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5日，两名武警走过位于北京的中共历史展览馆。
每当中国经济下行的时候，中共就会要求政府部门要过紧日子，并大力宣传政府过紧日子为的是百姓“好日子”。但这种政治游戏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反而会加快经济收缩，中共为了政权安全，根本不会真正放手发展经济。
过紧日子的政治游戏
中共总理李强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之后中共财政部正式发文，要求中央及地方财政落实“过紧日子”政策。
中共各地官员们迅速反应，推出相关措施，严控“三公”经费和紧缩一般性支出，今年至少有21个省级政府削减了公务用车预算。贵州省省长承诺省级机关事业单位按照15%的比例统一压减公用经费；湖南要求2024年省本级办公用房维修经费压减40%，更新公务用车必须同时达到“使用年限超过8年”、“行驶里程超过25万公里”的条件。
云南省统计局要求夏天不要将温度设定在摄氏26度以下；内蒙古当局表示，政府机构应尽量减少购买新设备；四川宜宾市要求官员使用质量较差的纸张打印日常文件。
云南一家国有炼铁厂敦促员工严格控制各单位的瓶装水消耗量，并鼓励员工自带水杯；内蒙古一个县鼓励政府工作人员1公里以内的距离步行，在2至5公里的距离内骑自行车，在更远的距离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图为吴嘉隆资料照。（吴嘉隆提供）
台湾总体经济学者吴嘉隆对大纪元表示，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严重的财政危机，真的没钱了，已经掩饰不下去了，只好叫公务员勒紧腰带。先顾好跟维稳有关的军队、武警、公安人员，其他公务员就先砍约聘外人员，再让约聘内互相支援，节省公务员的部分开支。
对于政府现在为什么没钱了？吴嘉隆解释说，以前地方政府为了得到上级重视和升官，就借钱拼基础建设，这叫债务经济模式。问题是这些建设工程上很漂亮，但是没有经济效益。最典型的就是贵州山区里面修了很多高速路和桥梁，没有经济效益就变成债务，要养这些基础设施，还得再额外花钱。
“尤其是房地产危机之后，地方政府没有办法批地取得财政收入，这种缺口大约占40%的财政收入，现在只好砍公务员的工资奖金。”
吴嘉隆表示，原本1990年代末朱镕基时代，中央财政已经不够用了，就把地方的税收拿过来，让地方可以出售土地，这叫土地财政，又续了20多年的命，一直撑到现在。
“现在搞不下去了，因为开发商拿地盖出来的房子，根本卖不掉。现在他们不敢去银行贷款搞项目，地方政府就没有卖地收入，然后要中央给移转收入，中央也没钱给。财政危机就这么简单。”
尤其是房地产危机之后，地方政府没有办法批地取得财政收入。示意图。（Shutterstock）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对大纪元表示，过去的财政依赖于大量的出口、外资和房地产，但现在这三方面比过去大幅下降，有些行业甚至已经萎缩，导致财政困难。
他补充说，2012年到2020年这八年，由于当时要反腐要重新洗牌，要取得公务员跟军队的信任，公务员工资平均有3到4倍左右的增长，而现在基本上不再需要用这个方式去收拢人心，所以就把公务员工资又降回去。
过紧日子反而制造新经济困境
专家表示，当局应该专注于如何让地方政府增加收入、减少债务，而所谓过紧日子不可能明显缓解财政压力，相反可能会进一步引发经济收缩效应，形成恶性循环。
吴嘉隆说，公共部门花钱少了，民间经济收入当然就少，整个内需就下行，又会带来下一波紧缩压力，这在宏观经济学里叫节俭的矛盾。大家都一起过紧日子的结果，经济就不断的收缩，收缩到最后就形成通货紧缩的预期心理，经济就更难翻转过来。
“凯因斯早就提过这个问题，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不能强调过紧日子，而是要相反，让大家敢花钱肯花钱，才能够把总需求找回来。”他说。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黄大卫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