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我人生的榜样去世了……。纽约这日大雨滂沱，她的灵魂穿破乌云，升上了天空，去了那颗以她的名字命名的38980号小行星。
——记于2023年12月11日凌晨阴雨连绵中
提要
1中国的脉管中国的血：死亡列车中国血祸
2一个人的战争：高耀洁事迹
3民国最后一个背影：高耀洁身世与精神遗产
引子
村庄横陈在山野，杳无人迹，一片安谧。
那是2001年9月30日，中国退休妇科专家高耀洁教授与两位记者到河南周口地区查访艾滋病情况。返回途中听说某村艾滋病患严重，临时拐弯去了该村。
一进村，就听见有奶声奶气的叫声，略带嘶哑：“下来！下来！”她循声走去，走进一个门半掩的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待敲门询问之际，出来一条骨肉如柴的大黑狗。这狗叫了一声，返身回屋。
高教授跟着那狗走进那屋。
屋里，垂挂着一根草绳，一头拴在梁上，一头拴在一个年轻妇人的脖子上。年轻的妇人已经悬梁自尽，尸体僵硬地吊在空中。尸体脚下，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涕泗满脸。一边哭喊，一边抓住梁上尸体的脚后跟啃咬。
不用说，奶声奶气的嘶哑喊声就是他发出的，梁上僵直的是他的妈妈。这两岁的孩子不能明白，妈妈为什么如此长久地不肯下来，不理睬他的哭喊。
一，中国的脉管中国的血
如果你能经受住抽象文字的叙述，你可以把无量的死亡当成一堆数字。可是有谁能经受住这样的具体生命的悲惨结局，有谁能够忘记那个孩子不断重复的那两个字，“下来”？有谁能够无视他稚气地缠绵着自己已经死去的妈妈，他想在温暖的怀抱中吃奶，却长久地、勉力支持着，只能够到妈妈的脚后跟。有谁能够闭着眼睛、关住心扉，走过这样的场景而无动于衷。也许有，超出我的想像和理解。
我查了一下，2001年9月30日那一天是那年那月的最后一天，次日就是亲人团聚中秋节，也是民族受难的国殇日。
关于这个艾滋家庭的故事接下来要交代的是，根据高耀洁教授的记录：自尽的年轻母亲曾经与自己的丈夫一起卖血，那时他们才16岁。结果双双染上了艾滋病毒，丈夫病死于半年前，留下寡母与儿子。惧怕传染的邻居和亲戚疏离了这位年轻的母亲，连她的亲弟弟都躲避她。显然是因为孤绝超出承受能力，她选择弃世解脱。两岁的遗孤无人敢收养，高教授写道，不到一个月，这个孩子也死了。
图1：失去父母的艾滋孤儿。高耀洁提供。
高耀洁教授前不久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禁书，叫做《高洁的灵魂·高耀洁回忆录》。分上下两篇，下篇写她“退休后遭遇的艾滋风波”，其中这类悲惨的故事比比皆是。她用自己的眼睛和记忆，还原了艾滋病患的人间惨剧。高教授在这本书的另一处写道：“对我这个医生来说很清楚，艾滋病的死亡，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数字，而是一串串真实的姓名和面孔，一个个惨不忍睹的场面，一声声绝望的哭声，和一片片连绵不断出现的新坟……”。确实如此。阅读这些遭遇和经历，是一次痛苦的经验。
因为职业原因，我常在中国的深渊中行走，如同但丁的地狱之旅。尽管对中国的灾难已近乎习以为常，读高教授在艾滋病区域的见闻，无论坐在地铁上，还是走在街道上，我发现我多年建立起来的中国痛苦免疫系统不断失灵，长期以来密布心中的乌云突然间沉沉如盖，心情止不住大雨滂沱，周身一片苍茫。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无权者们已经构成了众多被压迫的利益群体：地下家庭教会群体、法轮功群体、中功群体、退休教师群体、退伍军人群体、下岗工人群体、煤矿工人群体、退修人员群体、拆迁户群体、土地被占用群体、出租车司机群体、律师群体、新疆、内蒙、西藏民族群体、保钓群体、日据时代受害群体、农民工群体、上访告状群体、水污染受害群体、三峡迁徙受害群体、医疗事故受害群体、奶制品受害群体、食品污染受害群体、狂犬疫苗受害群体、还有各地的突发性事件构成的特别群体，如东北等地的集资受骗大案群体、六四难属群体、历次政治运动受害群体……，可是艾滋病患者这个群体之存在，不是外在利益受损，而是身体血液感染，这个群体的人们，生命到终点时才明白他们被绑架了：他们本来要登上赚钱致富的特快列车，却登上了一趟死亡列车，一路过站不停、直奔坟茔。除了在家徒四壁中，望着破旧的房梁，流下绝望的泪水，盖着破败的棉絮，一分一秒地挨过最后的日子，他们已经来不及发出任何声音了。面对这个事实，人们必须重新理解那两个中文字：凄惨。
高教授所陈述的中国艾滋病的情况不仅悲惨，而且恐怖。现代世界恐怖盛行，除了911和中东地区不断传出的骇人的消息，有不少在电影中。备受欢迎的“美国大片”中不少动作片情节紧凑、悬念深埋、高潮迭起，剧本故事大都来自虚构，这是因为虚构的恐怖级别可以超过现实生活的恐怖水平。而虚构的恐怖故事一但有生活原型，哪怕捕风捉影，甚至子虚乌有，也要竭力营造成“真的”，这是因为恐怖一旦有现实因素的支撑，就如狂犬出笼，能把人吓死。可是，中国医生高耀洁描述的大陆艾滋病产生、发展、结局的现实情况，没有任何虚构，比好莱坞一流的虚构更恐怖。
那是远胜于好莱坞导演和编剧的人间恐怖奇观：
中原大地贫瘠，为了那个“小康”和那个“和谐社会”，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一间间采血站，一个个血库建立起来，一座座医院，一群群白衣天使以此为后盾，接纳着无数前来卖血的穷人，拯救了很多缺血的患者。卖血的人们得到了补贴，甚至摆脱了贫困，盖起了房子，生活得有个人样了；医院里输血的患者治愈了疾病，回到故里，心怀着没有说出来的感激庆幸之情。于是，更多的穷人涌向采血中心，把他们的血送进血库。无人确然清楚的是，当艾滋病人的血液悄然进入了血库，死亡就在中国脉管中播撒下了它的第一颗种子。
这种子其实一颗就够了。贫穷之域如此广大，前来卖血的人源源不断，而中国的采血方式特别经济实惠：抽出血来之后，把其中的血浆留下，白血球则加点盐水输还卖血者。艾滋病毒的悄然传播就此拉开帷幕：卖血者走出采血站、医院患者出院时，他们已经成为另一种人，脉管里流的是带有艾滋病毒的血，从此再也不能复原为健康人。而那些被采集的血浆，是用来制造白蛋白和球蛋白的主要原料。这两种价格不菲的蛋白制品也将把它的使用者带向死亡。中国的血浆还出口，数量可观，每年可赚十八个亿！（参见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1月号。金钟：王淑平医生揭露爱滋病被迫远走他乡）焉知不会祸及异族？
图2：2004年10月17日山东一个采血现场。左上方白色牌子上写的字是：“采血者请上二楼”。陈江拍摄，地点：山东郓城。高耀洁提供。
这是一趟单行道的死亡列车。但是无人知晓那些采血站、血库、医院、白衣天使，已经变成撒旦的选民，是死刑宣判官。天气晴好，万里无云，心情更好，千载难逢。血在血管里不值钱，抽出来还会再生，天赐的致富良机！人们来到血站，排起队来，挽着袖子，争先恐后登上那趟标着“特别致富方式”的死亡列车。一、两年之后，三、五年之后，或者更长——十年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不是发烧、呕吐、腹泻，就是皮肤溃烂，呼吸困难，器官衰竭。于是他们又去医院了。这次是去看病，吃些头疼脑热的、绝无疗效的药。他们仍然不知道，从那个与血有关系的针头刺入自己的血管那一刹那，死亡就注定了。身体的免疫系统无可救药地走向崩溃。他们终于发现这趟列车的终点是“卡桑德拉大桥”，那座年久失修、必然桥毁车翻的死亡之桥。太迟了！中原大地上，从十几年前开始，一群一群的人发病，一个一个的家庭解体，一院一院的屋舍凋零，一处一处的村庄地败落，一片一片的坟茔隆起，留下了一堆一堆的孤儿、寡母、鳏夫，孤老……。空气中飘荡着死亡的气息，村野间散布着坟头的纸烟和哭声，道路上开始传播一个恐怖的名字：“艾滋病”。
尽管如此，艾滋病特别感染的死亡法庭从不开庭宣判。消息捅出去后，高耀洁教授说：“官方虽然关闭了一批采血站，但由于暴利的诱惑，地下采血和非法血库依然存在……”。那就是说，致命的血液仍在传播。
这实在是过于幽默了：后来的“新华语”称救助贫困地区起死回生的行为是“输血”。曾几何时，输血不再，拆房子征地号称“城市化”，被剥夺到一无所有的农民们，发现了自救于贫困的新方法：不是获得政府救助贫困的“输血”，而是到政府的采血站去卖自己的血。但是，这一自救行为，竟由于医药管理的商业化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玩忽职守，演为致命的血祸，造成对贫困地区渴望自救的人们的最后一击。
“输血”两个字，是一道符咒吗？为什么它悄然转换了含义？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政权把罪不可赦的杀富济贫变成了罪加一等的杀贫济富？孔子言邦论耻，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即便天下无道，人心无耻，财也不能这么发！
顺便一提，据我的经验，在美国，医疗机构血库里储存的血不是买的，是通过红十字会这类医疗慈善机构的协助，由普通大众捐献的。志愿者在捐血前要经过病史检查和血液检测，以便核准捐血资格。我的家人曾经志愿为911惨案受难者和一般的手术需要捐血，但因为曾是肝炎患者，血不合格，永远没有献血的资格。而此前为做手术，家人采纳了医生的建议，抽出自己的血储存了起来，以备手术不测之用。我的另一家人则捐血前检测合格。红十字会定期发信，提醒下次捐血的时间和地点。
河南全省117个县区已经全部被艾滋病覆盖。虽然如此，高耀洁教授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艾滋病不仅限于河南一省，这场“血祸”最初从山西传入，已经传播开去。书中的陈述表明，官方最近公布的艾滋病感染人数是74万。中共官方自己知道，他们的统计数字常常是政治数字而与统计关系不大。高教授认为，74万这数字虽然令人震惊，仍然是缩了水的数字。发现艾滋病传染的中国河南第一人，对传播情况深有研究的当年河南周口防疫站“单采血浆站”副站长王淑平医生，根据自己掌握的一手资料计算过一次：河南“有四百个血站，（后来）关掉了二百七十八个。全国血站可能有一万个，一个血站的献血人以一万人计，全国献血者应达一亿人。保守估计减半来算，献血人就有五千万，以百分之十的感染率算，透过血站感染爱滋病毒者即有五百万人！此外，输血感染、血制品感染无法估计，常用白蛋白的空军部队已有发现HIV感染，但没有人报导。”（参阅金钟：“王淑平医生揭露爱滋病被迫远走他乡”，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1月号）而在最近的（2010年9月26日）一次电话里，13年来不间断地走访调查各地艾滋病区情况的高耀洁教授告诉我，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实际应该在1000万左右。就像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宣布中国水污染事故已经进入密集爆发阶段那样，这就等于说，通过20年的中原地区医学界、商业界联合创立的“血浆经济”，血之祸已经开始兑现，艾滋病已经进入爆发期。
10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并将死去，不是一场小灾难，其严峻程度和悲惨前景，可以与欧洲14世纪上半叶的黑死病（Black Death或者学名Bubonic Plague）相比。那场从中亚传入欧洲的鼠疫，经过了在亚欧大陆20年人不知鬼不觉的缓慢传播，于1348年迅速席卷了整个欧洲，两年内导致欧洲人口死亡30%到60%。由于人口急剧减少，导致了欧洲宗教、社会、经济等一系列的巨变。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地位动摇，社会结构变化，生命意义遭到诘问，虚无主义甚嚣尘上。整整过了150年，欧洲人口才恢复到黑死病之前的水平。此后，黑死病阴影笼罩欧洲，反复发作，一直到十九世纪才销声匿迹。
黑死病爆发于人类现代医学发生之前，是不可控制的天灾。中国的艾滋病爆发是人为的灾难。不可思议的是，这场人为灾难竟能持续20年至今，太魔幻了！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描写的血，可以由外徂内，流过村庄，流过街道，流上台阶，流进家门。中国大陆肌体上这致命的毒血，在2003年已经流遍全中国大陆所有31个省份，没有留下一个空白点。（据2010年10月14日作者北明与高教授面谈）。它逢墙越墙，遇河绕河，见山翻山，流入了无量数的贫苦人家，所过之处，生灵涂炭，哀鸿满路。在受追踪查询的时候，它带上了打手、带上了蒙眼罩、带着调查和揭露的禁令。
图3：垂死的艾滋病人。高耀洁提供。
在中国大陆欲破不能的铁幕后面，是一条向全国羸弱肌体输送致命毒液的黑色脉管。诚如高教授所言，如果权力集团仍然无所作为，甚至压制消息、掩盖原罪、助纣为虐，中国这股毒血将继续登堂入室，延祸无辜，艾滋村野乡间那一座座坟茔，将继续扩展，成为中国的另一国族景观。
身在其外，尚且不忍，身在其中，于心何忍？
二，一个人的战争
高耀洁教授是退休之后开始全力展开阻止艾滋病扩散和救治工作的。
这是一个人的战争：
13年来，这项慈悲事业耗去了她所获得的全部奖金100多万人民币。
为调查艾滋情况、救治艾滋患者、宣传防艾知识、揭露输血感染，她的足迹（后来走不动则以出租车代步）遍布大半个中国，她沿着那条看不见的血河，明察暗访过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15个省区。
她走入过100多个村庄——出访一天，一般情况是查访2、3个村庄，多的时候一天查看过7个。
她访问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到访之处，她留下金钱、药物、资料和口述的防艾方法；分享患者的悲愁、绝望和怨怼；延长前方探访的道路，增加未来救治的工作量和新方案。
她亲自编写、自费印刷的各式不等的艾滋病教育普及读物100万到150多万册。
她没有发行网络和渠道，只能利用邮局按照地址寄出去。她有两个巨大的地址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全国各地艾滋家庭的地址和需要寄出的各机构单位地址。
她曾背着12000张自费印制的防艾宣传纸，风尘仆仆奔到火车站，站在寒风中向往来过客散发。后来则与医院、学校、报亭、报章杂志社建立联系，请求帮助，定点散发，或者请自己的熟人带往农村……。
她发往中国公安机构的防艾资料就有30万分，据信全部从邮局消失，没有抵达。
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已经出版）。12年4380天，平均每天她要收到3、4封救援的信件。而她没有让任何一封来信泥牛入海：每个写信人都会得到她的回复。
回复信件的背后，是具体的救助工作。她亲手安排、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个，至今以八十高龄的记忆，她能一一叫上这些孩子的名字。这样的孤儿，即便救出一个，也不是一件易事。而通过她的努力，受到她的鼓舞，香港那位慈善家杜聪拯救的艾滋病孤儿，总数已超过10000名。
图4：高耀洁走访艾滋村，探望艾滋孤儿。高耀洁提供。
她的家成了艾滋病患者求助中心，每天都有人来访问，多的时候一天接待过58位。
高耀洁教授没有机构和组织、没有经费和资助、没有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当然也没有薪水和报酬。13年来，她先后有过100多位追随而来的“防艾”义务工作者，却“绝大多数危难而退”了。
这天大的事， 中共国家总理应该过问的事，中国国务院、中国卫生部、中国民政部、中国教育部，以及各省市、地县、区乡各级政府和官员应该负责的工作、恪守的职责，高耀洁教授以耄耋之年、一人之力担当了。
2007年，八十高龄的高耀洁教授突破封锁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奖，这是她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美国维护女性权益组织的捍卫人权“环球女性领袖奖”。这是她第一次能够出国领奖。在颁奖会上，一位未受邀请、自费乘机、自购昂贵门票、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老妇人，握着高耀洁的手，急匆匆地表达自己对高教授的钦佩。凭着美国普通人的直觉，她将高耀洁教授与特丽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并论，同时正确地指出：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丽莎修女还要困难，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还是一个英雄。
图5：2007年高耀洁（右一）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接受美国“环球女性领袖奖”。
“我为中国最穷的人而来”，她出席颁奖仪式拒绝穿带礼服，身上这件艾滋病人送来的黑底白花、手工缝制的中式外套，符合她为苍生献祭的心情。
（路透社。转自http://from64tohumanrights.blogspot.com/）
特丽莎修女在世87年，其中后49年献给了被贫穷、解饿、疾病、遗弃折磨的人们。她的人生脚步从前南斯拉夫联邦马其顿的首都斯科普里自己富裕的家庭迈出去，沿着自己悲悯铺设的道路，12岁走到了修道院大门口，18岁走到印度被贫穷包围的修道院，21岁走到加尔各答的圣玛丽高中教书，38岁她走出修道院，走进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高耀洁教授除了坐牛棚、挨批斗，在痛不欲生的文革岁月中自顾不暇，她将一生所有时间精力情感和心血始而折进女性健康事业，继而进性病防治工作，最终折进艾滋病救助事业。这位伟大的东方女性，等于把自己嫁给了中国妇科病患者、性病患者和艾滋病患者，精湛的医道和毕生的精力与关爱就是她无偿的嫁妆。高耀洁教授就是中国的特丽莎修女，是中国贫病交加者的福星。
不过，确如那位千里迢迢要见高教授一面的美国妇人所言，还不止如此。
高教授不是在正常环境中背起艾滋病救助的十字架的。她身材矮小，体重只有50公斤；她来自旧世界，双脚缠裹又放过，那无量无数的山路、土路、崎岖坎坷的路，她要用自己那双半畸形的脚，一步一步挨下来。除了高血压，心脏病，她还比正常人缺少一个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损伤，切除十分之九，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一样的象征物。按照医学定义，她是一个残疾人，日常饮食必须严格控制，否则就得在上医院躺下。
她是一个妻子，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为学生普及防艾知识的时候，老伴病倒住院了；在她在山东调查采血黑血站的时候，老伴卧于病床乏人照顾；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送给艾滋孤儿寡母的时期，老伴去世了。她是一个母亲，儿子受她牵连，13岁曾被判过刑关冤狱，心身严重受损，一生活在恐惧中；女儿受她牵连，曾经失去了工作，很长时间无以为继，走投无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萨心肠和献身行为，至今对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亲人们，老人垂泪不已，私下里说：老伴是个好老伴；回忆录宣布：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如果人体的血液可以沦为一种经济形态，世上还有什么可以免于明码标价出售？如果艾滋病是从血库和医院这等人体保健机构传播，还有什么能够保证人的健康？如果人跟动物一样不能丝毫摆脱性器官的支配，那么对于一个被金钱撵得满大街乱跑的民族，性病艾滋病就必然成为另一种赚钱的市场。八十年代的中国，性病、艾滋病从二十年的消歇中无声地爆发，于是，不管你是谁，只要胆子大、心肠黑、善周旋，敢承包医院相关科室，敢到宣传机器上吹牛，就能打出正式的“防疗性病艾滋病”的招牌，就可以赚得黄金万两。于是，高教授的面前，是成千上万她要救助的艾滋病人，背后，是对她恨之入骨的骗子与权贵。那些权贵指使网上“五毛党”造谣惑众，说名门望族出身的高耀洁“自幼家穷，卖给青楼，是妓女出身”。那些黑心人则威胁高耀洁说：“再多管闲事，要你的老命，不仅杀你，还要杀你全家！”
随着艾滋村头一座座坟茔堆起，河北、河南防疫站三轮相关的医务工作者的接力揭露，随着高耀洁教授锲而不舍的调查，中外记者们持之以恒的关注，艾滋病爆发的事实已经无法遮盖。但是中国的商业奇葩“血浆经济”在艾滋病传播中扮演的角色，是不能说的。高耀洁要救助艾滋病人，防止病毒传播，必须正本清源，她不能不涉及这个重大秘闻，即便官方不作为，她还是必须让所有人知道事实真相，以阻止更多的人在贫穷或康复中走向墓地。一个消息，就是一条性命，千百万条性命。于是，高耀洁教授在面对艾滋病患者伸出双手、背对骗子和权贵顶住暗箭的时候，她的头顶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这当头之危，是中国地方的权力集团为她准备的，为的是“叫高耀洁闭嘴”。
1999年末起，间歇性地，在外探访艾滋村时，为了人身安全，她和随行的记者要随时准备逃走；在家里，她曾经接到过谩骂或恐吓的电话，后来电话则开始被监听监控，发出奇怪的响声。电脑总出故障，上网困难，电子信件丢失。出门买菜上公交车，她发现被自己被摩托车跟踪。2000年寒冬腊月，雪花飘扬的季节，退休的高教授终于发现她住的楼前布置了岗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发现她的住室前后安装了四个监控镜头。所有“不法分子”在监狱外面应该享有的待遇，高耀洁都享有了，可她是个七、八十岁的残疾人，来访的也多是艾滋患者，可谓老弱病残，高耀洁不能理解何故“我国”如此发达，却如此脆弱。
高耀洁的回忆录显示，2007年，只是为了河南的面子，而不是为了河南的生灵，河南当局调动了公安、行政、组织、亲属等全部能够调动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国获奖，又要迫使她对外作出自动放弃的姿态。用心良苦。最后把她那少年时期饱受牵连，一生精神重创不愈的儿子动员来了。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给老人磕响头，跪请老人听组织的话。
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这一招太狠毒，以至于消息即刻不胫而走，传遍坊间。
所有这一切阴险恶毒、诡谲困厄，在特丽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图6：2009年12月1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就21世纪人权议程发表演说，言及她的“老朋友”高耀洁的状况，她说：“高耀洁由于为中国艾滋病鸣放而遭困扰。其实她帮助直面对应这一危局，应当获得她的政府的鼓励。”转自美国American Rhetoric网站：http://www.americanrhetoric.com/speeches/hillaryclintonhumanrightsagenda.htm
高耀洁老人突破封锁，抵达华盛顿领受“世界女性领袖奖”的那一年是2007年。这座美国首都城市的潮汐湖畔樱花盛开，娇艳绚丽，湖水波光粼粼，水鸟飞动。半年之后，特丽莎修女与世长辞。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死后荣获了至高的祝福：世界宗教领袖教皇保罗二世为她行宣福礼，将她命名为“加尔各答受祝福的特丽莎”。高耀洁老人那时已经顶着巨大压力，回到中国铁幕之中。当时还没有人能预测，为了给未来留下艾滋病毒在华肆虐的见证，她要在八十高龄的生命暮年，出走故土，飘泊流浪。
高耀洁老人自认为她不是英雄，是一个普通人。她坦然承认，最初只是凭着自己作为医生的职业责任投入防艾工作，“并不知道艾滋病传播、流行的背后蕴藏着这么多不可想像的问题。否则我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勇气！”
发现中国血库血液传播艾滋病毒，高耀洁并非第一人，她也不是第一个报告此一灾难消息的人。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系教授高燕宁的综述，在高耀洁之前，曾经有三位医生发现了问题并发出了声音：第一位是曾毅，北京中科院院士，那时是1984年。第二位是河北省防疫站的孙永德主任医师，那是1988年。他曾向各级部门发出过呼吁，这位医生后来销声匿迹了。第三位是河南省周口“单采血浆站”的副站长王淑平医生，那是1995年。王淑萍医生做过更艰苦的努力，问题再度捅到了北京，借助北京国家级一流专家的协助，促动了卫生部下达红头文件，关闭血浆站。王淑萍此后工作环境恶化，家庭和睦不再，她被迫先转到北京，失去工作收入，后出走美国，定居他乡。
在这场没有演习、没有策划的接力揭露艾滋病毒传播消息的努力中，高耀洁教授是第四位，那是1996年。那一年，一个病情严重却无法确诊的疑难患者撞到了她门下：她被请去会诊，最后破例检验HIV抗体，检验结果竟是“强阳性”！这个按照传统经验判断绝无可能患艾滋病的农村妇女，患的确是艾滋病。从此高耀洁教授踏上救助艾滋病人上不归路。压力渐大，勇气渐足。最初她抵抗包治性病假医生时，遇到压力就不撤退，在书中她回忆当时的决断写道：
“我要一直干下去，若我本人遇有不测或我的家人为此出了意外，只希望能变成净化医疗系统的动力，让老百姓不再受此痛苦也值得。”
她一直坚持了十二年。她在威胁与恐吓、监听与监控中挺立着，也在辛劳与病痛中挺立着，在孤独、悲伤与愤怒中，她仍然挺立着。这位在2007年那次说客盈门的规劝中不肯退却的老人，当时面对跪在面前的儿子痛断肝肠。这孩子从小受她牵连坐过监狱，是她终生隐痛，永恒的愧疚。她扶住儿子磕得红肿的额头，心里滴血，流泪满面。这一刀，插在她的软肋上，策划得太歹毒！
应官方的要求，她用那双拿过无数次手术刀的手拿起了笔，在纸上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郭锄非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
——她竟还是没有后退。“虽千万人吾独往矣”！
“惜吾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性，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是高耀洁教授敦促到访的河南前省委书记李克强着力预防艾滋病的时候引述的一句《论语》。此语也合适于她本人。
世界上能与高耀洁相提并论的，还有一位伟大女性，是被称为“犹太母亲”的波兰女性艾仁娜·辛德勒（Irena Sendler，1910－2008）。艾仁娜被誉为“犹太母亲”，但她毫无犹太血统。二战时期，艾仁娜·辛德勒从纳粹手中救出了2500名待毙的犹太儿童。她利用华沙市政府福利部工作人员的公开身份，借为隔离区犹太人检查传染病的机会，在地下抗纳粹组织25名义工配合下，把犹太孩子一个一个，偷运出隔离区，改名换姓，安排到可靠的家庭。为了只有一线生还机会的父母在未来找到自己的孩子，艾仁娜冒险保存了所有孩子的真实姓名年龄等资料。艾仁娜为此被盖世太保逮捕，遭受严刑拷打，但是关于这场营救的相关消息和孩子的孩子们的下落，纳粹从她那里一无所获。艾仁娜是在行刑前最后一刻被救脱险的。此后带着被拷打致残的身体，在轮椅上躲过了盖世太保对她更加疯狂的搜捕。二战结束，波兰共产党当局以她与前波兰政府和国家军队（相当于当代中国的前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关系密切为由，视她为国家的敌人，她再度被捕。狱中，次子流产。出狱后，另一个孩子受高等受教育权利遭到剥夺。官方同时阻止她出国领奖长达18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前漫长的时间里，这位伟大、勇敢的人道主义女性，一直是那个国家的另类。她默默无闻，坐着轮椅，在一所老人院度过晚年。2003年开始，艾仁娜的事迹走出了犹太人的圈子，走进了西方世界。桂冠和奖状从自由波兰和美国接踵而至。2007年，97岁高龄的艾仁娜·辛德勒成为众多资格提名人推荐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高耀洁教授是从人生暮年开始她的一个人的战争的。而且她不像艾仁娜属于一个地下抗纳粹组织，也没有固定的义工和助手。无论工作环境的艰苦，所面对的威胁，还是行动的勇气，所遭受的磨难，以及家人所遭受的牵连，高耀洁教授堪为中国的艾仁娜。
2008年12月，实至名归的艾仁娜·辛德勒以98高龄在华沙医院安详地与世长辞。不到一年，中国的高耀洁教授再度抵达美国——因为不堪忍受周围的紧张气氛和政治压力，更为了揭开中国艾滋病及其传播方式的秘密，她以八十高龄背水一战，出走他乡了。
图7：高耀洁在她纽约公寓里，写作间歇时时上网看新闻。北明摄于2011年1月4日
“时穷节乃现”，在艾仁娜·辛德勒身后涌来的西方世界祭奠的浪潮中，中国这位大耋之龄的妇人，把自己关在纽约一座窄小的公寓里，点亮孤灯，趴在一张简陋的桌子上奋笔疾书，用她瘦骨嶙峋、写得发青发紫的手指，捉拿那些杀贫济富的凶手，誓为无辜的中国艾滋死难者讨还公道。在这场一个人面对无数奸商与权贵、满世欺诈与冷漠的良心战争中，她先是搭上了自己的老命，最后又搭上了自己的家园和故土。
夕阳时分，晚霞沉落，举目四顾，身后一片苍茫。这位伟大的东方女性，中国的特丽莎和艾仁娜，脸上和心里没有她的西方同道那份安详，却布满艾滋病人的悲伤和痛苦。虽英雄末路，竟至死不渝。这是我们中国的悲情与骄傲。
三，民国最后一个背影
穿行于遍布31个省区的“中国的脉管中国血”，看过高耀洁医生在那个人间地狱的“一个人的战争”（两文另见）之后，我要深入高耀洁的精神人格，探究她对于当代的意义。
高耀洁出身于民国时期名门望族，这个高氏家族传脉深远，可以上溯到四十几代以前《宋史》记载的冀国公高怀德镇守曹州的北宋年间。这个家族人丁兴旺，关系繁复，不仔细梳理，外人难以厘清；这个家族财产丰厚，高耀洁父亲这一家祖上仅田地就有36公顷。她家的房屋居舍院落，非用图纸描画难以说清。她父亲家并不是最富有的，两度丧妻之后所娶的第三任妻子吕氏，“娘家有土地600余倾”。
那个社会虽然动荡战乱，但是文明的物质基础私有产权稳固，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精神道德、人格操守、生活习俗、人伦观念均法天地承旧制，礼乐不崩。那是一个“邦有道”的旧社会，高氏家族是一个辛苦劳动，勤奋致富，财产取之有道的光荣家族。那时富豪有情有义，穷人安贫乐道，世人不为杀贫济富的强盗逻辑所蛊惑。高耀洁家族人死兴丧，排场阔绰，围观者发的议论是同情：“死者留下的孩子太小了！有人还留下了眼泪”。
高氏家族虽不是书香门第，在三千年传承的文化大国做富人，不免诗书飘香。据《曹县志》和《山东省人物志》记载，这个家族的男人中有前清举人、清末进士，以及30年代国民党要员。当时文人同道有嫉妒者留诗为证：“可惜当年偃月刀，华融道上不斩曹，留下一点奸雄种，竟然文章贯英豪。”。高耀洁的大姐夫家姓曹。
追踪高耀洁的文化背景，可以追到清末进士、山西巡抚徐继孺（1858-1917）名下。史料记载，这是一位饱学之士，翰林院修编，陕西省主考，著述等身的学者和诗人，也是一位载入县志的“刚直不阿、清正廉明的循吏”。徐继孺的女儿徐氏嫁给了高家长子，高耀洁的大伯父，是长媳。她是位知书达理，不施粉黛，是个被埋没的巾帼，从小受父亲影响，受过严格的儒学教育，有句自勉曰：“灯前不到妆台上，不擦官粉秀花兰，不比粗存不打扮，丝布绫罗不耐穿。……”不幸这名门闺秀28岁守寡，随后又英年丧女。为了安抚她的不幸，高耀洁出生不久就被其父过继给自己的这位嫂子成为养女。高耀洁在这位养母膝下长大，称她为娘，她娘爱她“如同己出”。
图8：高耀洁。2010年10月15日在纽约中华公所举行的“高耀洁新书发布会”之后，高耀洁与应邀到会的台湾记者周富美、旅美作家北明及一位与会同乡到附近餐馆用餐，一路遭背后一陌生人录影跟踪，并在用餐时被悄然摄影录像。直到用餐一行人发现此情、台湾记者周富美小姐上前闻讯，自称当地“餐馆老板”的摄影录像者匆匆离去。此图台湾记者周富美2010年10月15日摄于当日当时餐馆餐桌前，原为高耀洁与北明合影。
我读过高耀洁教授的回忆录。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她行文平实直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这些文字不大闻得见时下贯通大陆的新华书面语体的气味，令人惊讶。另一方面，她的文字也没有作家们的矫揉造作之风，也令人惊讶。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她那些如高原般走势平坦的文字，每行到地韵气脉饱满处，就会凸显出一两株、三五株兀自矗立的苍天老树。那些老树，是儒家典章，表达她的悲叹与愤怒。——她的情感和思维方式是经典儒家式的。
对于这个未来岁月里的医生，优秀的古文水平是她私塾生活的“副产品”。重要的在于这些典籍中蕴涵的价值深埋在她幼年心中，后来形成了她的人格精神。观高耀洁一生，除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孔孟之道，没有别的资源影响她的人格思想和行为方式。正如她所言：“我读了5年多私塾，得到很多东西”，“接受儒学教育，奠定了我的人生观和以后要走的道路”。
仁爱与悲悯，是她一生道路的起点。她自述说：“儒学文化在的我脑海中根深蒂固，它培育出本人一颗善良的心，真诚的心。”在她抗击中国血祸的一个人的战争中，所有的困厄艰危都是缘此而派生的，她于困厄艰危抗衡的力量也是由此而产生的。起初，高耀洁惊讶地发现艾滋病是一场“国难”时，她写道：“但是我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流行的背后蕴藏着多么令人不可想像的问题。否则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勇气！”虽然如此，后来来自权势的明枪暗箭和炮火飞弹，并没有像打压前三位发出声音的医生那样把她也打压下去。如她坦言的，她不是天生斗士，要找一片高地一展武功；甚至也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医生，要恪守医道责任——当时她人已退休，理所当然不再其位，不司其职。在我看来，重要的在于她是一位贤良，无法忍看眼前在悲凉绝望中挣扎的生命。她的仁爱之心、悲悯之情足够广大足够深厚，一旦被一个个临床具体病例激发，就拖着她上路，来到救助穷疾的起点，又不期然走进荆棘横生的丛林。于是，仁爱之心替代了颐养天年的夙愿；悲悯之情不断兑换着与黑势力对抗的胆量和勇气。一个人的博爱能有多么深沉宽广，储藏多少勇气，蕴含多大的能量？高耀洁教授和她的行为方式是一个例证。
高耀洁的文字里保有中国传统文化遗风，不似新中国大学中文系课堂上武装头脑的知识，却像是通过心灵遗传到她生命的基因。她自己就是旧中国走过来最后一位名门闺秀，踽踽独行在日渐苍茫的非人之地。她的家已经不复存在。“1939年2月12日八路军冀豫鲁边区支队崔田民部二大队进占高新庄村，绑走二伯父高圣君、父亲高圣坦﹑等三人，对其用尽了酷刑，几天之后我家用30万块大洋把他们赎回（见曹县志）。高新庄的全部地上、地下财产被抢劫一空，不久又把高新庄建筑痛付一炬，变成了一片废墟，其中不乏徐氏的所有遗产，当然也包括徐继孺老先生的遗物在内，也全部化为灰烬。”
中国思想史泰斗余英时在论及中国文化危机和激进与保守问题时，清晰地描述过高耀洁所生长于斯的中国民间社会被犁庭扫穴而彻底消失的情况。另一个严重的情况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对传统儒学的彻底批判与禁绝，再经过全面世俗化的三十年经济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将百分之七十的国家财富再分配于不到百分之一的权贵手中，而且族群的传统道德观念悉遭解体，虚无主义大行其道。
社会习俗和人伦道德的破产滞后于社会结构的瓦解和生活方式的裂变。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经过文革正式落幕。而此前这个国族残留的最后一缕温馨之光，仍然存留在高耀洁的记忆中：农民只想安居乐业，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开会斗争地主，多数农民保持沉默。即便荒年发大水，农民没有外流趋势。地方官员出门的交通工具乃是自行车或毛驴，他们衣着简朴，油不肥肚，说起话来满口民生，非常具体：种地、建水池……。“没发现任何人贪污，也没有大吃大喝的行为，更没有什么包‘二奶’、‘三奶’之类的丑闻”。悲叹的是五反宣传队自编自演的揭露商人偷工减料、棉花里掺水、肉里打水，药里掺白陶土，包养女人的节目，所挖苦讽刺的无一不是今日中国社会之写照。高耀洁作为一名医生，即便不做社会调查，也能从自己周围的环境中真实而深刻地感到：“社会变了”！
高耀洁在这变局中所遭遇的厄运，无一不是一个文化大国彻底倒下的标志：她被“揪出来了”，她被头戴高帽，颈上挂鞋，赤脚走过煤渣石子路，忍受满街的羞辱嘲骂；她被关进太平间，不人不鬼地与医院的尸体作伴，这些尸体中有不堪屈辱而自尽的市委官员。她在那里听到过窗外自己亲生骨肉，刚满13岁的儿子被强行抓走的惨叫。她被送往劳教场，以年近五十、一双小脚、残疾人的身体，在露天采石场接受惩罚性劳动。在经历过三次沦为刍豢的游街后，“首如飞蓬、遍体伤痕”的高耀洁决意自裁。士可杀，不可辱，那是清末以降，自革命党人到抗日将士一以贯之的优雅与刚烈之民风的最后一现：高耀洁不是因为不堪忍受苦痛而逃避生命，是因为不堪忍受屈辱而求死。“我已经记不清那漫长的游街之路是如何走下来的，只记得当时，充满我脑海的只有一个念头：死、死、死……”。
1966年8月26日那天，她吞下了30多片麻醉药。她没能死成，纯属天意。被救醒来后，三个哭成泪人的孩子无助的呼喊，使她从民国女子的刚烈中找回天下母亲的韧性，她发誓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忍辱负重，绝不再轻生。不过，挂着“破鞋”游街的人格侮辱，为她留下一个不轻不重的后遗症，她如司马迁受宫刑之辱感受一样：“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人生识字忧患始。读过圣贤书，一身民国气的高耀洁走出了文革的残忍、狂妄、跋扈、暴力的地狱，经过了20年重返医坛治病救人的相对宁静之后，借势走进性病、艾滋病区。她感受到的是这个国族已经被改造过一次的国民性，再度被改革开放所改造：寡廉鲜耻，贪婪无度、道德虚无，“‘一切向钱看’，死人对他们不算什么……”。“医骗子多得像苍蝇，翩翩起舞”。在她的文字高原上，除了行文到气韵饱满处而凸显的那些老树，那一簇簇借儒家典籍文句抒发的愤懑之情，她的高原上也生长一簇簇的灌木，大概受《诗经》质朴诗风的影响，它们是老人在孤独的抗艾战争中随时写下的白话诗。单是诗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老人交战艾滋病时对这个社会的感受：《奴隶》、《贪骗病人》、《艾滋病谁都不远》、《灾难》、《心怀悲伤赴坟茔》、《谁之罪》、《你太累》、《悲伤的艾滋疫情》、《问苍天》、《深夜的孤老》、《满江红·血祸》、《夜泣》、《灾难》。这些诗文所表达的，除了面对无辜血祸的天使般的哀叹，就是对人心不古的“仁者之怒”。
四顾苍茫，一无凭籍，在那个全面恶俗化的社会里，高耀洁踽踽独行。“道之不存，乘桴浮于海”，可是高耀洁无法隐退，她旧时的家族豪门已经不复存在，她心中的圣贤理念悲悯之心也不让她隐退。等到当局把她当成异类，实施监控的时候，她更不隐退了。老伴儿去世，儿女远离，成千上万的艾滋病人变成了她的家庭成员，她已然成了他们的守护人，与他们生息与共。
2006年传来了她荣获美国“生命之音”组织颁发的“环球女性领袖奖”。这喜庆的消息并不能使老人有丝毫轻松和喜色。那时候，她已经充分了解到中国血祸的严峻程度，同时从患者维护自身权益的艰难中，亲眼看见了这个弱势群体投诉无门的困境。行前准备在即，她从各方友人为她购置的领奖礼服中，执意选择了一件中式外套，那是她家人亲手为她缝制，艾滋病人亲自送到她门上的。不合礼宾规矩，但是合乎她的使命：“我是代表中国艾滋病患者去的，我要为那千千万万死者服丧。”
接下来，她在自己的家里遭到软禁和封锁。河南当局所要阻止的正是这位首次出国的老人决心要做的：借领奖的机会为中国艾滋病群体代言，“把他们的苦难和不平告诉世界，要唤起全人类对他们的关注和同情，要为他们带回与病魔和社会不公抗争的希望。”。幸得美国前第一夫人，国会议员，现任的国务卿希拉里连续给北京当局发出十几封言言辞恳切的信，要求放行。半个月间说客盈门、轮番鼓噪、软硬兼施中守死善道、不肯退让的高耀洁终得成行。
2007年2月26日，她踏上了美国大陆航空公司客机的舷梯。行囊里装着那件自家特制的“礼服”，那身中式外套黑底白花，普通面料，价值不到两美元。
“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整整八十年的这位老人，六十余年岁月中，历经政治运动、忙于救助病人，劫波度尽，草心不泯，“奉献于斯，受难于斯，拼搏于斯”，却很少能安睡于斯。出国前半个月的软禁监视、围堵封锁和游说缠磨，加上登机前的长途奔波和紧张，进入机舱，老人已精疲力竭。这时她松了一口气：终于成行了。
托希拉里的美国福，老人坐头等舱，座椅宽敞舒适，胜过她那堆满了防艾资料的简易床。她难得地心宽意安，吃下了一片安定，在远离血祸故土的空中，在辽阔云端之上沉沉睡去。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中，只在日本上空吃了一顿西餐面条，接着再一觉睡到新大陆。
醒来后，她有一段时间迷离恍惚，不知身在何处，不知所见虚实真假。她那古典式思维中出现了庄周梦蝶的典故，她脸上的沧桑舒展为明朗的微笑。这位老人是一名医生，她没有等身著作论述中国传统，却以入世救人的一生演为儒教精神的血肉文本。人在天上那一刻，念及庄子念及蝴蝶，该是她一生躬行直道的困顿中短暂的休养生息，一如她只能在飞离血祸之地的空中酣睡。
其实老人太知道自己是谁了。她既不是庄子也不是蝴蝶，她是为千万艾滋病患者下地狱的地藏王菩萨，她知道自己身后只有，而且全是她的无辜无助的艾滋病受苦人。
当她穿着那件黑底白花、不值两美元的中式外套在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中走上颁奖台的时候，她的老眼里充满了泪水。——在中原大地的道路上、村庄里、光秃秃的房梁下、黑黢黢的土炕前、歪脖子的柳树下、漆黑的无眠的深夜和无风的劳顿的白天，她曾经留下过无数次眼泪。然而这一次，伴着同情、理解、敬仰、钦佩的目光注视，老人为自己的命运热泪盈眶。相濡以沫一生的老伴先她走了，孩子不甚理解也疏远了，她得罪假医、官商无数，顺便有时也得罪朋友，“得罪人太多喽”。没得罪的、真诚受她鼓舞的人们来来去去，一批批遭到打压，不得不偃旗息鼓，只有她挺立着。她强行出国，根本就违背河南官方的意志，但是她的根在中国，她的家在中国，她的价值在中国，她必须回到血祸之地。如此一来，无论面临什么她都必须承受。颁奖是他人的事，苦难困厄要自己承担，然而她已经八十高龄了！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我的忧是‘血祸’未止，‘艾魔’未灭；我求的是这个‘世纪灾难’早日结束，苦难的人民早日摆脱苦海。
“我为艾滋病患者的命运而忧，又为那些恶毒小人的逼害而怒。在遭遇无数的痛苦和侮辱以后，我静下心来思前想后，心潮难平。我怨天上的日月，你们都干什么去了？为啥不放射光芒照亮人间？我心中的忧愁抹不掉，好像没洗的脏衣服。我只恨自己没有一双翅膀，带我飞离这苦难的大地……”
老人对这个无道之世的深恶痛绝和失望无奈是难以言喻的。她已经立了遗嘱，并在自己的自传中将之公之于众了。她的遗嘱不是告诉自己子女如何分配她的遗产，她没有遗产。与她通电子信的人都知道，每封信落款处都标有她的座右铭：“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老人的遗嘱是为了杜绝河南及各地那些欺世盗名者人利用她的名义，成立组织或机构，打着救治艾滋病的旗号欺世盗名，中饱私囊。她同时声明，杜绝身后有人以她的名义写传记、伪造历史，愚弄后代；不许身后有人以她的名字买假药、坑害病人和社会；不许身后任何人改编、修版她编写的任何书籍。这位老人经历过高家三代祖坟悉被掘开，焚尸扬灰，珠宝尽劫的灾难，她在遗嘱中说，“气如秋风，骨灰如土”，决意弃绝传统风俗，不土葬，不存留墓地，不给文革残渣余孽、贪官酷吏，行医骗子及后台主子留下造祸的场所。老人连骨灰都不留，她要与老伴的一同撒入她故乡之河，黄河，随之“流入大海，销声匿迹”。
此遗嘱一立，这位恓惶一世只为苍生的老人，不仅生前与欺诈、冷酷、贪婪、残酷、邪恶势力誓不两立，身后也彻底弃绝了这个堕落的世道。
2007年赴美国领奖归去不到两年，四川为大地震受难学生讨还公道的维权人士谭作人被捕，此案轰动中国坊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高耀洁教授失去了最后的安全感，她毅然再度出国。这一次，无人邀请，是离家出走，心里背的全是她那些可怜无助的艾滋病患者。
图9：逃亡抵达美国的高耀洁作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朋友，于2009年11月30日在其办公室与之会面。高耀洁称赞希拉里比她的丈夫、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聪明，希拉里放声大笑之余，则对高耀洁的一双缠裹又放过的小脚好奇地瞪大眼睛。这一对忘年交除了性别与人道关怀除外，在其他一切方面均大相径庭，丈夫与小脚的故事遂为二人坊间趣闻。图转自美国Persecution blog网。
人类历史上，心中装着受苦人，在晚年离家出走的，在她之前只有一个，是俄国大文豪老托尔斯泰。这位俄罗斯贵族晚年离开自己的庄园，坐上火车一路离去，为了寻找良心的安宁；而离开自己根深叶茂的大地和故国家园的中国民国贵族高耀洁，为的是寻找人身的庇护，以便把经年在中国血祸之河上独木泛舟的经历见闻披露于世。她把这当成自己人生最后一项使命。
她是不说英语、体质孱弱、形单影只的老者，她是秋日的霜叶，是暮色中的倦鸟。为了完成使命，她先是奉献了自己晚年的秋霜枫红，接着奉献了自己的故土的家国林园，最后切断了自己的退路。
这是中国礼仪之邦最后一位贵族的命运，这是旧中国、好中国、民国中国的最后一个身影。
后记
不止一次了，这位说话时撑住一口气，沉默时立刻呻吟不绝的老人与友人聊天时，不是讨论如何保健，而是谈论如何保证自己按时死去。美国是年轻人的天堂，而她自觉来日无多，一旦书稿一一付梓，她就认定自己的使命完成，活着于她不再有意义，而世界对她早已是痛苦之地。
五月份，我受前大河报副总编马云龙兄之托到纽约探望她，她说，一旦书完稿，那就是她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言罢，沟壑纵横的脸上灌满了泪水。一种悲凉之情，从她的沟壑注满我心，我无言以对，我们这些艾滋病患的旁观者、未被感染的幸运者，拿什么去劝阻这个老人的决绝，拿什么宽慰老人的悲苦？
十月份，刚刚读罢她五月送的书《高洁的灵魂·高耀洁回忆录》，我应邀去参加老人的新书发布会与她再次见面，心里装满了对她的敬仰和爱。在她那件间只有
图10：本文作者北明（Bei Ming）2010年10月16日在纽约中华公所高耀洁新书发布会上发言说：“如果美国作为民主大国，能够在最近三年内有两位人物错误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中国这个过去和未来最大的人权败坏、政治不自由、反抗最英勇的国度，连续获得诺贝和平奖，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她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高耀洁的生平事迹。美国之音宋德成摄影，转自美国之音（VOA）网站。
一张床、一个简易桌子的卧室里，与她促膝对坐，听她挥去中国布满天空大地的乌烟瘴气，用口音浓重的河南方言再度咀嚼死亡的这个话题。
我劝她：风烛残年，使命完成，她回到中国未必导致很大的麻烦。而中国大陆有的是欢迎她去安享晚年的朋友。但是她说：即便她能够回去，骚扰和麻烦将波及那些曾经饱受牵连的亲属子女，她不愿意这种局面发生。而且，她拒绝入住任何友人家，不愿意成为别人的负担。
接着她说：“我想好了，我最好的死法和去处，是死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
不能扶疾入国，还是要归正首丘。她这是要为无量无辜的艾滋患者献祭，她把自己当成祭品，要走上中国艾滋病的祭坛。纵观老人一生行为思想，当知此言非戏言。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先贤往圣也不过如此。
八十年代我参与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检讨运动，猛烈抨击杜维明教授的新儒学观点，认为他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三十多年的政治专制制度，把儒教的集体主义观念看成是极权主义在中国立足的思想资源。后来，我接受了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秦始皇到毛泽东，两种迥然不同的谱系、截然相反的哲学、泾渭分明的历史潮流和民族命脉”来解释中国近代政治与社会现象的观点。而如李慎之先生所察，当代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被彻底摒弃之时，也正是专制主义昌盛并演化为一党专政和群众专政之时。我想，高耀洁老人艰苦卓绝、筚路蓝缕的一生可以证明，中国儒教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和仁义道德精神，最终是通过人道主义指向专制统治的，而中国传统中“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一种价值观和人生信念，可以使人在困厄苦难面前，产生与宗教信仰相同的超越生死的伟大人格力量。
兹录宋文天祥被囚时以其浩然之气抵挡囚室一切秽气时所做《正气歌》句，赠与于高耀洁教授，并结束此文——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2010年10月21日
秋雨将歇，秋叶飘零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