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族历史中，曾经有过一段令人非常惊悚的往事。我曾经从我不同的亲友中获悉过这样一个故事：大约在1929年的秋天，我的姑母，曾经被一伙土匪绑架。当时，姑母刚生下二表哥不久，土匪在绑架姑母时，连带着把不满半岁尚在襁褓中的二表哥也一起绑架走。土匪向姑父勒索500元大洋。身为乡间郎中大夫的姑父为了筹措这笔巨款到处借贷，可是，在赣西北这个穷山僻壤中，一时却无法筹措到这么多钱。
姑父出生于江西樟树一个中医世家，年轻时前往赣西北一个名叫征村的小村落行医。在这个地方，姑父娶了我姑母。成家后的姑父姑母一家努力行医司药服务乡梓，在这个缺医少药的穷山僻壤之地赢得了好口碑。当时姑姑一家的生活并不特别富裕，在20世纪初叶那个百业凋敝的时代，他们的生活也只能称得上能够维持温饱而已。
因为筹款耗费时曰，连累到姑母和二表哥，让他们经历了更为长久的磨难。土匪们为了躲避当地政府的揖拿，需不断移营换寨，每当此时，便会感到带着婴儿的姑母特别碍事。有一次，他们终于忍无可忍，强行命令姑母抛弃手中的婴儿，以跟上行进中的大队。姑母拼命反抗，誓死也不愿丢弃怀抱中的二表哥。正当此时，有一个在山上采薪的樵夫路过，姑母认出是曾经向姑父寻医问药的病人，于是情急之下向其托付怀抱中的二表哥。那位樵夫满口应允，接过二表哥，后来辗转将手中的婴儿送到了姑父手中。此后，姑父加快了筹款的步伐，不惜倾家荡产，筹够赎金，终于赎回了姑母。经历过近一个月地狱般的磨难，姑母总算回到家中，只是，此时身心俱疲，创痛久久不能平复；二表哥在被劫持时，头上沾染癞疮，经姑父细心医治，很久后才得以痊愈，后来还为此得到过一个＂二癞子＂的绰号。
家史中的这个故事，脉络似乎颇为清晰，前因后果，都一清二楚。只是，细究起来，却又让我们后代坠入一片历史的混沌之中：那些绑架姑母的人是些什么人，他们来自何方，此后又遁入何处？他们又是否为他们绑票勒索为害四方的恶行受到过正义的审判惩罚？答案尽付阙如。家族中的长辈也从不提起这些重要的细节。偶有后辈问及，他们也只是闪烁其词，以＂土匪＂对之。
五年前的一个冬曰，我父亲和我坐在暮色四合的客厅里，他又提起了这件令人伤心的往事。祖父家中有俩男俩女四个子女，姑母是老大，我的父亲则年龄最小。姑母这个大姐比父亲年龄足足大了一轮，父亲和姑姑早年失恃，后来父亲自已在六零年这个人为造成的饥馑之年又不幸痛失了自己的妻子——我的母亲，因此一直以来，父亲以及我们全家都受到年长如母的他的大姐诸多照顾。将及暮年的父亲，由于姐弟情深，常常会怀念他的这位长姐。这次，他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姑姑和二表哥被绑架的故事，讲完以后，他陷入一种长久的停顿之中。他眼光透过黯淡的窗户，思绪似乎渐行渐远。
良久，他转过头来，语气低沉地对我说：＂绑架你姑姑的是红军。＂
这就像一个石破天惊的告白，使我这个听闻者顿时陷入一种失语的震惊状态之中。作为出生在那个红军巳经被神化的国度里的晚辈，我从小就被灌输了不少关于中国革命、中国红军、中国共产党的宏大叙事：他们是那样地崇高，以天下苍生为念，不惜牺牲自我而解救天下于倒悬。可是，他们何以会对像我姑母和二表哥那样的妇孺幼婴，痛下狠手，绑票勒索，而且几乎置我那个尚在襁褓中的二表哥于死地？在那种革命的宏大叙事中，世人被强行划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并且赋予所谓的被剥削阶级以任意剥夺处置剥削阶级的生命财产的权力。可是，我的姑姑和姑父只不过是一个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甚至连雇工也未有请过——在社会上挣扎，全靠行医司药，服务乡梓。那末，这种宏大叙事又是如何来合理化绑票勒索这种在一个正常社会被视为邪恶罪行的作为的呢？
这些疑问让我开始去探索这种宏大叙事背后隐藏的肮脏勾当的具体细节：1，这样的绑票勒索的普遍程度；2，这种绑票勒索的具体施行者；3，这种绑票勒索的具体操作指南；最后，4，这种绑票勒索的意识形态依据。
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正经历一种从传统王朝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阵痛期。虽然中国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近乎和平的方式完成了这个转型的第一步，在清廷军事强人袁世凯，同盟会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以及国内的立宪派共同努力下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却由于历史的负累以及当事者过于急切的选择痛失一个好局，随之堕入天下失序，武人横行的乱世。乱世中走投无路者会挺而走险，走上剪径绑票勒索的歧途，就像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