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的一九九九年，齐邦媛伫立在南京紫金山航空烈士纪念碑前，在编号M的碑上找到了寥寥几行字：“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
五月的阳光照着七十五岁的齐邦媛，她心中恍恍惚惚有个声音在说：那么，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了。
那被她哭得泪痕斑斑的枕被，那散失在混乱中的来往信件，十八岁那年雨衣里的心跳声，十二岁那年山风里的回眸，这凄美浪漫得如同幻觉一般的缘分，直到白发老妪伫立在冰冷的墓碑前，一切回忆才再度有了实感。
人生中有很多瞬间，凝住眼泪才敢细看。
六、真相与同理心
虽然张大飞的故事缠绵悱恻，但是有个细节及时止住了我的感动。
张大飞的遗书里夹杂着这样一段，说当他意识到自己“朝不保夕、移防不定”，不愿拖累齐邦媛，决心退回到兄长的位置之后：“……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以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
我酝酿着的泪水当场干涸。
在张大飞的这封信里——起码在齐邦媛转述的张大飞这封信里，这个“圣诞节在驻地结婚”的中学老师就只出现了短短一瞬。听上去，这场婚姻甚至像“喝酒跳舞”一样，只是一个打卡体验项目，另一位当事人的感受完全就不重要。
我原以为，张大飞是因为意识到自己之后生死未卜，才不愿谈情说爱拖累别人。难道，恩人家的掌上明珠不能拖累，偶然认识的中学女老师就可以随意拖累了？
他的抚恤金分一半给弟弟，另一半应该是给太太了吧？
齐邦媛在全书中再未置一词，关于那个女教师后来过得怎么样？沉浸在悲恸中的齐邦媛有关心过她的命运么？她对那个女教师有过嫉妒么？有过同情么？有过爱屋及乌的悲悯么？
难道说，所有人都默认了这出戏有且只有一个女主角？于是其他出场角色都可以寥寥几笔带过。任凭他们承受失去至亲的悲痛，任凭他们独自承担世间孤苦，都并不值得牵动主人公的喜怒哀乐？
在《巨流河》出版后，众人对齐邦媛与张大飞的这段情有诸多讨论，更有恶意读者大骂齐邦媛“玛丽苏恋爱脑”。但其实，张大飞妻子的经历也传奇得宛如一部言情小说。
根据资料，张大飞的妻子名叫朱鸿影，他们两人竟然还留下了一个女儿，叫做张川生——大约意为“在四川出生”。在张大飞殉国后的第二年，他的弟弟张大翔找到了嫂子朱鸿影，并且娶她为妻。
按时间推算，张大飞和朱鸿影的感情发展，应该在他尚与齐邦媛通信时。
由于当时空军很受欢迎，一见钟情就闪婚的大有人在。有读者查阅资料后推断，朱鸿影应该是一直对张大飞有情：那次张大飞在战争中受伤，痊愈后便不再对齐邦媛谈及情爱，逐渐退回到兄长位置，应该是因为在他受伤期间，朱鸿影女士曾亲自跑去看望照顾。
对于身心脆弱的战士来说，这种朝夕相处的细致关怀是极有征服力的，比起纯粹的心动和向往，另有一番滋味。
一边是勇赴战场大胆示爱的女教师，一边是事事都需要请求父母准允、向往着盖世英雄照顾保护的、柔弱的文艺女青年……张大飞最终做出的婚恋选择，不全是因为爱情，却也绝不是自暴自弃的“打卡体验”，而是出于综合考虑后的一种更厚重的感情。
张大飞与朱鸿影实际结婚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即齐邦媛还在读大一时，也就是他情不自禁地将高三的齐邦媛抱进雨衣里聆听心跳的同一年。在此期间他一直隐瞒婚讯、保持与齐邦媛通信，所以翌年夏天，当齐邦媛想要转校去昆明离他近一点，他才会来信极力劝阻。
直到婚后九个月，他才停止与齐邦媛通信。
少女齐邦媛同时受到张大飞的婚讯和死讯的冲击，无法处理这种复杂的心情，于是只将自己对张大飞之死的悲恸展开来讲，却将自己对他这场婚姻的态度略过不提。
根据张大飞的遗物和遗书，齐邦媛分明知道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在张大飞的潜意识里无疑有一种“放手成全，希望你过得更好”的意味。他选择和别人结婚，并非因为心里没有齐邦媛，而恰恰是因为感情太重不敢拿起——这一点他自己在遗书里也坦然承认了。
这般深刻隐忍的、带着仰望和呵护的“爱”，这般带着一点点不道德的“被爱”，让齐邦媛心情复杂，但做惯千金小姐的她也坦然接受了。由是，她才敢于放任自己汹涌的思念，甚至会向自己日后的追求者屡屡提起张大飞的名字。
齐邦媛在后文中提到，她之所以知道张大飞的纪念碑所在，是因为张大飞的弟弟曾经寄给她一本纪念碑的册子。这样说来，她是知道朱鸿影的后续下落的。在回忆录里避而不谈，是因为自己无处安放的姿态，也是一种努力维持的体面。
书中也提到，在齐邦媛大学时，学生里的“读书会”办得如火如荼，左右派思想割裂日益严重。一些去过左倾读书会的同学，开始有了莫名其妙针对她的恶意，指责她是“权贵余孽”，并且当面大声骂她。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政治会给人带来如此大的改变，为什么可以煽动起这样无端的仇恨，愈发决定终身远离政治。
政治口号对人的思想改变固然可怕，但我也在想，或许身份优渥的齐邦媛自己也未曾意识到，她有时一些理所当然的无心举动，可能真的曾经刺伤过某些和她身份背景大不相同的人。
她自然对人没有恶意，但很多她习以为常的概念，一些她感受不到的生活芒刺，一些被她下意识忽略掉的、遥远他方的眼泪与真实，或许也是造成她忽然间遭受攻讦的原因。
她确实是个细腻敏感聪慧的文艺青年，但她的同理心也就到自己的舒适区为止了。
七、她的房间
齐邦媛一生住了将近十年的女生宿舍。
她从小就生活在多人聚居的大宅院，最长时间的独自居住，大约还是十岁那年在黑暗寒冷的西山疗养院。
此后她辗转读书，便一直和一大群女生们住在一起。刚搬进大学宿舍时，她发现自己的床靠近屋里唯一的窗子，原本还有些庆幸，但很快就发现，为了安全，窗户是用木条封住的，连外间天亮都看不到。
当时由于战时条件简陋、学校仓促迁到乐山，单薄的木板床总是颤动着，旁边还没有栏杆。即便瘦弱如齐邦媛，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半夜从上铺摔下去。
大一暑假结束时，齐邦媛提早一周回到乐山办理转系手续，只想早些去登记宿舍房间，希望能得到一个靠窗的书桌。
搬到新宿舍不久后，有些室友受到读书会左倾思想影响，开始对齐邦媛阴阳怪气，就连她曾经形影不离的下铺女生赵晓兰也渐渐不理她了。便在此时，历史系的李秀英告诉齐邦媛，自己的室友被未婚夫接回去结婚了。李秀英知道齐邦媛一直羡慕人少的屋子，便邀请她去同室。
齐邦媛连忙办理了申请手续：“……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头顶上一尺半见方的天窗，对我简直是华美的宫殿！”
由于李秀英有固定男友、常常出去约会，所以齐邦媛每晚都能有三个小时独处，用来清理满腹的心事。夜深人静时，透过小小天窗听着河水汹涌奔流的声音和对岸的鸟鸣，她只觉得这是一种奢侈的幸福。再后来，她在老水夫的指引下，找到了河岸边一个幽静的角落，得以躲在那里独自读书，简直如获至宝。
大学毕业前，齐邦媛想继续读书进修，还申请到了美国霍利约克学院的入学资格。然而父亲齐世英不同意她出国，认为她应该先考虑婚姻，否则以当下的局势，她一生与家庭隔绝，会成为孤僻的“老姑娘”。
一九四七年，大学毕业后的齐邦媛在北平和上海都未求职成功，辗转来到台湾大学担任助教，借住在父母的好友马廷英叔叔家中。当时的台湾深受日据时期影响，马家所在的青田街是一条条窄巷，都是可以直接推开的低矮日式房子，入室时要换上草拖鞋，踩上榻榻米，好似走在别人的床铺上。
刚到台北的那几个月，齐邦媛只觉得孤独陌生，心中一直盘旋着“回到爸妈身边”的念头。
新年后的某一天，她在车站躲雨时偶遇了武大的校友杨俊贤，很快就被带去参加了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终于在当地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
校友会上有一位电机系的学长罗裕昌，说是那天见到她，便下决心要娶她回家。
在长辈们的关照下，齐邦媛申请到了一间本该分给台大教授的单身宿舍。她的行李不多，除了一个小皮箱和简单的枕被，便只有刚来时在骑楼下购入的小梳妆箱——那时常有待遣送的日本人，瑟缩地跪在台北街头摆地摊，卖着自己带不走的家当。
齐邦媛对这样的景观感情复杂，心中并不同情他们，却也知道他们不该是仇恨的对象。
搬家之际，罗裕昌殷勤地为齐邦媛送来了被褥和必要的日用品，还在公用厨房为她烧了第一壶开水，灌在暖瓶里。
时年二十八岁的罗裕昌家境清寒、理工科出身，并不符合齐邦媛从前的爱情幻想。他既不是张大飞那样令女孩子憧憬的盖世英雄，也不是上海俞同学那样时髦俊俏的佳公子。罗裕昌在给她的告白信中郑重写道：人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现理想，先决定生活的重心，讲求效率，节省精力，无意义的交谈亦应减少……
齐邦媛做惯了敏感好奇的文艺青年，对这种极度理性、井井有条的人生态度感到新奇，甚至是佩服这种理智和坚强。身边的友人都觉得罗裕昌稳妥可靠，劝她少些幻想，早日安定下来。于是齐邦媛写信给父亲齐世英，希望他来台湾帮忙看看罗裕昌这个人如何。
给父亲的信中，齐邦媛详细列出了罗裕昌的年龄、学历、工作、家庭条件……看得我无奈扶额。
前文里那个看着月亮读着诗、满脑子浪漫幻想的文艺少女，终于还是被岁月迅速吞噬了。
于是，在相识不到一年之后，齐邦媛便和罗裕昌回上海举行了婚礼，此后便决定在台北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齐邦媛和罗裕昌在朋友家借住一个月后，搬入了两人的第一个家——邻居家有六个小孩，两家用一块甘蔗板隔开。台湾糖业公司出产蔗糖，赚来的外汇也是台湾最大的经济来源之一。榨糖的副产品便会被制成甘蔗板，解决了无数新来人口的住房隔断问题。
新婚后的罗裕昌常在晚饭后替人修理收音机，而齐邦媛就读书写日记。不久后，由于大陆局势恶化，齐邦媛的母亲和妹妹迁来台湾。再之后的一九四八年，这对新婚夫妇便进入了接连不断的“接船生涯”，常常一起去码头等待太平轮靠岸。
他们家离台北火车站只有三百米，便成了一个联络站，狭窄的家中总是坐满等待的客人。这一年，父亲齐世英也来到台湾，在她的陋室里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和哥哥齐振一共同定下了一所日式房子，搬去两代同住。
在如此忙碌恶劣的生活里，齐邦媛的身体又日渐羸弱，却在不久后怀上了身孕，必须改善居住环境。
当时，台大给作为“资深助教”的齐邦媛分配了一户小型日式住宅，小小的榻榻米房间，配有全扇窗子，开向种了花木的院子。齐邦媛开心地告诉丈夫，没想到丈夫罗裕昌郑重地说道：他不能刚结婚就做妻子的眷属，而且这还会影响他自己以后申请铁路局的房子。
对于罗裕昌的态度，父亲齐世英完全同意。
在齐邦媛新婚时，齐世英便多次郑重赠言：“不能让丈夫耽误公事，也不能伤他尊严。”
一九五零年，在齐邦媛怀孕六个月时，罗裕昌见铁路局台中电务段段长位置空缺，便申请调到居住环境更宽敞的台中。罗裕昌认为，台湾若能安定下来发展，那么铁路的枢纽将会在中部而不是台北。
为了随夫迁移，齐邦媛向台大递交了辞呈，令同事讶异不已。
当年九月，身体羸弱的齐邦媛在台中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分娩挣扎至第二晚已陷入昏迷。她母亲裴毓贞在她的病床前哭泣呼喊，如同当年的她舅舅一般，从死神手中抢回了她的性命。生产之后，她大约二十多天都不能行走。
在婴儿三个月时，她母亲又不得不匆忙赶回台北，帮忙照料她即将生产的嫂子。
母亲走后数日，罗裕昌常常下班不按时回家，气血虚弱的齐邦媛便抱着孩子坐在大门口等待，直到罗裕昌的身影出现在黑暗中的第一盏路灯下，她便与孩子一起哭起来。
饶是如此，齐邦媛竟然在四年内生下了三个儿子，期间一直靠母亲往来奔波、伸出援手。
——看得我都要气死了。
一九五三年，齐邦媛在台中重遇了自己从前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沈增文。对方考取了美国国务院的“战后文化人员交换计划”奖学金，需要出国接受半年的英语教学训练，便介绍齐邦媛去台中一中帮她代课，教高中英文。
去台中一中当老师，用齐邦媛的话来说，“能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这几个小时”，使她感到由衷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