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对鸭讲，格格不入
农活的劳累和农村生活的艰苦对我不是考验。唯有孤独折磨我的心灵。
我们村子紧西头是一条小河，春天解冻了，涓涓细流清澈和缓。几块大石头，把河面分成三四个小支岔。横不成行，竖不成趟的十几棵柳树，有的歪着脖子，有的耷拉脑袋，有的斜探着身子，有的只存着半截子，伴着大大小小的石头蛋儿、石头块儿、石头板儿，形成了有大有小、有深有浅、阳光树荫错落相间的几个小水塘。随着天气转暖，几场大雨一过，河面陡然加宽。这里就成了半大小子的男孩儿们撒欢儿的乐园，他们光着屁股跑来跑去跳上跳下，折跟头扎猛子扑腾水玩耍打闹捉鱼摸虾；姑娘媳妇儿们洗衣服洗澡洗头消暑嬉笑打闹说悄悄话东家长西家短扯老婆嚼舌头乐此不疲。
每天中午三姐都拉我去河边。我喜欢一个人远远的坐着，静静的看着，无从加入他们。捧着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和英语书，或发呆，或旁若无人。我回忆夏天绿色长满眼的乌加河，回忆躺在乌加河畔的沙土地上仰望蓝天，我们烧一抱干草，然后把小土豆和豌豆荚蚕豆荚埋进灰烬里，余温散尽，扒拉出灰底的干货，吹吹拍拍，那些烧土豆烧豌豆烧蚕豆呀，那叫一个香喷喷……三姐她们远远的招呼我：快点儿过来呀，你那匣子（半导体收音机）叽里呱啦有啥听头！你魔怔啊？
农村干活的特点是懒散，让我很不习惯。就拿“腰歇”来说吧。上午下午干活中间都有一次休息，他们叫“腰歇”。本来就是个抽袋烟、喝口水、上个厕所的短暂休息，结果搞成了男人们抽完烟树荫下睡一觉、女人们拿出鞋底子袜子垫儿小孩儿裤褂儿飞针走线，更有甚者，一溜烟儿不见了直到快下工再回来的！刚开始我不明就里，“腰歇”怎么没完没了？看明白了以后，每天早晨出工时我就背上书包，书包里装上几本书。“腰歇”一到，我也找个背静地方，或躺或坐，打开书包。我知道背后都在咬耳朵，指指戳戳，不摸针线的姑娘家将来谁家敢娶。
为了享受孤独，我学会了纺线，就是大家从电影、历史照片里看到的，延安大生产时期那种手摇纺车人工纺线。盘腿坐在纺车前，左手摇纺车，右手捏着一个小棉花条儿，左手开始摇，右手把棉条挂在线坨上轻轻向外拉，左手摇的速度要匀，不能时快时慢，右手拇指食指捏住棉条要不松不紧，向外拉的力道也要匀，用对了劲儿，纺车就“嗡嗡嗡”响起来了。左手摇，右手拉，棉花条拉成细细的棉线源源不断，一直拉到右胳膊完全伸直再也没有余量，再轻轻把线条向纺车底部的线轴送过去，又细又白的棉线就缠绕在线轴上了。
我特别喜欢纺线：左右手的“摇、拉、送”动作，伴着纺车轻盈的“嗡嗡嗡”声音，如果纺车木轴还有点儿缺油，还会发出有节奏的轻轻的“吱嘎吱嘎”声，那真的可以称作“美妙和声”！我陶醉其中。每隔三四天，就把纺好的线交到大队，按分量折合成工分。
村里有一个“大布厂”，用这些线织布，这是我们村的副业。在大布厂看布机的多是姑娘和小媳妇。他们可以常年在室内，比起风吹日晒的下地干活儿，显然轻松干净得多，一个个都细皮嫩肉儿的，所以他们自我感觉就是城里工人，高人一等。
据说厂里那几十台织布机，还是我父亲1960年代初期负责引进日本维尼纶成套设备，认识通县一个棉纺厂的领导，他们更新换代，淘汰了的旧设备呢。反正我不羡慕那些大布厂的工人，我更享受在家纺线，我享受那种“独自静好”。
三姐早就眼红看布机的工作，却苦于没有机会。这下来了精神，撺对我：让老叔（指我父亲）跟厂长说说，咱俩都去大布厂吧，当个工人多清闲。我说：你想去你就自己找我爸爸跟厂长说去。三姐干瞪眼想不明白为啥。
有一天表哥突然带给我一个消息：县评剧团要招收新团员，他给我报了名。我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评剧团招新团员与我何干？表哥笑嘻嘻指指我的月琴，说：县城培训三个月，公家管吃管住不要钱，每天还给记全勤工分。要不是你的知青身份，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去？原来表哥的战友是县文化馆的领导，走了关系才给我找来的“后门捷径”，我想想划得来。第二天，我坐表哥的“二等”（自行车后座，叫二等），到县里报了到。
培训班设在县城的文庙内，香河县的文庙我并不陌生。我母亲的老家是县城有名的大户人家，我从小在姥姥家的深宅大院里长大，那时候每年进京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光有限，一直到七岁上小学，才长期留在父母身边住在北京了。那时候我经常光顾文庙，每年一次的“祭孔”是必去的。
我们这几十个培训学员按男左女右分别住在大成殿前面两侧的东西厢房里。女宿舍是东厢房，四间大通铺。到底是县文化馆主办的，对学员实行严格的军事化封闭管理，吹哨起床后，先练功一小时，早饭后和吃完午饭小午休后，全是练功，晚饭后还有集体政治学习两小时，规定内容是读报纸、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什么的。
这个三个月的培训班，说是培训，其实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专长，分进演唱、伴奏、舞蹈三个组里，各人自顾自练习，期间没任何人教授任何新东西，三个月后选拔人才。我既没有好嗓子和唱戏的功底，进不了演唱组，也没有漂亮脸蛋好身材，进不了舞蹈组，只能是“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在伴奏组混吃混喝。
兵团过来的人，对再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也不犯怵，我反倒很享受这种生活状态。早饭前的一小时练功，我基本就是跑跑步做做操锻炼身体；上下午大块的时间，我就用来看书听广播英语。我既没有唱戏天赋又没有留在剧团愿望，何必强迫自己为难自己？三个月脱产学习时间宝贵，机会来之不易，抓紧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很快我就成功地把自己树立成那四间大通铺的中心人物，好歹我也是“不脱产干部”出身，有过五年的“干部”经历呢，晚上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均由我掌控安排，对我来说，尽可“随心所欲”。我教唱歌，讲故事，讲时事新闻，讲我所了解的外国比如苏联东欧日本的风土人情，讲我们建设兵团的趣闻轶事等等等等。
每天晚上，我们这个大通铺房都热火朝天，读书读报，唱歌一口气能唱半个小时，有时又突然爆发出尖叫大笑，常常不能按时熄灯。和这些淳朴得幼稚可爱的农村小姑娘们在一起，烦恼离我远去了。她们喜欢我，听我的话，因为我见多识广；我也喜欢她们，感觉比我过去的一班兵都好领导！
不尽如人意的孤独寂寞依然与我如影随形：在这偌大的文庙大院里，每一处房转角，每一处大树树荫下，人人都努力刻苦，个个都抓紧练功。小常宝想亲娘，宝爹想老婆，阿庆嫂刁德一智斗，郭建光夸奖沙奶奶，唱念做打，手眼身形步，每一招每一式都不含糊；笛子二胡京胡板胡大小三弦儿伴着扬琴手风琴吹拉弹唱，有时互相干扰更有互相合作；还有不少身轻如燕的小姑娘小伙子折跟头打把势、劈叉卧腰、高桌下翻、腾跳打旋子；再有几个咿咿呀呀练声、咪咪嘛嘛爬高音的，透着满脑门子的认真较劲，只有我是一个显眼儿的“另类”！
月琴只是我的摆设，有时候一整天都不带拨拉一下的。我只偏爱我的书和别人听不懂的叽里咕噜外国话。表哥可能通过他战友了解了我的表现，给我打过电话，嘱咐我要抓紧时间提高自己。人前人后我倒也从不遮掩自己的不认真不在乎。她们大惑不解的是：将来能登台唱戏的县剧团都吸引不了你，那你还想干啥？！
时间过的飞快，三个月很快过去了。选拔人才的汇报演出在县委的大礼堂进行。从边幕的缝隙，我看到前三排的大木头排椅子坐了二几十号人。我们伴奏组献演了器乐合奏——电影《青松岭》主题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哎～，啪啪的响哎～，哎爱嘿哎爱嘿依呦～，一挂那个大车，出了村呐哎爱嘿依呦～。冲破那个重重雾呀，跨过那道道梁哎，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
告别了可爱的小姑娘们和多才多艺的小伙子们，我坐着表哥的二等，又回村了。路上和表哥短暂的交流：
表哥：没考上剧团心里咋想的？
我：没考上就没考上呗。我真不会唱戏，我也真不喜欢唱戏。
表哥：听说你根本不用功，整天抱着戏匣子听叽里咕噜谁都听不懂的外国话？
我：谁说的？谁说听不懂？我就听的懂。
表哥：听得懂又顶啥？那能当饭吃还是当工分抵钱花？
我：又解饱又解渴，比钱还管用！！怎么着吧！
表哥：？！
自行车驶进村，最先经过小河边儿。正在嬉笑打闹的人们停下手，我的七姑八婶子们争相打招呼。“呦~！评剧团的演员今天回来啦！”“哎~！有你登台的戏可别忘了咱们呐~！”我偏着身子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刚好把脸扭向背人的一边儿。
孤独并不完全是享受
秋天到了。
天真蓝真高呀，一队队大雁向南飞去，有时排成人字，不一会儿又拉成一字。记得小学低年级时学过一篇美丽的课文：“秋天来了，树叶黄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向南飞。”通过学习这篇课文，我知道，南飞的大雁是一个群体，它们之间是有关怀和互助的。列队飞翔，第一是互助借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互助帮衬。如果有谁伤了或病了，因此掉队了，那一定还会有一只雁陪着它。是不是它们排成人字和一字的队形就是为了告诉头雁谁掉队了谁留下了陪着呢？抬头看着远飞的大雁，好羡慕它们呀。我默默思忖：大雁群体里少了一只，掉队的那只就是折断了翅膀的我。
不知为什么，接连几天，脑海里总是浮现“造化弄人”。也许真是造化戏弄我吧，来到农村好几个月了，除了生活上比较兵团的劳累紧张有改善之外，我竟然感觉不到快乐。有的时候真想不明白，到底这形单影只的日子有头儿没头儿呀？为什么要选择单打独斗？能有出头之日吗？
农民迎来了一年中最舒心惬意的季节。掰棒子，割谷子，割豆子，割高粱，刨白薯、刨花生、刨砟子、拉秫秸、拉豆秸、拉薯秧……，这几种农活在建设兵团是没干过的。对我来说，都算不上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我一学就会，一干就能干得很好。秋收忙完接着就是秋种。清地、翻地、打垄、施底肥、播种……秋收秋种是农民一年农活占比分量最重的，一是全年劳动果实的收获期，再是关乎下一个收获期。这里机械化程度不高，绝大部分活儿还要靠人力完成。
连续二十多天高强度的劳累，我终于病倒了。压倒我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竟然是比稻草轻得多得多的跳蚤！忙完秋收接着秋种特别累，可能是被蚂蚁或什么不知名的小虫子咬了几个红疙瘩。后来有狗蹦子钻到衣服里，腰上后背上腿上接连被咬了几串硬硬的大包。刚开始没太在意。干活儿太累时，带着一身汗躺在树荫下歇歇是常事儿。突然有一天半夜浑身瘙痒折磨的我翻来覆去地烙饼。灯下奶奶一查看吓了一跳：我满身遍布红疙瘩，连头皮里都是硬硬的大包连成片！天还没亮又发起高烧。
奶奶急的拄着拐棍颤颤巍巍亲自跑到卫生所，请来赤脚医生给我瞧病。大夫仔细查看身上的硬疙瘩，翻看眼皮，又量了体温，跟奶奶说：别害怕，她现在的浑身大包是严重的过敏反应，我们现在眼睛看不到，估计连胃里肠道里都有过敏的疙瘩，我听得清清楚楚，觉得他说的对，我确实感觉胃和肚子里的肠子都在翻扰、搅动，想吐，吐不出来，肚子下坠，想拉，拉不出来。
大夫经过综合考虑，确诊是由于劳累过度，带着热汗受风，内热外感，加上跳蚤引起皮肤过敏。大夫给了脱敏的药和退烧的药，说：没别的办法，只有吃药睡觉，慢慢熬着。可以熬点儿小米粥吃，如果实在瘙痒难忍，可以把小米米汤晾凉之后当药水儿涂抹。小米性温味甘咸，入脾胃肾经，滋阴消火，还有催眠的作用……
我吃过脱敏药片后就开始昏昏欲睡，但是难耐头剧痛，浑身关节僵硬，身上的硬疙瘩还是又痒又疼，让人难以安静下来。头晕的不能睁眼，任何东西都不能入口，连吃药喝几口水都要翻肠搅肚地吐出来，一直吐到黄绿色的胆汁。小米粥也喝不成，米汤抹身上也不起作用。不知道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听见奶奶和大妈的对话：
大妈：是不是“撞客”了？
奶奶：我看像。叫叫试试。
大妈把一面镜子平放在奶奶的小炕桌上，又找出一个大铜钱，奶奶接过来，口中念念有词，一遍遍把大铜钱扔向镜子。大铜钱当朗朗清脆的撞击着镜面。突然，铜钱直直的站立在镜子上了！大妈一把抢过大铜钱，连啐带骂，快步出了北屋，不一会儿又回来了，跟奶奶说：我把它扔灶坑里火烧过了，现在扔到水缸里了，一准儿淹死它。奶奶宽慰的舒了一大口气，转身摸着我的脑袋，轻轻的自言自语：好了好了，这回没事儿了。昏昏沉沉中，我终于睡踏实了。
醒来时，头不疼了，浑身的硬疙瘩也软软的平复下去了，三姐说，我整整又昏睡了三天两夜，除了喝点儿水，粒米未进。我只觉得头重脚轻，走起路像踩着棉花，腿软软的，摇摇晃晃。奶奶拉着我的手，叮嘱我以后再也不能这么拼命傻干了，累坏了咋办？
后来我问三姐，她们拿铜钱镜子干什么啦？
三姐神秘兮兮的说：你碰上“撞客”啦，是奶奶和我妈生把你抢回来的！。
从谁手里抢回来的？
三姐说了一个名字，我根本不认识。
三姐说：你当然不认识，他都死了好几十年啦！
什么？！我一脸错愕！！
三姐说：没听见我妈一个劲儿啐他骂他吗？他以后不会再来了。
我惊恐的头皮发炸，后背阵阵发凉，浑身汗毛收缩，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难道这就是小时候听到过的鬼故事的现实版吗？真的让我碰上了？我照照镜子，看到镜子中一个蓬头垢面满脸蜡黄的苦脸儿似乎在自嘲：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故事的！
梦难圆
直到现在，我仍然在为一件事情懊悔不已。
摘完棉花，进入冬闲，奶奶力主我回北京过冬天，因为家里太冷，别冻坏了。我不想回北京“猫冬”——怕万一有招生的机会我不在，这一年的苦干就白瞎了，奶奶逼着表哥给我想个主意（伯父已经于秋天因病去世了）。表哥说：听干爹念叨过，找咱们公社的老书记在公社里给四妹子找个事儿干干，我问问去。几天以后，表哥兴奋的告诉我：可以去公社当电话员。
就这样，我离开了奶奶，离开了老家。没想到这是奶奶在这世间最后一个冬天。我竟然失去了陪伴奶奶走到生命尽头的机会。
在公社当了八个月话务员之后，我被挑去县外贸局当了一年多临时工，主要工作是协助局领导协调与地区外贸局出口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的业务。
1976年11月份，我被招工进香河县花丝厂，当了一名烧蓝工人。
1977年冬天，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恢复了，我和千百万知青一起参加了招生考试。香河县的招生学校没有北京大学，我报考了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那次唯一的有外语专业的学校。然后就是漫长的在期待中的等待。不记得过了多久，县文教局招生办打来电话，通知我，要政审了。问我能不能带他们外调人员进京到我父母的工作单位外调。我说：不但能，而且是特别能！
带着两个文教局的干部一路畅通，完成了外调工作。继续等，等录取通知书。我完全有自信。
漫长的冬天过去了。又是一年春暖花开时。各地高校陆续开学。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来得知：有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早就报到入学了，也是张家口师范专科，英语专业。那是一个男生。
事情到此，我心情反而异常平静，异常淡然。
1979年6月我离开了香河县花丝厂回到阔别整整十年的北京。
心头飘出林语堂的一段话：
梦想无论怎样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事实。
北京大学新闻系，那是我儿时就企盼的梦想。
我欠自己一个梦没有圆。
今生今世梦难圆。
《记忆》28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