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中倒下的他
在我的好朋友中，他是最先自杀的一个，虽然是个堂堂男子汉，名字却有点女性色彩，谢邦琼，湖南长沙人，死于1954年9月，享年二十六岁。
1952年，我和他同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三通信团二营四连当报务员，在部队，这属于机要工作，也就是不是“等闲之辈”可以从事的工作，至于哪些人属于“等闲之辈”，那又得归纳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意识中。二营是无线电营，四连是报务连，整个连队的战士全都是报务员。当某个地区需要给执行任务的部队配备电台的时候，就派几个报务员带上电台去保障部队的通讯联络。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报务员这个工作与年龄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学习这门技术和年龄的关系更大，一般20岁以上的人学起来就十分困难，因为那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和十个阿拉伯数字构成的莫尔斯电码全靠记忆，年岁小，思想单纯，记忆力很好，年纪大了思想复杂难免走神，很难记下那滴滴达达的电码声。我是1950年11月进入通信学校的，那时我十六岁，而我们这个连队基本上都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娃娃兵”，谢邦琼却是个例外。
最大的例外是他并非通信学校毕业，而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旧军人，年龄比我们大五、六岁，天生一头卷发为他增添了些许风采。他个子不算高，但在篮球场上表现出的机智灵活和弹跳力，使若干高个子对手失去了“空中优势”。在以连为单位的体育竞赛中，屡次为我们这个连队赢得荣誉，全连战友都对他存有好感。那年代刚刚时兴在连队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我又被推选为副主席，组织文体活动正是本主席的任务之一，当全团篮球比赛的冠军奖旗，由队长谢邦琼领回悬挂在俱乐部墙上时，我差点向他举手敬礼。
第三通信团原驻巴县广阳坝，后来迁到了江津县城内，我们这个团还有一个女兵排，也都是些二十岁以下的年轻女孩，全都是我们一个学校毕业的同学。可能因为谢邦琼已经到了谈恋爱的“迫切期”，也可能他在篮球场上叱咤风云的阳刚之气令女孩怦然心动。总之，他和女兵排一个姓洪的女孩好上了，而且闪电般地进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热恋阶段。当年部队对基层干部的恋爱问题比五一、二年略微宽松一些，充其量以“不要影响工作”的名义加以劝阻，并不硬性制止。谢邦琼和小洪的关系到半公开的发展着。只不过半年以后，因工作需要，这位姓洪的女孩调到了重庆西南军区集中台去了。
四川的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彝族因历史地理等特殊背景而比较封闭，不论是满清皇帝还是民国总统都没有对这个民族实现真正的统治，但中共决不会容忍这独立王国状态继续下去，1953年春，便准备进军大、小凉山啃这块硬骨头。我们连奉命派八部电台即十六名报务员前往支援，我和谢邦琼都成为幸运儿，因为那年头我们一直企盼着有这种实战的机会，好去接受考验，去为人民立功。
一行人先到重庆，住在军区招待所，那里距复兴关下的西南军区集中台很近，我们有许多同学在那座大型通信枢纽里工作，仨仨俩俩的去找老同学聚一聚是人之常情，跑得最勤的当然是谢邦琼，显而易见，他的心上人在那里。可惜我们在重庆只呆了两天，就在离开重庆的前夜，谢邦琼在接近午夜时才返回招待所，我看他一脸沮丧，悄悄问他：“怎么啦？”他说：“小洪哭得很伤心。”“为啥子？”谢邦琼说：“有人要给她介绍对象，她觉得压力很大……”
两天后我们登上开往成都的火车。在成都北较场军区通信处领了收发报机等器材，然后乘汽车去到乐山，在乐山听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有关凉山形势的报告后，第二天，一艘小木船把我们载到犍为县。在那里找了几个民工为我们背收发报机和我们简陋的背包，接着便开始了轻轻松松的步行。我已回忆不起走了多少天，只记得目的地是当年的凉山首府雷波县城，只记得我多数时间都和谢邦琼一路交谈，终于在推心置腹地旅途交谈中，使我俩成为知根知底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