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把秋雨写的历史散文称之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口红”，确实是很有见地的观点。至少，我读秋雨那些“文化苦旅”散文的感觉，除了对他把文章写得朗朗上口有点印象之外，几乎从中体味不到什么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和独到的历史见解，却仿佛在听一个无耻的上海三流戏子在自己的书斋里自言自语，絮絮叨叨地对着当代戏班首领的画像倾诉其师爷的戏班中发生的那些道听途说来的往事和韵事。我想，我的这个感觉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
前些年，上海学者张闳在他评论秋雨的文章《我为什么要批余秋雨》（注1）一文中说：“作为散文家的余秋雨，他所代表的文化趣味、精神倾向和价值立场是值得认真反思的。余秋雨代表了中国文人在现实世界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典型品格。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时代的宠儿。从《学习与批判》时代到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泛滥的时代，余总是能恰当地挠到主流文化的痒处，他实际上是接过了杨朔的接力棒，他用虚夸的民族主义热情，替换了杨朔散文中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与杨文的赤裸裸的高亢讴歌不同，余文用窃窃私语和交头接耳向主流暗送秋波。历史和文化的灿烂碎屑，掩盖了这一切，因而显得更为隐秘和暧昧。”
我一直以为，张闳对秋雨的批判在文化的层面上，确实深入到了他的骨髓：“通过他（指秋雨）的散文，总是可以看到他在历史迷雾所笼罩的深闺中，向现实发出迷人的媚笑。这种迷人的笑容，很容易被一般读者理解为文化本身的光芒，他们甚至感谢余用虚伪的文化光芒照亮了自己蒙昧的双眼。正是在这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下，余文赢得了市场。在文体上，余文则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化之最恶俗和浮夸的一面。有人把这种文体称作‘娓语’的当代复活，但这种变异了的、用来向主流和市场双重献媚的‘娓语’，不如直截了当地叫做‘媚语’。”
如果要我来为秋雨的散文找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我认为只有“无耻”二字才能概括其精神实质。我甚至认为，谁要是说秋雨是“文痞”或“文化流氓”，都是过分地夸奖了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长一根能做“痞子”和“流氓”的脊梁。秋雨，其实就是神州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道德荒漠里，因为缺乏羞耻感的滋润而长成的一个无耻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他靠的既无耻又无情地对走进了历史的大小人物胡乱鞭尸而名传遐迩并获得文化市场的。这，就是我最近重读了他早先写的《道士塔》（注3）和最近写的奇文《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注4）而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我们先来看看，秋雨在他的奇文《道士塔》中是如何既无耻又无情地对可怜的小人物王道士鞭尸的。秋雨在文中绘声绘色地写到：“历史已有记载，他（指可怜的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尤其令人无法想象的是，秋雨仿佛就是王道士当时身边的道童或豢养的一只狗转世一样，他对王道士当年的一举一动居然刻画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栩栩如生：“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雕塑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柔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雕塑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他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象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对我等此生都难以涉足一回敦煌的凡夫俗子而言，秋雨的上述描述是永远无法去核实的，也是永远无法去印证的。可怜的王道士被秋雨胡乱鞭尸后残忍地按在中国历史的粪缸里，似乎永远不得超生了。
然而，书写中国历史和王道士的历史，毕竟不是秋雨一个人可以包办的。据作家华山剑在他新近写的文章《余秋雨的〈道士塔〉凭什么选进教材》（注5）一文中说：“笔者也亲身去敦煌考察过，像王道士这样的故事，笔者也在敦煌和兰州地区就听到过，因此，笔者去敦煌之后就寻找到了文物保护部门的人员打听了这个流传于世的关于王道士的故事是否属实，那些文物保护部门的朋友们全部都哈哈一笑了之，他们都劝笔者不要相信那些街头巷尾的类似于评书那样的传说，一个文物专家回答的很好，他说，一个普通道士算老几，他能够做主把文物低价卖给外国人么，说王道士没有看护好敦煌文物，那是可能的，但是，说他破坏了敦煌文物，那都是旧社会中不了解内幕的人们不敢和无证据去直接指责政府当局而把王道士当替罪羊的说法，其实，当时那些偷运和掠夺敦煌文物的外国人，不都拿着中国政府当局的护照和相关文件进来的么，有的还是中国政府当局派兵护送到敦煌的，王道士不过是个居住在敦煌中的很普通的居士，他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去阻止那些文物流失情况的发生呢！由此可见，发生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敦煌文物和破坏的主要原因，还是应该是当时中国国内政局混乱和军阀乱来所致，就像孙殿英为自己军队集军资就开挖清朝坟墓的那样，就像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历朝历代的战乱，都造成了文物书籍的大量破坏厄运的那样。”
看到没有，无耻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秋雨在书斋里凭空杜撰的极度煽情的“文化苦旅”散文，居然是靠如此无厘头的捏造事实，和对王道士这样的可怜虫一样的小人物的毫无根据的残忍而又无情地胡乱“鞭尸”，终于赢得了中国一大群没有文化的无脑儿们高声喝彩和持久不断的掌声，其捏造史实的奇文竟然被选进了中学教材而流毒深远。秋雨也因此而登堂入室步入文化殿堂，进而被著名的CCTV捧上了神州的文化巅峰来当华夏文明的判官。
也许秋雨可能在《道士塔》一文中对可怜的王道士鞭尸得逞后忘乎所以，这回他作为上海市委、市政府曾经的著名文化顾问，同样可以对成了政坛上废物的“良宇”进行政治上的“鞭尸”。谁料想，当他把自己的献丑加献媚的奇文《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刚发表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中，他用来“鞭尸”得心应手的那根滚壮的鞭子才刚刚落下，就有许多人立马抓住了他那双长了眼睛的巧手，从而把他那副无耻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嘴脸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镜像之中。
如，知名网络作家张锐在他的文章《鞭尸者余秋雨的滑稽戏》（注2）一文中写到：“秋雨的文章大意是，陈良宇在位时，沪上的教授、学者多次在学术讨论中向陈良宇献媚。大师说，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领导人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总之，大师很不爽，陈良宇在位的时候，大师不爽在心里，陈良宇倒台了，大师说，看看看看，我早就觉得不对了吧，阿拉说的就是这个名字。”
看到没有，在张锐的笔下，一个无耻之尤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活脱跃然纸上。在这里，我想还是选用秋雨写于十多年前的《小人》（注6）一文中的文字来描述他，才最能刻画他那无耻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的真正面目，也才能显得既惟妙惟肖又极具喜剧、闹剧和活报剧的三重效果：
秋雨确实“知道一点文化品格的基本经纬，因而总要花费不少力气把自己打扮的慷慨激昂，好象他就是民族气节和文化品格的最后代表。”
秋雨非常擅长于对那些走进了历史的死人和政治僵尸“泼上很多脏水而使他们无以言辩”，从而把自己“打扮成道德捍卫者的形象，把自己身上最怕别人说的特点倒栽在别人身上。”
秋雨用自己那双长了眼睛的手上的一支巧笔，“几乎没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像模像样地做过什么，除了阿谀就是诽谤。”
秋雨，他是当代中国的文化人不假，但却是个无耻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如果有人非要问我为什么要把余秋雨亲切地唤作“秋雨”？我的想法是，这是为了最后好借用一下秋雨的著名标题：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余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