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还处于农业社会的形态，工业化还处于萌芽状态，还远未达到马克思所描述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以中国共产党把农村中较为富裕的阶层——地主和富裕农民作为革命的对象。农村中略有薄田者，或曾经雇佣帮工者，甚或略有资产者如我姑母姑父，都有可能会被划入革命的对象范畴。而且他们的划分标准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中国农村中许多真正的劳动者一那些自耕农，也往往会被划入革命的对象。
民国时期一个土地委员会曾经开展过大规模的土地调查，调查涉及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结果显示：中国的土地占有，以自耕农占有为主体，35.6%的农户拥有5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5至10亩，13%农户拥有10至15亩，1000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民国时期著名的农业学家董时进在他自己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调查中核实了上述的调查结果（董时进，维基百科全书中文版。https://zh.wikipedia.org/wiki/董时进）。根据这些调查资料，董时进强调，不像在欧洲中世纪实行封建采邑农民依附采邑领主的制度，在中国这种附属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在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致富和善于经营起家的自耕农（董时进，维基百科全书中文版。https://zh.wikipedia.org/wiki/董时进）。近期中国学者发表的关于土改前后土地占有状况的文章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中国近现代并未出现土地兼并恶化的趋势，当北方自耕农占比高达70%以上的同时，南方有些省份地主占地比例并不高（如福建，地主富农土地占有仅占所有耕土的18%），如果考虑到南方占比很高的公田（（族田、寺庙、教堂、学校、团体），湖南、广西大约占15-20%，江西15%，湖北10%。广东30%，个别县份达60%），南方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比例并不高（龙登高，何国卿。＂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土改前夕地权分配的检验与解释＂《东南学术》2018年第4期）。所有的证据都显示，自耕农是占主导的中国农村真正的劳动者。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却套用马克思学说中的所谓的＂地租剥削＂理论，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的生产者之中划分所谓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从而提出在中国农村打倒地主土豪劣绅的目标。全然罔顾上面提到的事实：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人口是亲历亲为的自耕农。即便是那些雇佣帮工者，自己往往也躬耕垄亩；而且由于农时双抢（抢收抢种）的需要，小额农田拥有者也会雇请临时帮工或季节工作为辅助。可是中共却仅以是否拥有土地和是否雇佣佃农作为划分地主富农的标准，而且标准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专门研究中国土地问题和土改历史的中国学者谭松曾在他的调查中指出：在川中地区，有的农民仅因为拥有五亩耕地而被划为地主，更为荒谬的是：他的一位远亲因为拥有13.5亩土地而被划为地主，但随即又在分田中分到了13.5亩土地，说明这里所谓的地主占有土地的额度只不过是当地农民占有土地的平均水平（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尽管使用如此随意的标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却以此为依据随便绑架，劫掠，甚至取人性命。按照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的说法，叫做＂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所有略有余财者，尽数成为他们掠夺的对象。而我姑父姑母一家，既无田产，又非雇主，却因为被他们盯上，也成为了他们共产革命的牺牲品。
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袖之一的罗兰夫人在被罗帕斯庇尓送上断头台时，曾面对革命广场（（la Place de la Revolution，又译为协和广场）上的自由雕像深鞠一躬，感概万千地说：＂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如果我们记得那些革命的领袖常常自诩他们的革命会给人类带来自由解放，那末我们可以把罗兰夫人名句中的＂自由＂二字用＂革命＂二字来置换：＂革命革命，天下古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除了反抗异族的压迫和反抗暴君的暴政的革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之外，所有以改变产权制度（废除私有制）为特点的革命都充斥着罪恶和血腥，因而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巨大灾难，最后都经历了惨痛的失败。二十世纪泛滥于世的共产革命，以祸害无数人一包括我的姑母，致死近亿人的代价，黯然收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语）＂之际，也不得不改弦更张，进行改革——实则是让私有制再次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