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辛灏年：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甚麽（上）
【新唐人电视台斯德哥尔摩记者站报导】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共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把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林丹】改革开放把人们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人们压抑已久的干劲和热情也随之被释放了出来。尽管是摸著石头过河，步步漩涡，处处荆棘，但凭藉著聪明才智和勤奋的努力，许多贫民百姓成了万元户。然而随著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冲突日益尖锐，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贫民百姓靠勤劳致富，到高官权贵靠权力暴富。伴随著经济发展而来的，是贫富悬殊的拉大；是贪污腐败的猖行；是人民的不满和反抗。面对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现状，回顾和反思二十多年的改革道路，人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带来了甚麽？改革的路今后该怎麽走？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著名学者辛灏年先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表了题为《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甚麽？》的演讲。在我们反思过去思考未来的时候，听一听辛灏年先生的一家之言，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示。下面就请您欣赏辛灏年先生斯德哥尔摩演讲「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甚麽」的上篇?经济改革篇。
【辛灏年】我们隔了一个大洋，隔了千山万水，我们因为爱祖国，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祖国好。这是人的一种正常的感情，也是一种很美丽的感情。可是我们今天的祖国确确实实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很多原因，真的还不那麽好；不那麽如人的意；甚至於在某些方面相当糟糕。所以我今天要讲一讲的是，本来一场改革开放是可以使从毛泽东时代痛苦地走过来的中国真地、好好地、迅速地发展起来。可是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究竟是怎麽走过来的？它有没有成就？它的成就有多大？负面的成就和正面的成就究竟是谁大谁小？谁更重要地表现了二十五年改革开放的性质或者本质？这些东西真的是该我们中国人，我们这几代知识份子和我们普通的民众来深入地研究一下，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改革不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
改革是前人做过的事情
【辛灏年】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叫「改革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我不想说邓小平先生对历史的知识不够，我只说他这句话错了，大错特错。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改革是前人做过的。而且曾经做的有血，有泪，有情的，叫人十分感动的。甚至於对这个历史，世界的历史和中国历史，都发生过巨大的冲击和发展效果的。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在欧洲，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二十岁当国王。搞改革开放整整十六年，就是因为他不想把专制的法国变成共和的法国，所以他自己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而法国却从此开始艰难地走向了共和，最后，经过九十九年的时间，确认了共和制度，创建了共和国家。
俄国的最后一个皇帝，继承他前辈的遗志，改革开放五十六年。一八六一年宣布农奴制改革，也就是取消农村的封建制度。五十六年改革开放啊，中间经过了许许多多有血有泪的故事啊。著名的是一九零五年的那个流血星期日，当俄国的人民群众，工人、士兵、大学生们举著标语，高唱歌颂沙皇的歌曲，去向他请求政治改革的时候，他命令皇宫的军队用枪，枪杀了一千多无辜的俄罗斯人民。此后他的改革开放，就在这样一个轨道上，政治上高压，经济上放纵，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以至於连俄国的知识份子都说，俄国是不可能发生革命了。
列宁就曾经遗憾地说，俄国好像发生革命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一个早晨，在彼得堡的一家小面包店里，就是因为没有面包卖，革命居然就发生了。八天之内，沙皇退位了，沙皇专制统治结束了，俄国建立了俄罗斯共和国，表示著平等、博爱、自由的三色旗在俄罗斯上空飘起来。虽然八个月后，列宁所发动的那场武装政变-十月背叛，埋葬了俄罗斯的第一个共和国。可是七十四年以后，当俄罗斯人民尝尽了俄国共产党的无穷迫害之后，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的那一天，苏联垮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俄罗斯共和国的国旗，这一面被埋葬了七十四年的共和旗帜，重新在俄罗斯的大地上飘起来。这就是俄国沙皇的改革开放，为了保住自己的专制王权，而不进行政治改革和真正改革，所遭致的必然下场。
苏联的最后的统治者戈尓巴契夫、叶利钦，宁肯丧失自己的权利；宁肯让共产制度垮掉，也要对俄罗斯的民族和人民负责任。所以，做尽了坏事的俄罗斯共产党，在俄国的共产专制制度结束之后，它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仍然获得了生存的权利。俄罗斯人民不计旧恨，让自由的曙光不仅照耀了俄罗斯的土地；也照耀了这一群，曾经对自己的民族犯下过无数罪行的共产党人的身上。
外国的我不想多说了，凡是欧洲的前专制国家，绝大多数在爆发革命之前，都进行过改革开放，结果都是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所以尼古拉二世的宠臣?宰相维特伯爵说过一句话，改革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要发生，改革必须中止，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旧进行。那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前人有没有做过改革开放的。
大清朝的改革开放 ? 洋务运动
【辛灏年】邓小平先生说，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们回答他，大清的皇太后慈禧太后，就做过改革开放。大清王朝的大臣李鸿章，就做过改革开放。大清朝一心想考进专制体制内的康有为先生，就要求过政治改革。
我简单地说一说，大清的改革开放，当时叫「洋务运动」。我为甚麽要这样说，我们了解了大清朝改革开放的命运，我们才可能对今天中国大陆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有更加深切和生动的了解。
大清朝的改革开放，从一八六五年的太平天国被灭亡。晚清王朝处在外有外患，内有内忧的状态，由他的重臣著名的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先生把它推开了。从这一天开始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海战，清朝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度过了三十多年的年头。在这三十多年里面，在经济上是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就是我们今天的话说公私合营，把上海变成了经济特区。西太后亲自下诏把上海县提升为上海市，从县变成道。它成了满清王朝对外改革开放的橱窗。目的是富国强兵，犹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振兴中华。它的结果是甚麽呢？经过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从无到有，原来中国没有现代化或者说近代化的民族工业啊，大清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有了。中国没有电报、电话、汽车、火车，大清朝改革开放有了。中国几千年没有西洋式的高楼大厦，上海滩以它巍峨的雄姿表现了大清朝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一栋栋洋房拔地而起，三条大马路的花园洋房是多麽的美丽啊。外资企业、独资企业、民办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即官督商办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从未有过的行销到全世界。
然而它在政治上的结果是甚麽？它在政治上的结果是迎来了一场甲午海战。我们的海军吨位当时在世界上排名第四啊；我们的军舰比日本人的军舰大得多啊，我们全部都是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呐。可是一场甲午海战，结果是全军覆没。甚麽道理呢？富国了，兵没强；国富了，民未富。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即洋务运动，使古代化的中国迅速地在经济上走向了近代化。可是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却使得大清朝开始尝受更加厉害的被人欺辱的那种痛苦的景况。中国的知识份子们认为不能只进行经济改革，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让政治改革底牌能够跟得上经济改革的需要和发展。
康有为一八九五年开始上书，要求政治变法。一八九八年，他在年轻的没有权力的皇帝的支援下，进行了「百日的维新」。可是这场维新被腰斩在慈禧太后最高皇权的龙壁之下。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了脑袋；二十二个主张变法的著名人士被赶到了海外。这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和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所引发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就是这样地被大清朝廷，被他们享受著最高皇权的慈禧太后腰斩下了。
两年之后，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她想来想去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怎麽改革？她认为，我过去之所以没有把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搞好，关键在她坚持了四个坚持。哪四个坚持呢？第一个，三纲五常不能变。第二个，祖宗之法不能变。第三个，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第四个，西太后本人垂?听政的最高皇权不能变。我承认，这第四个不能变是我给她加上的，前三个不能变都是她不断地和自己的皇亲国戚和大臣们说的。她坚持了四个不能变。可是这个老太后还是很聪明的人，她认为在这四个不能变里面，第一个，祖宗之法不能变，得变一变了，其他的也都可以变，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变。她颁发了这麽一段「诏书」。她说，「无一成不变之成法，不可变者，三纲五常，如日月之照世；可变者，如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弦，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
请大家注意她这段话，很重要哦。她说不可变的是三纲五常。可变的是那一条一条具体的政策和方针，另加另议可以变。可是你要知道，「三纲五常」只要不能变，那就是君为臣纲不能变；君为臣纲不能变，那就是大清的朝廷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不能变；大清朝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不能变，那西太后的最高皇权还是不能变。四个坚持退守了三个坚持，只改一个坚持祖宗之法可以变。但是老太后还是很聪明的，她知道该变法了，她怎麽变的？她不用康有为，但用康梁的新政。甚至连新政也觉得不过瘾，她要自己推出更多更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在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她又提出了，不仅要把专职统治的方式进行改革，她甚至还曾经想过要把她的专制制度也改一改。她改甚麽呢？她提出了要预备立宪；她提出了要走「实君共和」的道路，走英国的道路。她提出了只有她来当君，别人来搞共和。可是她当年已经很大的岁数了，她很担心，如果说马上就搞，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说等到她死后再搞，那不知历史将怎样评判她。所以她一天不死，就不容许别人去搞「虚君共和」。
《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大家都看过了，我们大陆编剧们真了不起呀，发明了一个很漂亮的词啊，说日本的君宪呐，是有爹有妈的共和；这法国的君宪呐，是没爹没妈的共和。他希望老太后能建立有爹有妈的共和。可是西太后心里不放心，这个爹妈究竟是谁当呢？到底是她当爹妈，还是光绪皇帝当爹妈？你们看，她把自己的权利，大清朝的权利，看在一切的改革之上，所以直到她死，她没有真正地进行过政治改革。
可是在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的刀光剑影之后，到一九一一年砰然一声枪响，满清王朝覆灭。十三年啊！十三年，这是满清王朝发展的非常非常迅速的十三年；十三年，是满清的经济改革发展的非常非常迅速的十三年；十三年，是大清王朝的人民和他的知识份子，迅速地从保皇改良走向革命共和的十三年。
中山先生说，一九零零年之前，人人都骂他是江洋大盗，犹如老鼠过街。一九零零年之后，他的贵州起义失败了，国人多为之扼腕叹息啊。改良的思想，保皇的思想，就是通过清王朝只改经济，不做政治改革；只想预备立宪，而不真心要去立宪；要改良专制，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制统治权利，而使得中国上上下下对他的改良丧失了最后的期望。革命不仅悄然而至，革命而且像狂飙一样，刮遍了中国的土地。所以孙中山先生正是在满清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这个专制改良，和企图改良专制却不真心改变专制制度的前提下，赢得了民心，宣传了共和，推倒了满清，创立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大中华民国。
我想我该说的一点历史内容已经说完了，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都非常希望我能够讲一讲现在。那就是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究竟带来了甚麽？这个问题是一个结果式的问题，那我必须要想讲一讲这二十五年来，究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的改革开放。我们了解了这二十五年的思想、政治、经济的改革开放，我们就自然能够认识今天这个没有结果的结果，和明天那个一定要到来的结果。
经济改革是向后退 不是向前走
【辛灏年】大家都知道二十五年来，经济改革是最先搞的，也真的是有成就。我们说话该是甚麽就是甚麽。甚至在某些方面，也真是有相对的进步，或是相当的进步。但是我们如果深入下来去看一看这场经济改革，我们就会发现，她有这麽几个特徵：
第一个特徵，一九七九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了中国要实行经济改革，改革开放，到今天二十五年。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首先，它为甚麽要搞经济改革？它有三句口号，振兴中华，长治久安，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在这个口号下面的经济改革，第一是把共产农奴给解放出来，或者说半解放出来，让三十年来没有任何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生活自由，生存自由，甚至是没有种地的自由，没有卖粮的自由的农民，让他们能够相对的具有种地的自由，将六十年的包产到户，重新实行起来。说句实在话，中国共产党二十五年来，真的从来没有进行过政治改革，可是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废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即公社、大队、生产队），将农民从农奴变成相对自由的农民，使他们能够自己种地、卖粮。从没粮吃，到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卖粮难，这一步算是政治改革。所以在一九八四年以前，中国农村的政治改革形势应该说是很好的。为甚麽？就是因为农村的政治关系改变了；经济关系改变了；农民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我这个「自由」多少还要打一点引号，因为它没有那麽多自由。可是大家都要知道，这不是向前走，这是向后退啊。
中国有一句土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都为自己种地啊，都为自己造房子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与我奈何」。我管你天高皇帝远，你管不了我的，我自己种我的地，造我的房子，吃我的饭，卖我的粮，你管得了吗。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就是这样过来的。只有共产党才不给他们这样过，所以中国的农村的经济改革相对的成功了，但也只成功到一九八五年，准确地说一九八四年。就是因为农村的改革，具有一定的政治改革的。
【林丹】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於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它成为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及整个经济领域的标志。
【辛灏年】在这段时间里面，中国在城市里面进行了一个改革，就是允许小商小贩同时生存和发展起来。中国从秦始皇以前就有小商小贩个体户了，不是甚麽社会主义才有个体户。中国在一九四九年，或者准确的说在一九五六年前，中国大地上几千年，哪一个地方没有个体户？哪一个地方没有小商人呢？到苏州园林去看看；到扬州园林去看看，中国古代的盐商们该是怎样的大生意人哪。只有社会主义才不给他卖鸡蛋嘛，卖鸡蛋才要批判甚至批斗他嘛；只有社会主义才不给他们在街面上炸油条嘛，说他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嘛，是在搞资本主义的复辟嘛。
所以不论是农业还是工业；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这一场所谓改革开放在它的发展期所赢得的某些成就，实际上是走了「回头路」，是局部地把我们中国人民，工人和农民几千年来都享有的种地做工和卖东西的那个权力，还给了他们。而且还没有全还呐。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明白，这不是甚麽市场经济，这是在用农民的小生产和传统社会的小商贩存在，来救社会主义的命嘛。这才是八五年前改革开放的本质，即经济改革的本质。
八五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好事，但从好立即变坏。那就是农民卖粮难卖，打白条子。即卖一百块钱的粮食，只给你六十块钱，五十块钱，到第二年还拿不到这个钱。农民发火了，一直火到现在。这个火只是越来越高，从没有低下去。第二件事情一大批有权力的人，用自己的权力在国营的工厂里，把平价的物资包括钢材、化肥买进来，然后再高价在市场上卖出去，这就是赵紫阳先生搞的价格「双轨制」。
【林丹】价格双轨制指的是中共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采用的一种的价格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的分配是以行政区划为界，以行政指令为手段，层层申请、层层分配，并有组织、有限制地订货，其产品价格完全由政府部门控制。从一九八一年开始政府允许企业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自销部份产品。这样就产生了政府指令性计划产品, 按国家规定的价格统一调拨，而企业自行销售产品的价格则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
【辛灏年】可谁能够从国营企业里，把生产资料和重要的产品卖给自己呢？谁就能把这个重要的产品，甚至是生产资料，用高价的方式卖给市场？我们多少有权力的人，因为这一转一倒之间发了财呀。我们多少民间的小企业、乡镇企业和我们农民遭了难啊。一九八五年我在安徽省巢县作调查，当时的农民告诉我，他现在一亩粮食打出来卖的钱，不够买一亩土地所需要的化肥的钱。中国农民短暂的改革开放的好景致，就这样地无影无踪地开始消失了。
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就因为这个「双轨制」；就因为用权力来进行「双轨制」；就因为用权力来成暴发户；就因为邓小平先生说，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那我们共产党的子弟为甚麽不能先富起来？就因为这句话，他们的子弟们不仅成了中国最有权的阶级；而且成了中国最有钱的阶级。也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从几十年革命抓权；开始走向了为革命而抓钱。权也要，钱也要，甚麽它都要。我请问大家，这叫市场经济吗？不是。
八五年之后，正是因为官倒腐败；正是因为农民的状况的日益下降，城市工厂的经营越来越糟糕，才造成了一批党内、党外的知识份子和普通的青年民众，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结果呢？结果大家知道。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学生开始游行示威，被化解了，进行了秋后算帐。八九年，一场血雨腥风，连慈禧太后都是自叹万万不如的呀。西太后不过是砍了六颗脑袋呀，我不想在这里做数位研究，我只想问问共产党，您在八九年春天的天安门广场，你到底砍了多少脑袋。
八九年到九一年这两年我在国内，空气里一根火柴都点的著啊。邓小平觉得这个日子没法过了，迟早要出问题。他从北京到武汉，发起了「二度改革」的号召。犹如西太后在一九零零年的西安发动的二度经济改革的号召，进一步地引导人民和全社会向钱看；进一步地一手抓政治高压和镇压；一手抓经济放纵。只要你想发财，你就去发财。只要你不想反对我，你怎麽活都可以。
我是一九九四年出来到多伦多大学去当访问学者，有人问我，你都十来年没有回去了，你还了解国内吗？我现在和国内的联系主要还是我那些下层的朋友们；我那些下岗的同学们。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九四年到今天的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不变化；甚麽不变化？腐败。腐败的进一步扩张；而成为腐烂。
是专制改良经济 不是自由市场经济
【林丹】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成为九十年代中共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辛灏年】甚麽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自由地，自由地进行生产和交换，并且它要为市场所调控和调节，这才叫市场经济。如果这个市场调节不是由自己解决的；如果这个市场的经济的发展是由背后的专制权力进行操控的，就如我刚才所讲的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一样。如果这个市场经济的底牌，是一个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制度权利不会丧失，而进行的所谓市场经济的推动和调节的话，那麽这个市场经济，它首先不是自由的。没有自由竞争，哪来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我想大家都明白，今天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经济界所发生的事情；中国的股市；中国的商业的各个方面难道全部是由自由竞争才形成的吗？如果是这样，还有那麽大的官倒吗？还有那麽多有权力的人吗？
我今天是在欧洲，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读过巴尔扎克的小说。巴尔扎克有一部小说叫《农民》，还有《欧耶尼?葛朗台》。你看看恩格斯评价。他说看巴尔扎克的小说，就等於看资本主义在法国发展的一个编年史。这部编年史它告诉了我们甚麽呢？它告诉我们，在法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和迅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法国的市民阶级，也就是我们讲的小资本家、中资本家、大资本家们，一天一天地腰杆子挺直了；法国的封建阶级，掌权的阶级，他们的腰杆子一天一天地弯下去了。他的小说生动的描写了那些掌权的阶级和曾经掌权的贵族们，是怎样在新兴的，所谓资产阶级市民的面前弯下腰去，羞惭的向他们讨几个子儿，借两个钱。我请问改革开放二十五年，中国共产党从科长到它的主席，有谁会低下脸来，碍著面子，非常难堪地去向一个资本家借两个钱呢，否则我们客厅就打扮不到现在这麽漂亮。有吗？没有。只有今天中国的资本家，向今天的共产党各级官僚低头叩首。所以我说，我们是「专制改良型经济」，而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这是我就经济改革所讲的第一个感想 。
是特殊阶级 不是中产阶级
【辛灏年】经济发展了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有权的人更富起来，中国社会的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句良心话，在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真的是很穷很穷，穷到没有办法让没有在哪儿度过那些岁月的人去想像。我告诉一个瑞典的朋友，我告诉他我十三岁到十五岁的时候饿得，学校因为我打乒乓球。给我一个馒头，我同班三十五个男同学，每个人咬我的馒头一口啊。我们不上课老师带领著我们说，你们长大了干甚麽，我们说我们炸油条，我们说我们做馒头，我们老师说，我只要一个四两米，我就能把它炒一炒、磨成粉煮成一锅糊，我一家人就能吃得又饱又好啊。
有人说这十几年真的是经济发展了，已经在搞市场经济了；国内出了那麽多的大款啊，那麽多的有钱人呐。我想问大家，他们真是由自由的市场经济所迸发出来的，现代中国的民族工业的钜子吗？他们真像满清改革开放和民国初年，甚至於三十年代，中华民国的市场经济那样，由他们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民族的自由资本家们吗？不 不是。
【林丹】「中产阶级」是个英语外来词，确切的译法是「中间阶级」，起初并无财产之意，而是一个政治和美学概念。英国贵族们对处在中间的，像楔子似的插在英国传统的上下层之间的中间阶级颇为不屑，称其为「暴发户」或「新贵」，因为这些人来自下层社会，因手头有了钱，就开始不安於政治上的无权。他们认为财产没有使新贵们跻身於有教养者之列，反倒使他们失去了下层阶级的纯。
中间阶级从贬义词变为褒义词，多亏了法国贵族托克维尔。他在对美国进行九个月的考察后，写出了《美国民主》一书。那时的美国是一个富人和穷人均占少数的国家，大多数人收入接近，处於中间，因而没有哪一种力量能说了算 ? 这种制衡，使政治平等和民主政治在美国成为可能。
【辛灏年】许许多多的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们 、专家们说中国已经应有了中产阶级，而且一天天在壮大，只要中国的中产阶级将来变得越来越大，哎呀，中国共产党就变了，中国社会就成了资本主义了，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需要了。是这样吗？ 我说不是，是「特殊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
因为中国的这个特殊阶级是靠两个东西致富的，一个是因权生钱，因为有权力，因为有权力控制经济的发展，有权力买官营的，然后再到市场上去高价抛出。所以他暴富了。
因为层层的官僚集团，他们手中掌握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权力，人民要生存，要发展，不得不找他们去盖大印啊。在美国，五十块钱寄过去，就可以开个公司啊。在中国，你至少要盖四五十个章，那四五十个章面，每一个章里面都侵透著资本家的鲜血呀，不是无产阶级的鲜血呀。所以他是因权生钱。
还一种是因钱生权，然后这个权再生钱。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有一批朋友，说心里话，也真是靠自己的能干；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会投机；靠自己会迎合；靠自己的经营能力，这一切我们都不能否定，我们中国人能人太多。可是我们所有的能人，都逃不过这个共产党的政治权力的控制。每一个要发展的个体户、资本家，他们都必须和官场搞好关系；他们都必须和权力发生关系；他们去贿赂权力和官场，然后从官场拿来特权，以便使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工厂的发展；他的企业的发展，能得到一个起码是受到保护的条件。
那就不说官商勾结大家看看今天中国，有甚麽样的官；有甚麽样的商。官有四官：党官、政官、军官、执官。别看那些专家学者教授、副教授，都是有级别的。都是科级、正副处级、正副厅级啊。知识份子当研究所所长的几乎没有没级别的。动不动就说我是副处级，死了一个科长还说生前享受正科级待遇。
还有四种商。外商、港商、台商和我们大陆自己的商人。我们这四个商人倒是没有共产党给他的级别。可是，他到美国到瑞典来做生意，他只需要和这个国家的企业主发生关系，讨论好这个合同就可以了。到今天中国大陆去做生意，你得一层层的找；一层层的拍啊。八十年来的时候送两瓶洋酒、一台彩电，就能把合同签下来了，现在至少五个儿女的担保，几十万的美金和各种各样说不清的东西。你能不能签下来还是问题吧。许许多多的台商都和我诉过这个苦啊，所以官商也罢；是四大的外来和本地的商人也罢，他们今天不是因权生钱，就是因钱生权，然后再拿权来生钱。
我请问大家，它叫做中产阶级吗？我好赖也在美国，生活了快十年了，我懂得甚麽叫中产阶级。小投资家吗？过得挺好，不愁吃穿，每年一度到欧洲旅游不是甚麽大问题。可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是甚麽？拉斯维加斯一场豪赌两千万美元呐，眉头不皱，眼睛不（眨），心里不慌啊。这叫中产阶级吗？这叫特权阶级，叫特钱阶级，不是中产阶级。
我必须告诉海外的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们，你别把西洋当代中产阶级的概念套在我们中国大陆的那个所谓的特权阶级的头上，那你就套错了，那你就不了解甚麽是中国。
【林丹】大陆学者程巍先生在《解读中产阶级》的系列文章中说，中国当今的富人自称或被称为「中产阶级」时，其实是指极少数富人，其识别标志是：豪华住宅、高级私家车、俱乐部会员证等。对当今中国社会来说，那显然不是「中间」，而是金字塔的塔尖。程巍先生说，中国的「中产阶级」，被误以为是未来民主社会翘首以盼的那种力量。但既然它不是真正的中间阶级，就不能把未来民主社会寄托於它。因为远在它成为民主力量之前，就已成为社会不公正的象徵。
【辛灏年】我是安徽人，我生在南京，在芜湖长大。大家可能有人都知道，八十年代初有一个「傻子瓜子」。他是我们芜湖的一个小买卖人，他在电影院门口用自己一个小簸箩挂在脖子上卖瓜子，后来成了全国的大名人。在需要个体户的时候，他做了个体户，他生产瓜子确实很好吃。我跟这人挺熟的，但我后来发现，他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人。要搞改革开放，提倡个体户做万元户的时候，他上了《芜湖日报》，《安徽日报》，《人民日报》。要打击经济犯罪的时候呢，芜湖市委马上一个命令，就把他抓起来了，一判就是八年、十年。理由是重婚犯。我知道他没有重过婚。等到又要搞改革开放了，又把他马上放出来，甚麽罪行都没有了，因为邓小平同志说，还是要让这个傻子做下去吗。於是傻子继续做下去了，而且做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发达。为甚麽？他懂了，他懂甚麽了？我如果仅仅是在电影院门口，挂著个小篮子卖我的瓜子，我顶多只要把派出所那个警察外勤马屁拍好就行了；如果我想做一个瓜子工，还想雇几个工人，那我就必须把本地的政府的权力都给他敷衍好，要拖著他们跟我一道下水。他做到了，他从此和封建的权力分不开了，勾结起来了；他从此和当地的专制势力勾搭起来了，他成了当地的红人和名人，他有了巨万之富。他每年过年过节送到市委、市政府和各级局处机关里面的钱，他告诉我，占他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
一九九四年我从合肥离开祖国到加拿大之前，当时合肥最大的一个民间商人请我吃饭。我问他，你到底怎麽发达起来的？他讲了一大堆过去的经历，就如我刚才所讲过的一样，无非是权钱勾结。但是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要想发展和发财，我只有一条道，就是拖共产党下水，让他腐败，给他送钱，给他送礼。
我想请问，如果中国的民族工业，如果我们的民族工业家们，我们民间的商人们，我们当代中国的资产者们，在刚刚开始做生意，在刚刚开始发财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要和这个权势发生关系；首先想到的是勾结好这个权势；首先想到的要把大大的红包送到他们，每一个掌权的口袋里面去，这样的商人还是真正的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商人吗？不是，他不是。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它的资本家不是中产阶级，是特权阶级，是用腐败和贿赂勾引到了特权阶级。
是腐败的成就大，不是进步的成就大
【辛灏年】正是由於经济改革的经济制度，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专制的改良型经济，是权力掌控的经济。正是因为中国的富人们不是所言的那种中产阶级，而是特权阶级和特钱阶级，所以二十五年来，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大陆经济方面也包括其他一些方面是有进步，可是我要说的是腐败的成就大，不是进步的成就大。
有一个记者曾经问过我，为甚麽改革开放这麽腐败呢？你们想过吗？你看沙皇俄国改革开放是被腐败搞垮的；满清王朝搞改革开放也是被腐败灭亡的。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先生，说过一句话，说革命党何以生，生於政治腐败，政治腐败从哪里来？是从经济腐败里来。
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平心而论，不能说没有成就啊，可是这个成就跟他腐败的成就，腐烂的速度相比，不是小巫见大巫，是没法比。想想看二十五年前，我刚才说了，两瓶洋酒，一台彩电，就能够贿赂成功。今天要多少啊？你听听台商的去诉苦，一位台湾商人在大陆呆了十年，最近写了一本书，他把他带到中国大陆的所有财产?上亿的财产贿赂光了，最后两袖清风地回到了台湾。
大家知道一种人贪污，贪污个几十块，几百块，几仟块，上万元。说心里话，这也就是一般的而已啊。今天中国大陆一贪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甚至於上亿啊。「大贪做报告，中贪无所谓，小贪戴手铐，不贪的往边靠」，不贪污混不下去啊。你想认认真真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那中共全权领导集团，就会把你开除出去。甚麽叫贪污？有的时候直接拿钱去贪污；集体享受贪污，为甚麽共产党喜欢盖楼，那叫集体贪污，集体享乐吗。为甚麽共产党在大城市里非常喜欢搞基建？
一九九四年我出国之前到贵州，看到乡村的一个小学校，学生在坟头前上课，在墓碑上做作业啊。所以，它的腐败速度是惊人的，腐败的扩张是惊人，它腐败到人人都做贪官，即使人人都骂它们，它们还要腐败。所以二十五年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腐败和腐烂，是和满清王朝一样，其腐败是歧生歧长。
发展不是硬道理
【辛灏年】邓小平先生曾经遗留下一句话，说搞经济没有错。他的名言是，「发展是硬道理」。
我的话是，发展是道理，但不是硬道理。为甚麽？我承认我不懂经济，术业有专攻，哪有全能的人。可是我懂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绝大多数都流到贪官的口袋里去了，这个具有一定财富的社会，只有那麽最小的一点点分散在最大多数的人群里，我请问，这样的经济发展有甚麽意义？这样的硬道理能造成甚麽结果呢？工人下岗，农民外流，只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呀 。
为甚麽说它不是硬道理，《人民日报》在两年前曾经发表过一篇短短的文章，海外的网站把它记录下来了，可是文章的作者被《人民日报》开除了。为甚麽？就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经济发展的钱，都流到贪官的口袋里去了，这样的经济发展有甚麽用。我想说的可能比他大胆一点，因为我在国外吗。我想说一句话，发展不是硬道理，硬道理是人民的安居乐业。如果我们中国大陆十三亿人民，除了那些特权阶级，特钱阶级以外，绝大多数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我今天刚才所讲的对经济改革的否定方面的说法，全部作废。
所以我想，中共改革开放二十五年，它的经济改革，首先是在它的经济制度下，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专制的改良型经济。它是一个制造了相当数目的特权阶级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正常的中产阶级，它造成了腐败的歧生歧长，迅速地腐烂下去；而不是使得它真正经济的成就发展起来了。它没有使我们的人民一天一天，一月一月 ，一年一年地安居乐业了；而是使我们的人民一天又一天地不能安居乐业了。近几年的圈地运动逼的多少家破人散，我们就不说了。
【林丹】 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使中国犹如处在火山口上一样。中共领导层的不安是可想而知的。二仟零六年三月四日，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郊举办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被人们称为「西山会议」。会上四十馀位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对中国改革现状和前景发生激烈争论。与会者认为中国的改革之路走到今天，俨然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亟待抉择。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也随后在不同场合发表谈话，表示要坚持和深化改革。其实，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需不需要继续改革」的问题，而是「需要甚麽样的改革」的问题。然而，在改革开放近二十七年的今天，重谈十几年前许多专家学者就曾讨论和建议过的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真的能够消除腐败以挽救中共的命运吗？中国有一句民谚精辟地总结了中国的现状，「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综观中共近二十七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发现，其实，中共的寿命是通过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换来的，中共的寿命越长，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将会越大。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对这一观点有不同的看法，请您继续关注下期的透视中国的节目，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辛灏年先生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甚麽》的第二部份，政治危机篇。
【透视中国】辛灏年：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麽（下）
【新唐人电视台斯德哥尔摩记者站报导】自一九七八年中共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至今已经二十八年了。综观其二十八年的改革历程我们看到，随著经济改革地不断深入，其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尽管中共也曾试图进行政治改革，然而由於它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一党独尊的专制统治，因此一旦改革触及到权利集团的利益，威胁到统治集团的权利，政治体制改革便无疾而终。
【林 丹】严重置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了一九九九年六四民主运动的爆发。六四镇压后， 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成为了禁区。中共官方也一改策略，公开鼓励人们一切向钱看，不关心政治，不理会国事，致使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堕落; 怨声载道, 危机四伏。
然而从外部看中国，五彩缤纷的几个橱窗城市向世界展示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纸醉金迷的歌舞升平，使人仿佛置身于太平盛世。如果您不是确实生活在中国，并深入社会底层，而只是走马观花的话，的确会被这一切所迷惑，而产生「中国变了」的幻觉。
二仟零五年初 美国人罗伯特?库恩所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让我们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中国变了」，她的变化是在中共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变化。於是「中国变了」就这麽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中共变了」， 「中共改好了」，「共产党不是以前的共产党了」。
那麽中共真的变了吗． 有人说它变了。因为你看「先进性」代替了「先锋队」，「三个代表」换下了「伟光正」。 有人说它没变。因为无论它创造何种理论，变换何样手法，其一党独尊的专制统治从没改变。人们争论不休，各执己见。
二仟零五年六月十日，著名学者辛灏年先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表了题为「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甚麽？」的演讲。他从经济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政策和行为做了全面地剖析。在上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辛灏年先生演讲的第一部份「经济改革篇」。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了第二部份「政治危机篇」。相信辛灏年先生的精辟分析，将帮助我们了解中共，认识中共, 进而对它有一个正确地判断。下面就请您欣赏辛灏年先生二仟零五年六月十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演讲「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甚麽？」的第二部份「政治危机篇」。
【辛灏年】经济上如此, 政治上如何呢． 我还是从事实说起。四天前，我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演的时候，就有人给我提意见，他是国内来的公派学者。他说，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了嘛，你看它现在都不讲马列了嘛，你为甚麽还要说它是共产党？还说要驱除马列呢？我说你说共产党不是共产党了，共产党不要马列了，不用驱除它了，那好，那我就就你的话我发挥一番。
共产党还是共产党 其本质从没改变
【辛灏年】去年，纽约《世界日报》登了这麽大的照片，报导北大的学生入党要在马克思的像前宣誓。还是认它马克思是祖宗啊。江泽民下台前在深圳的大标牌上，画的是马、 恩、 列、 斯、 毛、 邓、江，当时胡、温还没上去呢。，自从毛泽东先生说了一句话「我死了是要向马克思报到的」中国大陆从老到小都说我死了要向马克思报到。他不向孙中山报到；他不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乾隆康熙去报到。
他说，那共产党现在不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嘛。我说，你这话不新鲜。八十年代初，我们大陆那些知识份子都说它是「挂羊头卖狗肉」。可是别忘了，第一，「挂羊头卖狗肉」不是一个诚实的商业行为，是欺骗。仅仅从商业角度来说，就是欺骗。第二，「挂羊头卖狗肉」，店还是羊肉店，并不能变成狗肉店。第三，这个羊肉店的老板还没变，它天天打出广告的招牌还是卖羊肉，而不是卖狗肉。这个羊肉店没有垮，没有变成狗肉店，你怎麽说共产党不是共产党了呢？它还是共产党嘛。它不过是羞羞答答地要在那里搞一点所谓的「市场经济」；所谓的「资本主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改革开放」而已嘛。甚至於羊肉店的老板对於它的干部和工人采取的，还是开羊肉店的那套统治和管理程式嘛。
那由此我们从理论上来看一看，看一看它的现实。甚麽叫共产党？党政不分的才叫共产党；甚麽叫共产党？党军不分的才叫共产党；甚麽叫共产党？党知不分的才叫共产党。知识份子不入党，都要拉你入党。有人说共产党现在拉资本家入党，它根本就忘记了它的宗旨了。它在台商的工厂里面和外商的工厂里面去发展共产党员啊。它已经把自己反对资本主义，搞无产阶级革命的那种理论全部丢掉了。我说你错了，全世界只有共产党，才会在行业和军队当中发展自己的党组织，以控制政府、军队和一切行业。这是共产党作为共产党的一个最重要的标记。
只有共产党才党政不分，党领政，政听党。任何一个省、市、地区、县，它都有五大班子。第一大班子就是党委班子；第二大班子才是政府的班子。凡是中国大陆来的人都知道，一九七九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它的第一条就是要党政分开。我请问大家，今天党政分开了吗？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我是一九八三年读完书以后，回到安徽省芜湖市，然后北京调我，安徽不放，只好把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当专业作家。在我当作家这些年里，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安徽省文联的党组书记、副书记、主席、副主席；安徽省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副书记、主席、副主席都是由本省，甚至在全国非常有名的作家、艺术家担任的。可是就是在中共改革开放二十五年的岁月里面，安徽省的所有的文联的主席、副主席、书记、副书记；作协的所有的领导、负责人，都变成了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派出来的，根本不懂文学的党棍。这个现象绝不是安徽一省的现象，全国皆然。直到今天为止，共产党不但没有在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当中，把党权收缩或收回，而是把党权进一步地推广到了各各领域，甚至於推广到台商的工厂里。前不久在纽约一位台商从大陆回来跟我说，我非常诧异地发现，在这个工厂里说话的是那个给我们老板打工的，他是我们厂的地下党委书记党啊，好大啊 权力好大啊，我都怕他噢。
所以从政治上看，共产党不是共产党了吗？不，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我今天在这里讲，在批评它，批判它，否定它，特别是不赞成海外的这种说法。我也希望它如果真想搞政治改革，真想存活下去，它就一定要做到今天的共产党再不是共产党了，但是我认为它做不到，它真地做不到。
三民主义与三党主义
【辛灏年】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在美国有个总统叫林肯，他把三民主义叫「民治、民有、民享」。我们中国出了个孙中山, 在一百年前就根据西方政治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优秀政治文化, 也搞了个三民主义, 叫「民族、民权、民生」。民治、民有、民享不需说了，他讲了两条，一个是人民要有权利，要民主。第二个，社会财富由人民来享受，由全体人民来享受。因为美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是一个移民国家，光是我住的纽约艾姆赫斯特就有三十六个民族，它当然不能天天喊民族独立啊，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孙中山为了推翻满清，他讲了三条，他说「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条。他用民族主义来帮助自己的共和革命，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而不是要消灭满人和满族。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立刻打出「五族共和」的旗号。对内一切平起，民族大小都是平等的。这三条都是正确的。人民要有权，民生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社会民间要过好日子。
可是共产党改革开放二十五年，直到今天它要「三民主义」了吗？它过去是没有祖国的，也不要祖国的。现在它拿一杆假的民族主义大旗，在海外去骗那些华侨，不是要统一啊，是在搞统战呐。它要民权吗？如果有民权，人民连上访的权力都没有嘛。而人民不断地到北京上访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的每一个省、地、市、县，他是因为没有权嘛。没有说话权；没有行事权；没有告状权；这些权利都没有啊，他才会在中南海对面的高楼上，因为告状无门，从七层楼上跳下去。这报纸刚登了。没有民权，民生呢？一小部份人成了特权、特钱阶级，一大部份人下岗。农村就不用说了，其苦况就不必要再重述。
可是共产党呢，它既不要林肯的「三民主义」；它也更不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它要得是甚麽？它要的是三党主义，「党治、党有、党享」。毛泽东时代要党治，必须我治，必须共产党治，现在还是必须共产党治。「四个坚持」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叫「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治不说，党有。如果说在毛泽东统治时代，说心里话我是过来人，我多少知道一些，除掉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中高层以上的腐败以外，共产党的广大的中下层小干部真的还谈不上甚麽腐败。因为那时候信仰不曾破灭，共产革命的这一把利剑仍然悬在中小干部的头上，掌在毛泽东的手里，他不敢造次啊，不敢狂妄啊。
一九七五年，到处流传著我们安徽江苏的一句民谣，就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当时甚麽情况？ 叫「大干部送上门，中层干部开后门，小干部乱找人，老百姓（被）骂出门」当时的情况，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可是现在呢？它不仅要党治，它要党有。不仅要有权利，它还要有钱。过去是为革命抓权，现在是为革命抓钱，而且还要党享啊。
共产党永远也治不了自己的腐败嘛。记好我这一句话，我没有说它反不了腐败，我说它是治不好腐败。谁的腐败？自己的腐败嘛。如果是别人的腐败，共产党的那两下子又敢杀又敢骗，早就治好了。就是因为是自己的腐败嘛，它怎麽能治得好呢？再了不起自己开盲肠炎嘛。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搞改革开放是吃中药饱和汤嘛，活一天是一天嘛。一个少年搞改革开放才是求得生命的发展和辉煌嘛。共产党是个垂垂老矣，又做尽了坏事的一个江洋大盗 ，它今天怎麽可能把自己的腐败反掉呢。
「甚麽革命小酒天天醉」呀这类的歌谣；甚麽「吃完被告吃原告」啊，中国大陆那些令人心酸的民谣，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留给我们中华民族和子孙的最生动的民间文学，最真实的民间文学。
共产党今天依然在坚持著「三党主义」，党制 党有 党享 ，而绝不去进行「三民主义」， 因为今天中国大陆谁最怕革命啊？共产党嘛。今天的中国大陆谁害怕民权站起来呀？共产党嘛。所以孙中山是甚麽？孙中山就是共和革命的代名词嘛；孙中山就是民主共和的代名词嘛；孙中山就是要造福於人民的民权和民生嘛。表面上逢年过节把孙先生拖到广场上晒太阳，暗中给钱给它的御用学者，在海外专门地骂孙中山，把孙中山说成是中国的专制魔王，卖国大王。你们稍微上网站上去看一看你们就知道了。
不是共产党进步了 是其专制统治被迫弱化了
【辛灏年】其实说心里话，我跟华侨接触特别多。我在美加地区跟华侨们在一起开会讲演不下一百多场。 我知道他们真爱国，可是他不知不觉地，不知不觉地就把他爱国变成了爱共了。他把对故乡的感情，对祖国的热爱，无形中变成了爱中国那个坏当家人。这不能怪他，他们不了解情况，可是他们却说，甚至於来告诉我共产党进步了，共产党不像以前了。我到大陆去那些老百姓都敢骂啊，在火车上，在飞机上，在汽车上他们都敢骂共产党啊，他们还都讲国民党好话啊。我就笑了，我的看法是甚麽？不是共产党进步了，是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被迫给弱化了。因为它老了；因为它坏事做的太多了；因为它精力消耗的过剩；因为经过了改革开放它不得不和这个世界发生了关系。
过去它在铁桶里面揍我们，现在它不得不开著窗子揍我们，别人知道了。他的专制统治弱化了来源於他信仰上的荡然无存。甚麽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连江泽民自己都不相信，大概只有胡锦涛还相信，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因为他那天说得一句话，他说：「北韩和古巴在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经济上是遇到了暂时的困难」,是这样吗．
共产党不是进步了, 是专制统治的这部机器,已经弱化了, 所谓八十年代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共产党的上级和下级之间互相欺骗，做样子的；走过场的；买狗肉的比比皆是，层层都有。人民在它的专制统治的缝隙里面；在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之中，人民在逐渐的懂得了自己自由民主的起码权利之后，胆子便大起来了，共产党还想用那一种制造人民分裂，互相窝斗的情况，从六四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我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晨四点中，被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们老师们拖上街头的，我不想自夸，我心里还怕怕，因为我知道共产党。可那天以后我不怕了，我天天上街，等到清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揭发我。在我们安徽省文联的大门上有两个小箱子，一个是揭发「六四罪行」的， 「动乱罪行」的，一个是揭发「经济犯罪」的。每天晚上我们的党组办公室主任去打开两个箱子的时候，揭发六四的是空的，揭发经济犯罪的全是满的。说明它不是不想镇压，人民不听话了，人民不像以前那样共产党说一，他就做一；共产党说二，他就做二了。正是在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当中，大家想一想，「改革开放」四个字的意义究竟是甚麽？起码要给人讲话的自由嘛；起码要给人一点信仰的自由嘛；起码要给人一点捍卫自我人权的自由嘛；多少给我们知识份子一点结社的自由；一点写作的自由；一点批评和批判的自由嘛。有吗？
你是可以在大街上，嘀嘀咕咕地骂共产党，你写一篇文章出来给我看看，你看看哪家报纸给你登。法轮功的朋友们不就是炼个功嘛；不就是炼功强身嘛；不就是寻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了嘛；不就是想保护自己的信仰嘛；不就是想追求自己信仰的那种内心中的辉煌感觉嘛，碍你甚麽事了吗，又是抓、又是打、又是杀的，这叫改革改革开放的国家吗？这叫改革开放的社会吗？不叫。 所以共产党不是进步了，是无可奈何地削弱了它的专制统治的能力。
【林丹】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共的一个敏感的禁区，纵观其二十八年的改革历程，可以说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从没真正实行政治改革。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刚刚坐稳领袖宝座的邓小平，面对人民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呼声；面对党内要求政治改革的诉求，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 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共改革难以逾越的鸿沟，它使得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前进、屡进屡退、以致於停滞不前。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十三大召开，会上 赵紫阳作了《沿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然而随著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和赵紫阳的被罢黜，政治体制改革亦随即被尘封。尽管人们对中共第四代领导班子寄予著无限的希望, 然而时值今日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仍未开封。
二千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胡锦涛在耶鲁大学回答听众提问时说，如果将中国二十八年来经济取得的成就，仅仅归功於经济改革是并不全面。他说，事实是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实行了包括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全面改革。那麽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共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在政治体制以及思想文化方面都改了些甚麽。
共产党依然不愿政治改革
【辛灏年】共产党在他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当中，它到底有没有变成一个真地让人民感觉到，它是一个在进行政治改革的政党。我的结论是，共产党依然不愿意政治改革。我举几个简单的二十五的历史例子。
七九年发动改革开放，号召振兴中华，长治久，安实行四个现代化。可是就在那一年，著名的民运领袖魏京生，只说了一句话，说「要五个现代化」， 政治民主化，它就要把他抓起来，判了十四年。不想搞政治改革吧，这是鲜明的例子吧。
紧接著，八零年，它就开始发起一场争论，是「歌德」还是「缺德」。是歌颂社会主义，还是批评社会主义，缺社会主义的德。一九八一年召开剧本座谈会，批判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批判这个《苦夜》剧本写了一个海外的华人作家，因为爱国回到祖国，结果打右派，做反革命劳改、劳教， 弄得亦乐乎，最后垂头丧气地又「滚」回了海外。批判它，这是反祖国的，反民族的。
一九八三年，二十七天流产的「精神污染」。一些小青年开始上街剪女孩的头发；剪男孩子的喇叭裤。我们被召到北京开会，不准写文章；不准写反动派；不准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不准干预生活，被称为「二十七天的流产文革」。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已经故世的胡耀邦先生说的。
一九八五年，官倒腐败猖行起来，共产党十三大发表了「政治改革宣言」，我们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我们一定要让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振兴中华，长治久安。共产党长治，人民久安。可是四年过去了它改了吗？一不反官倒；二不反腐败；三党政不分家；四永远掌握权力，扩展权力。直到最后，仅仅是要求它反官倒，反腐败，它就来了一场八九年的AK47机关枪；就来了那麽多辆的坦克开上了首都北京的街头，让我们的市民和年轻学生的鲜血，?在那块令我们可爱可痛的土地上，它政治改革了吗？没政治改革。
它学习了俄国沙皇的宠臣维特的本领；它学习了慈禧太后的本领，在八九年之后，在不进行经济改革就不能存在下去的情况，一手抓政治高压；一手抓经济放纵，引导人民一切向钱看。不是向前方的「前」，是金钱的「钱」。稍有异动，不是抓，就是捕。江泽民说过一句话，要让任何动乱的苗头，都死亡在摇篮里。它不想政治改革。
「六四」十六年了，不论海内海外，死亡者的家属；「六四」英灵们的家属；海外的民运人士都在请求，他哀求它平反「六四」啊。赵紫阳先生的秘书也曾经上书中共中央说，千万你们自己要平凡「六四」啊，如果平反「六四」的权力被别人拿去了，那可不得了啊共产党中央回答他说，先把他关起来三个月再说。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任何政治改革的主张了吗？我们看到任何言论自由的主张了吗？我们看到的是国内网警三十万啊，三十万啊。网警天天在网站上剪除那些要共产党政治改革，批评共产党政治腐败的东西。把海外一些仁人志士所写的希望祖国好，甚至是哀求它进行政治改革的文章统统荡涤一尽啊。它不会搞政治改革的。
一九八六年，陈云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改我们要翻船, 就是要垮，小改或不改我们也要翻船，也要垮，我们只能中改。进行经济改革，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寿命保得长一点。一九八九年，邓小平说，我们一步也不能让，我们让一步就千百万人头落地啊。所以他要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现在十六年过去了，只剩下四年了，但愿如此。不论是陈云，还是邓小平都说过一句话, 我们共产党杀人太多，如果我们一旦垮了，我们一旦让了人民要杀我们。
一九七九年二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搞历史研究，我真的一点都不懂。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刚刚冒出来的青年作家，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去中央礼堂听了胡耀邦先生的报告。 说心里话，共产党得书记领袖们的报告没有能打动我的，但是胡耀邦先生的报告在当时我的思想水平之上，他真的感动了我，我死命的给他鼓掌，为甚麽呢？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我懂，第二句话我不懂。他第一句话说，你们看那个国民党逃到台湾都能学好改好，我们共产党就不行吗？ 我拚命的鼓掌，我希望你们学好改好啊。当然到今天并没有兑现。 第二句话我在多年之后，深入历史了解了共产党的历史真相之后，我才想起了。胡耀邦先生说了一句话，要是让人民知道了我们共产党的历史，人民就要起来推翻我们了。一九七九年二月，在北京中央礼堂的报告中说的。
所以我说的第二点就是，中共到今天为止他它还是不想政治改革，因为政治改革的结果，犹如前苏联一样有可能失去权力；有可能使他的共产专制制度彻底破产；有可能使他们通过腐败赚来的钱，如云烟一般消逝；权力就更不用说了，它担心的是这一点。其实我要说的是，别担心。如果你也能像前苏联共产党那样，宁肯放弃自己的专制权力；宁肯轰跨自己的专制制度，也让俄罗斯人民有个出头之日，中国人民也是不机旧恨的，也是会给你存在下去的。是存是亡，就看你一念之差啦 。
我今天在这里讲，在批评它，批判它，否定它，特别是不赞成海外的这种说法。我也希望它如果真想搞政治改革，真想存活下去，它就一定要做到今天的共产党再不是共产党了，但是我认为它做不到，它真地做不到。
民间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从经济到政治，我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它的经济改革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它的政治改革是停滞不前，绝不去做，所以才造成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经济的这种状况。那这种状况的根由在哪里？根由在思想啊。甚麽样的思想才会产生甚麽样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甚麽样的思想才会造成这个政治制度之下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甚麽思想呢？中国大陆二十五年改革开放有两个思想，两个思想出於同一个源头，甚麽源头？就是一九七九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鼓吹思想解放。鼓吹思想解放对不对？当然对，这个功劳我们不拿掉它的。
共产党为了救自己，为了使这个大船不沈下去，号召思想解放 否定两个「凡是」，不按照毛泽东在文革中乱搞的那样去做，要将华国锋搞两个「凡是」权力给拿掉。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政治情况下这没有错。可是这个号召思想解放的旗帜，虽然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可是思想解放的口号刚刚提出来，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知识份子刚刚给它歌颂了一番，它就马上收起来了，它立刻收起来了，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说，思想解放，要解放到科学的、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里去，思想解放绝不能否定毛泽东同志，因为否定了他，就否定了我党的整个历史和光荣。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号中共中央关於宣传问题，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说，所有的民间刊物 民间报纸，地方报纸一律取缔，绝不允许存在。我反过来告诉大家一个数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在一九三七年的三月统计里面，人民有权力办大型通讯社七十五家；大型电台数百个；人民有权利办报纸一仟一佰一十七份；人民有权利办杂志，各种各样的杂志是一仟五佰一十八份。可是改革开放二十五年，中国大陆十三亿人口没有一张民办的报纸；没有一份民办的刊物；没有一个民办的电台；没有一个民办的电视。中国人除掉给共产党赶到海外来了，才有可能有几家电台和报纸。
这是思想解放吗？颂歌唱完了，人民要求辩论是非了，它不许了。它今天反精神运动，明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后天去抓人捕人，八九「六四」它杀人。这十五年以各种各样的名目，把一些党内党外不同意见的人该去职的去职；该开除的开除；该抓的抓；该捕的捕。还把海外开创了中国民主运动领袖王炳章先生，王炳章博士啊，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博士，从越南绑架回去，判了无期徒刑啊。
伴随著中共「四个坚持」的，伴随著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五年的是甚麽样的舆论呢？在八十年代，中共体制内一批知识份子，我承认他们要振兴中华，可是他们也不得不屈服於「四个坚持」之下，那些想走进中共体制内的知识份子，甚麽专制内？统治体制内的知识份子，他们想不想振兴中华？想民主，想自由，想。 可是，中共的魔力控制了他的思想和心灵，他们把共产党这个顽石，这个挡在我们民族进步面前的顽石，当作一个跨越不过去的鸿沟。他们不敢骂它，他们敢骂甚麽？骂祖宗；骂人民；骂天不好；骂地不好；山不好；水不好，就不说当代共产党把这个国家搞糟了不好。
到了九十年代至今，从改革派知识份子，走向所谓的自称的「自由派知识份子」。我懂得他们是恨铁不成钢，我理解他们想民主、想自由，我佩服他们也能在允许值的最大?围内去骂一骂，去叫一叫，去喊一喊，我真的佩服。可是，我不赞成他们还是不敢直截了当地、彻底的批判共产党。而是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劣等文化；我们的人民是愚昧的人民；有甚麽样的人民就有甚麽样的党和政府；共产党无罪，罪在人民呐。
共产党二十五年来的改革开放当中所推动的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到今天为之就走上了一个否定民族，不敢公开否定共产党的这样一个令人揪心的局面。这样的思想解放不是真实的思想解放，它是假的，它是为了推倒两个「凡是」要使共产党长治久安 而拿出来的权宜之计。相反，我们的人民却趁著这个机会真正地思想解放起来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次一次的反封建；一次一次的破四旧；一次一次的抄家灭门， 都没有将我们民族文化的老根给刨掉啊，没有将我们民族文化的老根给烧掉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在七九年，共产党提倡思想解放的那个当口，我们立刻开始了自己的真正的思想解放，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报纸；我们没有杂志；我们没有电台；我们没有电视台。海外不知道，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很多人也无法知道「伤痕文学」，因为写了一对共产党的落难子弟在文革中的遭殃而产生了伤痕以及表现文革受苦受难的文学的产生。可是「伤痕文学」既能够让作家们去为中共子女们落难的遭难去倾诉它的同情，为甚麽人民自己遭难就不能够同情或写作呢？
我们这一些普通的知识份子家庭的孩子，爱好文学的青年就在它给人写伤痕的时候我们冲出来了。我们写了人民的痛苦和遭难，我们不断受压迫；我们不断受钳制，可是我们还是有那多的作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他们在努力做著。我们开始干预生活，我们开始给改革开放提意见，我们不能用政治的方式，我们就用文学的方式；不能用文学的方式，就用?谈的方式。中国人民，「大陆十亿人民九亿侃」，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十亿人民九亿侃」，侃甚麽？侃改革开放；侃真正的思想解放；侃共产党的斑斑血迹，镇压人民的斑斑血迹。侃人民几十年的痛苦啊。这种思想解放在一九八五年前，已经发展到了不断否定文革；已经发展到了否定四九年之后十七年的专制黑暗统治。这个思想解放在八五年后直接地反思了这场改革开放，连康有为的改良，保皇改良都不如。
我们的作家在思想解放，我们的思想家们在思想解放。八六年上海出版的《走出中世纪》，影射共产党的统治犹如欧洲的中世纪教政合一统治一样。虽然这部书很快就被禁了，我们人民在思想解放，在反对官僚，反对腐败的学生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洪流当中，来自湖南的三个壮士，馀志坚、喻东岳、还有鲁德成三个人，他们把填满了颜料的鸡蛋砸向了天安们上的那个所谓的「伟大领袖」的画像上。十五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他们是多麽的正确；他们才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青年精兵和壮士。
认识到了这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来源於这个从马列那里拿来了统治思想；从传统的农民造反里拿来了造反武器的毛泽东身上。八九年之后，虽然民族的虚无主义者们，所谓的一些知识份子，上层知识份子们在不敢大骂、大批共产党的情况下骂我们的民族，骂我们的人民，骂我们传承和发展（的文化），可是我们有更多的知识份子从八五年以来，从否定文革走向否定十七年，从否定十七年研讨，抗战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一九九一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传》，杭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杨树标教授，他写的《蒋介石传》里面，就已经说了，如果蒋介石不反共，那他的其他方面都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如果蒋介石反共反对了呢？不言自明。一九九三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一九三七》，蔚蓝色的封面，白色的国民党党徽，鲜血从党徽上流下来，这本书翻开来，它的扉页上写著这样一句话。「五十年前，那一场捍卫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战争，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我们有权力知道」。三十万字，歌颂蒋介石国民党如何领导抗战。这本书在前年再版的时候，从三十万字变成了七十万字。
我们人民在反思当中，不仅了解了抗战是谁打的；不仅了解了共产党不但不抗战，还卖国。 还了解了北伐是谁领导的？是谁打的？还了解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他所创立的大中华民国才是如同法兰西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和德意志共和国一样，才是走向共和进程当中的 第一个共和国。才了解了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死敌。
大家认为我写了一本书叫《谁是新中国》，那不过是我个人的一点心得，是国内广大历史学者和广大记者、作家们无数的历史反思著作在我的身上的反映。因为我有了一个机会出国；我有了一个机会让我大胆的说话；我有一个机会让我也不顾性命地把他写下来。
我们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终於在没有信仰自由的时候；终於在不给思想自由的时候；终於在没有宗教自由的时候；终於在没有任何的思想方面的自由的前提下，我们从八十年代的气功的派别的产生，到九十年代法轮功的诞生。我们的人民当中一部份人开始有了自己所追求的信仰；开始为了这个信仰敢於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去；开始在绝对不敢和共产党抗衡的状况下，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勇敢地走向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的道路。
我一向佩服法轮功的学员们喜欢很多青年的学员，我和他们相识，我也为他们所感动。这说明甚麽？这都是中国人民思想解放的结果；是人民自身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这一条思想解放运动它走的是认识改良，反对改良；认识革命，让革命悄然而至；认识历史，让历史的真实重新广布天下；让历史和现实重新结合起来；让孙中山的共和思想。
在今天的中国等待著重新掀起一场狂飙。不论这种狂飙是以何种形式存在，当代的社会进步 、世界进步要求我们和平、理性，要求我们虽然会被逼上梁山，该出手时就出手，可是我们还是为了自己民族的未来，我们尽量地把民主的思想，共和的思想，人民思想解放的成果，捍卫信仰的这些壮士们的勇气和行为，告诉给全世界的华人和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朋友们，让我们知道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人民思想解放的运动当中真的醒过来了。
共产党的思想解放造成了二十五年改革开放当今的腐烂局面；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八九年的鲜血里面让孙中山提倡的共和与革命悄然而至。一部《走向共和》，那凝结著多少艺术家的痛苦心血和对历史反思的成就啊。凝结著多少中国知识份子对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中国人民走向共和道路的倾心羡慕和向往啊。
我今天要讲的关於中共改革开放的思想、政治、经济，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最后我说三句话。因为红雁女士给我的问题是：二十五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是甚麽？我想告诉大家, 我的个人感受。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史无前例的开始弱化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史无前例的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中国共产党的以专制改良为本质的改革开放所必然迎来的是我们中国人民和平革命的明天。谢谢。
【林丹】二仟零六年七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再干一个二十年！- 论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的文章。文章说「历史的辩证法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变的，必须改变，不变则衰；不该变的，决不能变，变则自我瓦解。……甚麽是不该变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就是中共「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改革也罢，开放也罢，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综观中共发展的历史上我们发现，每当中共遇到危机，它都会表现出一些改善的迹象，每次都会使人对共产党的产生幻想。觉得共产党已经改良，已经事过境迁，此党已非彼党。然而放松枷锁，并不意味著会放弃锁链。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幻想，又一次又一次地破灭。
正像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所说的那样，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记忆的历史；是后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历史；是亿万百姓生活在对共产党过去的咒骂、与对共产党现实的期望的这种巨大矛盾之中经历磨难的历史。中共所有的努力是要人们忘记；而人民所有的挣扎则是要努力「记住」。记住曾经历有过的苦难；记住曾经被欺骗的教训。只有当人们都能认识到共产党的本质，并不为其假像所蒙蔽，不为其欺骗所愚弄，中共的专制政权才能最后被终结。
有人担心没有中共中国怎麽办；有人忧虑这麽大的国家会发生动?。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相比，中共统治中国的五十馀年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在过去没有中共的日子里，中国人民曾经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在未来没有了中共的日子里，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一定会重塑历史，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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