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让我们看看著名的反动派胡适是如何诬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又称“洗澡”运动）的：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知识分子像今天编者略统治下遭受到如此大道德上和精神上的酷*刑（cruel torture）的。...... mainland的知识份子，他们最大的悲剧是由于他们沉默的自由已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他们必须把他们一生的经历、教育，所受到的知识影响，......最根本的思想和信仰，公开地招认出来。这就是所谓“坦白”（“检讨”）。不容许有任何隐瞒或作伪。
由于有一套完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隐瞒和作伪乃成为不可能的事。在“坦白”大会上，会让你在自己的学生、同事和训练有素的质问者及拷问专家面前进行这两种批评。.....一次大会可能拖上五六个小时，甚至十个或十二个小时。如果一次大会没通过的话，他们会让你再反思一遍，修改你的自我批评，然后再开下次大会，直到你的自我检讨最后得到群众和编者略的满意为止，才肯罢休。也就是说，把你弄到在学生和同事面前完全放下自尊，在道德上、知识上、精神上，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
——胡适，1952年4月28日，在“救济中国流亡知识分子委员会”上的讲话”
韶山他老人家教导过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对韶山思想理解深刻的郭老也同样告诉我们：
胡适要我们“少谈些主义”，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多谈些主义！”
胡风要我们不要思想立场，拒绝思想改造，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坚决地争取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毫无保留地进行思想改造！”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郭沫若，《胡适思想批判》第四辑
胡适乃是我们不共戴天的头号思想仇人，既然胡适把“思想改造运动”贬地一无是处，那我们就更要举双手赞成拥护此一运动。
当然拥护归拥护，作为后辈，我们还是有必要对此运动的史实做个大概的了解，这样才能帮助进步人士对那些不实之词作出有力的反击。
（一）韶山独特的知识分子观
思想指导人的行为。我们要问韶山为何执意要发动一场改离不开他切身的生活经验，韶山也不例外。
韶山（1893-1976）本身是一个去古不远的人，他心目中“知识分子”其实更类似于旧式的“读书人”形象。
韶山的青年成长期，正是前现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此时大名垂宇宙的，无论是早期的梁启超、康有为，还是后期的胡适、陈独秀、梁漱溟，他们都是所谓学究天人而又带着浓厚士大夫气息的“通人”（其中只有胡适受过西方严格的学术训练）。
这些“通人”具有丰富的常识，古今中外（其实对外只知皮毛），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文史哲更是一脚踢，称他们一声启蒙大师绝不为过。但是这些人与西方意义上的高度专业化的社科类知识分子（我国五四之后培养的学子具备此特征，如殷海光、王浩等人）有着巨大的不同；前者是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产物，才高八斗，言动公卿，功在启蒙，却失之肤浅，在转型期中枪杆子至上的社会里，可谓百无一用的“乱世之饭桶”（丁文江评价他们知识分子的话），而后者却是身怀一技之长的专才，是为分工明确的高度现代化社会定身打造的，想要建设现代国家，确定一套现代制度，则处处离不开他们。
这些区别，不用想，未曾出国、大半辈子都献身革命的韶山，对此是不甚了了的。在他有限的认知里，他所能耳闻目见的“知识分子”，无疑都是一些高坐讲坛口角生风的“乱世之饭桶”（如胡适），哪怕如陈独秀者，也是自以为是不知权变的书生；他们肚皮里有多少知识，能够解决当前的军阀内乱、帝国主义压迫等实际问题，能让国家走上富强，只有天晓得。
而韶山本人却是个脚踏实地的干才，他又有朴素的农民情结，认为这些没经过繁重体力劳动还自认精英的知识分子（其实他们是“脑力劳动”），只是文化的点缀，没有实际的用处，而且没有劳动人民的世界观，更不会心向人民。
此外，他早年在北大还有一段不愉快的工作经历，一些目空于顶的知识分子如傅斯年、罗家伦者居然有眼不识泰山，冷遇一代英杰，这种微末时的遭遇让他对北大一类的“王八基地”终身都没有好感。而当他登上琼楼高层时，遇到的多是一类如无限谄媚的艾青，“一日无主，则终身惶惶”的胡乔木，发牢骚动手打警卫的柳亚子，无大局意识“窝里反”的王实味，更增加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嫌恶。（就笔者所见，对韶山的知识分子观解释最好的，还属唐德刚的《中国之惑》一书）
看过韶山大作以及黄炎培《延安归来》的朋友，想必对下面这段话都耳熟能详：“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倒比他们多一点”。（《整顿〈学风〉〈党风〉〈文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其实上面一段话还比较文雅，真正把韶山老人家对知识分子朴素情感发挥地淋漓尽致的，还是下面一段话（出处同上）：
“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
“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的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吗？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笑声）。
这段话看似只是韶山对死读书的马列信仰者的玩笑话（有《何典》之风），但是这种玩笑话里多少透露出他老人家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看法。
知识分子的“皮毛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长话短说，就是韶山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只是依附在统治阶级这层毛的“皮”。
《资治通鉴》以及切身经验告诉他：所谓“知识分子”想要在政治上有一番出息，必须要得君行道，为统治阶级服务；而他们的出身多在地主小康家庭，这样就给知识分子打上阶级出身的标签；此外欧美留学归来的学子，多对欧美有好感，厌恶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新式的律师为有钱人服务，会计、工程师为资本家服务，旧式的私塾教员依靠地主富农的束脩方能存活。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依附关系，对美苏不同的“阶级感情”，都可以用他那套阶级学说中“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加以解释，那他那套知识分子的“皮毛论”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