斥着大量的相反事例：这些相反事例之所以会被社会所容忍即被非罪化，甚至被鼓励，完全取决于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为这种非罪化提供了什么样的合理化的依据。如果一种意识形态以异族、异端、和异类作为区分善与恶的畴域，那么，对异族、异端、和异类的杀戮和劫掠就不但不被看作是犯罪，反而会被社会合理化：这就是人类社会中为什么会存在种族之间（异族）的战争和屠杀（包括纳粹的屠犹），存在不同宗教（异端）之间的战争（包括十字军东征）和屠杀，以及不同种类（异类）人群之间的屠杀的原因。
马克思的阶级区分和阶级斗争理论，则是把人类划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从而把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划为＂异类＂，进而合理化肉体上消灭这些异类（无产阶级专政），财富上剥夺抢劫这些异类（打土豪分田地，收缴私营企业资本，公私合营）的主要理论来源。在＂我们何以会蹈入罪恶之海＂（草夫，＂我们何以会会蹈入罪恶之海＂。《共识网》，电子地址巳由于该网站被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