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都知道，目前的处境不可能长久，必须得想个办法解决。然而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不先解决掉导致社会不公的总根源共产专制体制的问题，能有出路吗？

据智库国际金融研究所称，中国股票和债券已连续五个季度出现跨境资金外流，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记录。面对外资持续撤出，股市债市跌市年年，中央不是没有尝试救市，包括由中央汇金出手买内银股托市、人行大力放水、甚至减股票印花税，但成效甚微。

阿布都拉（Abdullah）老人，是曲鲁海乡出了名的炒制莫合烟的高手，有一天，他炒完莫合烟找不到东西放，就顺手拿起一张毛泽东画像，将莫合烟倒在上面；这时正好有要卖莫合烟的人进来，看到毛泽东画像上的莫合烟就问阿布都拉老人在干什么，老人半开玩笑说：“毛主席喜欢抽烟，我让他品尝一下我们维吾尔人的莫合烟。“那人笑了笑，拿上莫合烟走了。第二天，阿布都拉老人就被县里来的几名公安五花大绑抓走了。

“豪猪战略”除了让台湾成为“难以咬碎的坚果”外，台湾的防卫也应该尽可能跨越海峡向远处发起反制，以扰乱解放军的部署与作战能力。若不这么做，将让发起攻击的解放军拥有额外的优势，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并全面攻击台湾。

已故历史学者陈梧桐一本旧书《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因为精警的封面文案“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最后被迫下架。其实这十四字，某程度是习近平过去一年施政的写照。现时中国经济有如出现一个大伤口，这伤口最后怎样去救有待各方人马去讨论，但至少按照西方的要求，作出一些修补关系的事情去清洁伤口、包扎止血，之后再慢慢决定怎样处理，这几乎是基本常识。

什么才是对香港和下一代有利的教育？持份者与教育局官员看法的鸿沟越来越大。当教育局官员也“马列”上身，他们应该记住：雁过必留声，为政治服务不代表过去的历史可以抹杀。后人可以通过阅读各种文献，包括视学报告，知道《国安法》通过前后教育局的言行出现巨大反差，从而明白到下一代人的艰辛。那些习近平上身的官员，已经造成香港教师和学生集体跳船，将来在香港教育遗址化方面，想必会有更大“成就”。

台湾人若接受“一国两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就可以免受大陆的战争威胁，但如此和平，代价正是放弃得来不易的民主人权，拱手相让权力机构互相制衡的宪政制度，同时也难免步香港的后尘，成为自由之都的遗址，迎接威权主义重临旧地。

关于习衡量是否改革的最重要指标，依我之见，要看这项改革是不是削弱他习近平的核心掌权地位。市场改革的本意是，让经济金融专家做出符合市场逻辑的内行决策，而这是习近平不能容忍的。他认为专家做出的、不符合他经济思想的决策，有损他的一尊地位。因此他不会轻易放弃他从国务院各部门剥夺的经济决策权，他也不会轻易做出重启市场改革的决定。

最近一个被拆的出名霓虹招牌，是位于九龙油麻地庙街的茶餐厅美都。美都餐室已经有七十年历史，这块安装在三层高，旧唐楼的典型垂直式霓虹老招牌。不单止数十年来，成为油麻地一个地标，近年更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名胜，是香港街坊版的《花样年华》。美都，美丽的都会，也逃不过熄灯的命运。

2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全国公安机关视讯会议”就特别提出“绷紧政治安全这根弦”，要求“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这恰恰说明当局自己也知道他们面临着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三重挑战。而2022年的彭立发事件也告诉我们，永远不要低估在中国底层社会暗中流动的反抗情绪，类似彭立发这样的人在民间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个。新的一年，政治上的突发事件发生的机率是很高的。

台湾各路候选人，须对中共有基本认知。盘踞北京的中共独裁政权，处于专制心态和强迫症心理，非要台湾各界顺从它的意识形态，稍有不如意，就无论统独、不分蓝绿白，一律冠以“台独”的高帽子，痛加批判，煽动仇恨。台湾各路候选人、以及台湾民众，不可不知中共死意要吞并台湾，不惜发动战争，并非只为反台独而已，其实，它有三重原因、三重意图、三重目的。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比如在2005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分别预测2030年中国的经济将是美国的1.5-2倍、2.5倍、2倍、1.5-2倍），与蔡昉对人口的预测（比如预测全面二孩后每年将出生4700多万）一样，每次都夸张得离谱，无一例外。中国的决策体系，像一张滤膜，任何客观的观点和预警都被视为“唱衰中国”而被过滤掉、甚至被封杀，只有林毅夫等人“唱好”的观点能够进入决策视野。

知青生涯对我们这代人是刻骨铭心的。我们这代人也写下了大量的回忆与反思的文字。但其中有两点最不容易被别人理解。其一是知青之苦。知青最大的苦还不是劳作的艰辛与生活的贫困，知青最大的苦是对前途的渺茫。这种苦是很难写出来的。其二，毛时代，尤其是文革，在历史上太独特、太不正常，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心态，很不容易被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包括外国人，包括我们的后代——所理解。知青生涯就是典型一例。

审讯黎智英，代表中国要在香港硬来中共那套，那是与西方水火不容，那视为敌对势力，亦十分之理所当然。正如上世纪一战之后连场恶斗，由二次大战到冷战，都是价值观的较量，民主与独裁的对抗。而这种对抗，随着普京、习近平这些真面目出现而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