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后，沈增文回国，齐邦媛代课期满，台中一中的校长诚恳邀请她留下继续任教。
齐邦媛认真评估了自己的困难：她先需要求得丈夫同意，再是求得父母支援——那些年，全靠她母亲裴毓贞奔波在台北台中两地，支援着她在育儿、疾病和丈夫出差时的困顿。家人都担心她身体羸弱，无法兼顾家庭和工作，但她自恃年轻，终于决定接下这项工作，并且下决心也要申请美国的交换计划。
在辅导高中生联考的紧张节奏里，齐邦媛结识了大她十岁的女教师徐蕙芳。
那时信息资源匮乏，为了自编升学辅导的教材，齐邦媛和徐蕙芳都跑去各处收集英文资料，直到晚上孩子睡了，徐蕙芳便由立德街走到齐邦媛家，在齐邦媛书桌上写好，齐邦媛再用钢板刻蜡纸，第二天去教务处印成讲义或测验题。她们的这番合力创作很有效用，后来还被外面的“畅销升学指南”盗印了不少。
齐邦媛说：在台中居住的十七年，除了家庭生活之外，她记忆最深刻的便是放在走廊尽头的那张小书桌。她们二人在压低灯罩的小台灯旁做题目写钢板的情景，“既浪漫又辛酸”。
“多半时间，我们只是两个家庭主妇，在家人入睡后才能在走廊一隅之地，面对心智的挑战。”直到后来的一九七二年，齐邦媛在台北丽水街宿舍，才终于有了一间小小的、真正的书房。而之前这些年，齐邦媛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和教师，并没有自己的工作间。她深夜在小桌边奋战工作，还须求得丈夫谅解。
她丈夫罗裕昌为铁路事业忙碌不休，一周工作七天，经常出差。甚至又是让齐邦媛帮他联系美国、寻找相关参考书，又是认为齐邦媛必会帮忙，便将许多英文内容扔给她帮忙中译。
齐邦媛对此全无怨言。
作为慷慨的回报，罗裕昌也愿意“谅解”齐邦媛，准许她在带好孩子之后的深夜，可以自己在家中角落加班工作。
是的，男人就是这么理所当然。
一九五六年初夏，齐邦媛考取了美国的交换计划，飞到华盛顿特区，接下来在安娜堡密歇根大学训练了两个半月。到了冬天，她选择了去更寒冷的怀俄明州实习教学，一是为了靠近在相邻的犹他州读书的小妹，二是为了体验下老家东三省的寒冷况味。
有一天她突发奇想，在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低温里步行感受“冰天雪地之美”，被警车追上押回室内，以“避免愚蠢的死亡”。
此时的齐邦媛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还是偶尔冒出离奇的浪漫念头，仍依稀可见那个文艺少女的影子。
其实这一年的她也不过才三十出头而已。
半年访问结束后，在回台湾的飞机上，齐邦媛与邻座的一位美国老先生相谈甚欢，后来才知那人是华盛顿美国大学的安德森校长。安德森对齐邦媛印象极好，屡屡向台湾教育部称赞，引得教育部主动联系齐邦媛，邀请她去国际文教处工作。
齐邦媛回去跟父亲和丈夫商量，果然两人都不赞同。
后来教育部部长再次来信，说只要她愿意入职，可以帮忙将她先生的工作也调回台北。但是罗裕昌“岂是肯受如此安排之人”，于是齐邦媛再次回信谢绝。
到了一九六七年，罗裕昌突然接到调令，要去总局参加铁路电气化的研究准备工作，于是他们举家搬往台湾。也是在同一时间，美国的基金会寄来信函，提供了台湾人文科进修奖助的名额，其中一项要求是“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时年四十四岁的齐邦媛，十年来困于家庭，错过了许多国际交流学习的机会，此时深感时不我待，于是赶忙申请。
这年夏天他们搬回了台北，有了母亲的就近照料，齐邦媛终于开始筹备到美国读书的事。在台北那三十多坪、没有冷气、如蒸笼般的公寓里，三个儿子烦躁不宁，不甚谅解她远渡重洋的理想——直到著书的耄耋之年，齐邦媛也觉得三个儿子并没有谅解她当时的决定。
全书屡屡出现这种理所应当的、对女性的压迫，令我很是替她委屈愤懑。
四十四岁的齐邦媛到了美国，由于基金会的手续问题，访问学校一直未落妥。她凭借自己之前积累的人脉，来到一所美国天主教修会创办的女子文理学院——“树林中的圣玛丽”，受邀教授一门中国文学课。同时，她打算去附近的印第安纳大学读书。
她教书的“圣玛丽”和打算就读的印第安纳大学之间相距七十迈，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她只能靠平时蹭其他人的车过去，但大家时间配合不易，别人很难做到每周都接送她两次。
于是她决定先认真教书一学期，然后辞去教学工作，专心住在印第安纳大学里读书。
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之后，她读书异常拼命，因为：“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每一日都是从妻职母职中偷身得来！”
她不顾性命地修了六门主课，在学期结束考完试之后，一觉睡得昏天黑地，午夜醒来时见到皓月当空，顿时感到满腔“离开家庭的罪恶感”，又牵挂起年近七旬的父母，含泪写了一封家书。翌日她把信寄出，随后坐在校园山坡的草地上哭泣许久。
苦读之下，她拿到了4.0的最高绩点，很快就马不停蹄地继续修读繁重课程，因为一日也舍不得虚度。
这一年是一九六八年，国内的文革刚开始不久，齐邦媛在海外没有遇到过大陆学生，认识的中国人十分之九都是台湾过去的。她唯一的社交圈子就是几位中国学生及其家庭，大家轮流开车邀请她出去观光玩耍，让她见识到美国中西部的广袤。
这段充实又幸福的读书生涯，在一九六八年的寒假被迫戛然而止。
因为交换计划要求她必须保持一份教书的工作，所以她不能一直全职当学生，必须回到“圣玛丽”去教学。签证快到期之时，她只差六个学分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便犹豫要不要申请延长半年——便在此时，她父亲来信，说她丈夫罗裕昌工作辛劳，要求她马上回去照顾家庭。
于是她离开了印第安纳大学那开花城的春花冬雪，终身也没有拿到那个近在咫尺的学位。
回到台湾之后，齐邦媛兑现“交换计划”的约定，在台中的中兴大学教书三年。
此时她举家都定居在台北，她须得每周二早上七点搭乘光华号火车去台中，周五晚上再搭乘自强号回台北。她不在家的两天时间，便靠一位女佣协助家务。她的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三个儿子都进入青春期，她每周二早上五点多就要起床为家人准备早餐，再顶着残月去赶火车。
齐邦媛一手促成了中兴大学外文系的成立，在家庭和校务之间忙碌不休。三年约定期满后，她终于向中兴大学提出了辞职。对于那几年，她只觉得“身心俱疲而不敢言倦”，觉得拖累了妈妈太多，心中十分煎熬。这几年里，她唯一能静下心来思考读书的时间，反而是台北和台中之间、坐在火车上的那三个小时。
齐老师这样总结道：“那种全属于自己的独处三小时，我终身感激！”
弗吉尼亚·伍尔夫有言：“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必须有钱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当然，这种需求不仅限于写小说。伍尔夫认为，获得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房间，是实现女性价值的第一步。只有在自己的独立空间，女性才能有机会深刻思考，不必依附于父亲和丈夫。
诚哉斯言。
我从前并不懂得这个观点的分量——直到看了齐邦媛老师这一生的妥协隐忍，才意识到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拥有自己的房间”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社会分工给了她一层又一层的桎梏，即便她出身优越，又在那个时代里如此幸运地受到了高等教育、有着源源不断的拓展视野实现价值的机会，但就因为她是一个女性，整个社会总是在合谋剪断她的羽翼。
她的父亲齐世英是个思想先进、关注民生和人权的高级知识分子，但这样一个人也会习惯性地轻视和践踏女性的价值。例如他会因为嫌弃妻子的“毓贞”这个名字不好听，而直接给她改名为“纯一”。例如他在女儿大学毕业时，便以“怕耽误婚姻”为由，不许她赴美进修。例如他一次次劝诫女儿追随丈夫，后来又以“照顾家庭”为由将女儿召回，使女儿被迫终止她的学业。
齐世英想建立一个人人有尊严和人权的理想社会，但那仍旧是个男人心安理得狠狠踩在女人身上的社会。
男人果然是天生的利益共同体，对女人敲骨吸髓吃习惯了，丝毫不以为意。
我同时也在想，对于齐邦媛本人而言，这一生的那么多错失和妥协，她自己的性格也是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例如在她初到印第安纳之际，明明教书与读书的地方才相距七十迈，只要有一辆车就可以解决。以她的家庭条件，买车、租车都是不在话下的，但她似乎从来没有把“学开车”当做一个可行方案，竟然就因为合不上蹭车时间，而难以两头兼顾，以至于签证到期还没修完学分。
我甚至在想：若换了是张大飞的妻子朱鸿影女士，以她的执行力，说不定来美国第一个月就学会了开车，许多困境迎刃而解，也不会有“坐在草坪无助哭泣”这样的画面了。
整个社会合谋剪断女性的羽翼，不仅是客观上迫使她放弃发展事业的机会，也在主观上引导她们放弃自己成长的可能性。
必得自身有强悍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
其实我与齐邦媛老师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一直都说自己是非常符合刻板印象的女性：我从小最擅长的科目就是语文、英语、历史，一直极其讨厌数理化，体育和动手能力都是弱项。即使来美国买了车，也自认为马路杀手，一直不敢开车上路，以至于汽车轮胎的气都漏光了。
最近我在一点点克服自己的恐惧，每周都开车出门。同时我也在想：这究竟是不同性别的天赋使然，还是整个社会都在潜移默化地给女性洗脑，从儿时就设定了无形的标准？
齐邦媛老师晚年将自己一生的经历梳理出来，看到自己因为父亲和丈夫的命令而眼睁睁错过了那么多机会，心中恐怕也不是没有憾恨。
王德威老师在后记中说道：对于齐世英先生而言，当年参与郭松龄兵谏，渡不过巨流河是他一生的遗憾。在他的巨流河里，有着史诗般的波涛汹涌。而对于齐邦媛而言，她渡不过的那条巨流河，却是贤妻良母的守则、日复一日的家庭责任，琐碎而漫长，“艰难处未必亚于一次战役、一场政争”。
齐邦媛老师如她父亲一样，知道自己有能力渡到河的对岸，但对岸却终究可望而不可即。
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没有思想上的启蒙引导，一个女性想推翻这种约定俗成的压迫、将命运和生活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是极为艰难的事。
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思维已经大不相同了。
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学会为自己的每个人生决定负责，不依附于他人的保护，也不妥协于他人的施压——这是当代每个女性都需要渡过的巨流河。
八、海外孤臣
齐邦媛老师无疑是顶尖幸运的人。
我原本起了一个小标题叫做“孤臣孽子之思”，得自于白先勇。但我想了一下，流亡台湾的那批人皆可称为“孤臣”，却未必个个都是孽子。起码温驯的齐邦媛老师一定不是。
齐邦媛从来没有真正的反叛意识的觉醒。一直保护她、引导她、同时也顺理成章挤压她成长空间的父亲齐世英，是她一生的精神偶像。
她中学就读于南开，受教于孟志荪这样的国文名师。进入武汉大学后，有朱光潜亲自指导她转系，并且担任她的导师。她在语言、文学和审美上受到的启蒙，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不仅为她奠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也成为她在无数次挫折和苦难当中的精神力量来源。
她的恩师朱光潜、吴宓在文革期间受尽凌辱，她的老同学们各自经受了重大考验，而她却安安稳稳成家立室，游历世界各地，还参与编纂教材和文学作品翻译，大大实现了自我价值。
她这一生与同侪相比，已然获得了足够多的幸运和宠爱，正没有什么可反叛的。
她因时代而感受到的痛苦，更像是一种迷惘。这是那代人共同承受的一种时代的捐弃。
初到台湾时，她是个十足的“外省人”，对受日据时代影响的榻榻米感到不习惯，甚至在出国访学还会想要到更寒冷的地方，去感受与家乡东北相似的气息。后来几十年倏忽而过，她帮着丈夫一起使台湾自动化铁路系统从无到有，她参与多项文化教育活动、与各个国家地区的大人物交流会晤，更在素书楼的石阶上与大师钱穆先生建立起十八年的密切友谊。
几十年下来，她已经彻底成了一个“台湾人”。
在大陆一片荒漠的时期，她努力推广“台湾文学”走向世界，却每每在自我介绍时难以定位——她是来自中华民国？来自东北？来自台湾？外国人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复杂的关系？
对于所有台湾人来说，谈及identity时都有种“雾中奔跑”的感觉，最初的乡愁和失落慢慢被时间冲淡，便成了一种长久的流亡之感。
从一九八零年代开始，齐邦媛渐渐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上见到中国大陆的作家，当中也不乏她极为欣赏的创作者。她一开始很热情地向她钦佩的作家张贤亮打招呼，却引来了几位大陆作家的诧异表情。后来才逐渐意识到，两岸作家对许多文革主题的作品态度不尽相同，“凡事稍涉政治观点，人与人之间立刻保持相当距离”。
渐渐地，也会有大陆的作家去台湾参加活动。“虽然彼此认识一些可以交谈的朋友，但是‘他们’和‘我们’内心都明白，路是不同的了。诚如福斯特《印度之旅》结尾所说：全忘记创伤，‘还不是此时，也不是此地’。”
一九八五年，齐邦媛在西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台湾文学，白先勇、陈若曦、钟玲、李欧梵和郑树森受邀来柏林参加“地平线世界文学会议”，齐邦媛竭诚招待。但很快他们发现，来参加这场会议的大陆作家，名字都印在了会议大厅的大型看板上，而五位台湾作家却没有姓名。众人都对此感到愤慨，无奈形势比人强，此时整个世界都对这些由“文革”后的中国来的作家充满好奇。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以后，欧洲的台湾文学研究也渐渐热情不再，注意力被中国大陆占据。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台湾和大陆之间开放了探亲，但齐邦媛一直等了六年才回去。当时，“炽热的探亲文学已由重逢相拥的痛哭激情渐渐冷却，甚至开始出现了幻灭的叙述。隔着台湾海峡，漂流者日思夜想的是故国山川和年轻的亲友，即使父母也应尚在中年，隔了四十年，回去时所见多是美梦的骨骸。”
齐邦媛既觉得自己无亲可探，也有“近乡情怯”的感觉。
直到得知学生时代的挚友鲁巧珍肺癌末期，齐邦媛才匆忙赶往上海，此时才知自己当年的男友俞同学已于一年前因心脏病去世，当年的许多旧友也都已经去世了。
她到了医院，鲁巧珍被扶着坐起来，说道：“知道你要来，我一直等着。”
鲁巧珍从枕下拿出一张纸，隆重地念起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这首诗放在这个情境下，实在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鲁巧珍对齐邦媛这些年在台湾的生活表示由衷羡慕，齐邦媛泪落不止，心知此番重逢便是诀别。
齐邦媛对于上海并无逗留的心情，从医院出来后，她坐车驶过原先最繁华的街道，想起自己半世纪前来到此处的场景，啼笑从无。她很庆幸自己的人生选择：若当年留在上海，她在文革时期早就因出身而被斗死，“即使幸存，也必须耗尽一生否定真正的自我”，就像她那几位尊严尽失的恩师一样。
此番返乡，她也回了一趟东北老家，所坐的火车途经巨流河铁桥时，天已经全黑了，她未能看见这条他父亲心中流淌一生的巨流河的全貌。
在软卧车厢内，她与几个来自俄国的工程师相谈甚欢，对方对她很是友善，还提出要护送保护她。她想到三十多年来“反共抗俄”的口号——脑海中模糊的仇恨概念，与眼前具体的、善良的人相联结，很具有象征意味。
暮春三月，齐邦媛来北京参加同学聚会，负责联络接待的是当年他们南开中学的校花邢文卫。曾经，冷艳矜持的邢文卫是整个男生宿舍“遥望受彤楼”的焦点，此时已经年迈，却依旧与众不同。聚会前，齐邦媛申明道：“此行专为欢聚，一不谈病痛健身灵药，二不谈台湾回归祖国之事。”
明明是分享过最珍贵青春的昔日旧友，打起交道来却有了这么多无法触及的雷区。
聚会时，众人唱起了当年由十八岁的齐邦媛创作的班歌，一句“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令人唏嘘不已。
“这些当年精英中的精英，因为政治的对立，婚姻的牵绊，失去了许多正常生活的岁月，成为失落的一代，吞没在‘春风远’这么简单直率的叹息之中，无须记忆，也无法遗忘。”
两年后，齐邦媛在台湾收到校友传来的“邢文卫病逝”的消息，才知道在聚会时邢文卫就已经生病。当时她不知情，竟对邢文卫没有一句慰问，而这时邢文卫的死讯是由简体字宣告，齐邦媛甚至不认识这个名字。
齐邦媛犹记得聚会那天中午，众人从邢文卫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饭馆吃饭，四月柳絮飘飞，齐邦媛忽然想起当年孟志荪老师教过的苏东坡的《水龙吟》。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人与人的每一场分道扬镳，都有可能是一生的诀别。纵使他朝再相逢，彼此间也隔着茫茫岁月，终究再也无法回到青春的彼岸。当年去了台湾的这些人，幸运地避开了许多摧残伤害，却终身都无法摆脱“被抛弃”的流亡之感。
而这一份流亡与失落，或许还要延续世世代代。
又或许，下一代早已在无声的岁月里，流亡了“流亡”，失落了“失落”。
九、江河万古流
这本书读到最后，有一处忽然令我热泪盈眶。
那是一九九三年齐邦媛回到辽宁铁岭，来到小西山的村庄旧址，询问“鬼哭狼嚎山在哪里”。结果所有人都从未听说过这个山名。直到此时齐邦媛才知道，幼年时听母亲说的“鬼哭狼嚎山”，原来是母亲当时的心情。
当是时，她的一生已经走到暮年，她父母也都魂归九泉。她漂泊了这么久回到原点，才发现这样一个微末的真相。
由于她父亲齐世英为国民党政府做事，他们家的祖居庄院已被摧毁，祖坟也被犁平为田。她童年奔跑过的山野、她采过的芍药花，早已没了昔日存在的痕迹。此番万里还乡，唯见沃野良田伸向默默穹苍，她终于确认，父祖的故乡早已没有了她的立足之地。
她南开中学的好友潘英茂，后来定居在加拿大，在七十岁那年曾经主动寄明信片与她恢复联系。齐邦媛去纽约办公时，曾想过顺便去加拿大看望潘英茂，但当时正逢美国感恩节、公路繁忙，她便想着下一年再去。哪里知道下一年她便得知了潘英茂因病去世的消息。
最后，她只能给已故的潘英茂写了一封无法寄出的信。
她在信中回忆起当年高中毕业的夏天，她们一行五人牵着手往车站走，忽然一辆吉普车冲来，将她们冲散。当时的潘英茂用一贯沉静的声音说道：“我们以后恐怕不能再见面了，我母亲的法国迷信说，牵着的手被人从中冲开，就是分散的预兆。”
那次离别的场景，偶尔还会浮现在齐邦媛脑海中。她未曾想到当年的预兆这样准确，大家竟然分散得如此彻底。
或许只有快走到尽头时，才能将人生每个细微处的线索完整地衔接起来。
此之谓人生的谶语。
陪着齐邦媛老师见证了她一生的历程，跳脱出特定的时代回看过去，也可以发现很多相似的事情都是在重复发生。例如当某个国家、某个政党做出不人道的行为，国际社会一定会予以声援谴责：如郭松龄反战兵谏时曾获得各方的赞许；如在南京大屠杀之际，科学家爱因斯坦、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美国哲学家杜威，联名发表宣言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这与今年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声援一般无二。
每个时代都总有一些人在努力做正确的事，这也是让人感到“世界有希望”的地方。
虽然，每个时代也都有被沙尘蒙了眼的人，他们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残忍，最终那残忍也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巨流河》这本书出版于2009年，书里书外的学者都在感叹文化环境越来越好、两岸的联系日益紧密，大家都勇于直视“昨日之非”，共同祈愿明天会更好。然而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局势再度紧张起来，不知所谓的喊打喊杀之声甚嚣尘上，许多的话题又成了讳言——历史就像是一个曲折的轮回。
倘若乐观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zoom out到足够遥远的距离，将历史的跌宕轮回放进时间的长河里，似乎一切都并没有那么糟糕，再多的荒谬也终究会被岁月抚平。
倘若悲观地想：每个人在自己有限的人生里，迎面遭遇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却是一件不可选择的事。即使荒谬终将被岁月抚平、一切终将重新恢复欣欣向荣，那又如何呢？生活在时代夹缝里的人，已然在这场荒谬中耗尽了一生的青春。
那么究竟是该乐观一点还是悲观一点？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看到有那么一些真实存在的人——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仍然保全了肉身和精神世界的完满，使我顿感欣慰。我忽然意识到，无论在多么糟糕的时代，也总有人可以幸免于难，既不必同流合污，还可以独善其身、肉体与尊严都不受摧残。
在悠悠不断的岁月里，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而在我们自己有限的人生里，惟愿我们都可以独善其身。人生的巨流河，或是寂静无声，或是波涛汹涌，唯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自己总是需要一刻不停地航行、竭力躲开风浪和暗礁，才能有机会抓住人生的果实。
愿你我都能抵达内心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