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世纪豪赌”
中共与时俱进确保执政地位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发表日期: 2007-10-18
Andrew Batson and Jason Dean
中国是世界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一个未建立多党制民主政体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本周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中共领导层将对执政方针作出适应性调整，以确保国家政体继续维持现状。
在过去30年中，中国共产党的世纪豪赌──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可确保其一党统治得到民众的接受──大体上取得了成功。但是今天的中国，其社会结构已经变得复杂了许多，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比从前更加紧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支离破碎的社会服务体系以及环境的日益恶化已经开始激起公众、尤其是占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不满情绪。
面对这样的严峻局面，作为中国权力中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以使其统治做到更加对公众负责。它同时也采取了一个更加民众至上的政策取向，在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扩大教育和医疗福利的覆盖面。与此同时，它也加强了对公然反对自己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控制。
这种政策微调策略将在本周的十七大上得到展示。会议将通过以更加均衡的经济增长和谨慎的体制改革为重点的中国未来五年大政方针。
此次党代会还将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更加权高位重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当前有八位成员）。到2012年下一次党代会时，本次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一位新成员可能将接替胡锦涛成为下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调整其执政方式并不意味着它要为在中国实行多党制创造条件。相反，此举意在确保胡锦涛及其继任者继续成为中国毋庸置疑的领导人。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说，所有这些努力将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中共官员们表示，如果共产党不能足够快地调整执政方式，则其对政权的掌握就有可能受到削弱。那可能意味着要么13亿中国人获得更多的政治自由，要么是即将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会出现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学者黄靖说，中共正试图加强中国当前的政治架构，提高各级政府机构的执政效率，但也担心改革会导致局面失控，所以渐进式改革是其最锺情的方式。
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维持自己的一党执政地位，那么所谓只有民主决策的灵活性方能确保现代经济体的长期成功发展这一被冷战后的西方世界奉为金科玉律的观念将会遭到颠覆。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已经在对这一观念发起挑战，正在这个前苏联国家重建集权统治。
中国社会目前正在发生的变革之一是立法方式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国基本上一直是采取关门立法的方式，法律批准通过后才会向社会公布。直到几年前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现在政府会将许多制定中的法律以草案形式向社会公布，一些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会根据社会公众的反馈意见进行修改。今年，新的劳动法就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进行了修改，其中加入了严禁用工歧视的条款。
曾任职于中国司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的袁岳(Victor Yuan)见证了中国政府执政方式转变的又一体现。他于1992年创办了中国最负盛名的民意调查机构零点调查公司(Horizon Group)。该公司成立之初主要为企业从事市场研究工作。而最近几年，不断有地方政府聘请该公司来调查公众对其政策的支持度。
袁岳说，他发现中国政府正努力形成一些机制以加大政务公开。他认为这是政府对社会压力作出的现实回应。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意识形态已难以为继，但它已经找到了使自己在新形势下继续生存、发展的途径，比如说发展民营企业家入党等。中共目前有大约7,300万党员，差不多每18个中国人中就有一名中共党员。
自1921年在上海举行的只有13个人参加的中共一大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毛泽东执政时代特色的绝对公有制和经济上的与世隔绝已随着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被废弃。但中共集权式的执政方式这些年来却并无显著变化。
虽然地方官员们获得了一些自主权，但从任命省级官员到制定汇率政策，所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仍需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多数重大决策都是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中南海幕后制定的，这里紧邻着紫禁城，外人很难进入。
不过政治局委员们也逐渐意识到，他们的权力取决于能否得到公众的支持。中共高级官员们在2004年一份旨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纲领性文件中指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永久不变的。
如何最大程度地获得公众支持是一个引发了热烈争论的话题。中国自由派学者敦促政府进行实质性改革，比如扩大地方政府官员的直选范围等，但中共领导层对这些想法却反响消极，这反映出他们十分担心这会引发社会不稳。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大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却最终引发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与此同时，胡锦涛政府也避免走回毛泽东时代实行高压手段的老路。左倾学者和退休政府官员批评中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政府对此做出回应，为经济改革进行辩护。胡锦涛还允许在一定程度上讨论政治改革。他在6月份的一次讲话中表示，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
不过，很多事情仍然是不允许做的。民意测验不能调查公众对胡锦涛的支持情况。但中国共产党却越来越关注公众对其他领导人的看法。零点调查公司的袁岳说，2003年，政府发布规定，要求在政府官员晋升考评中加入民意调查。
这类民意测验的结果通常都是保密的。但袁岳说，2005年，河南省郑州市市长让零点调查公司公布了民意测验结果，以便促进市政府官员的工作。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普遍对市政府官员受贿问题感到不满。
袁岳说，他们进行的民意调查通常显示，公众相信政府的经济工作做得很好，但不擅长社会服务。
政府还开始要求公众对政策提出建议和有限的批评，比如，为3月份举行的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建立了网站。温家宝总理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再看看中国立法程序方面的变化。自1998年中国首次发布法律草案让公众参与讨论，越来越多的新法在公众的参与之下制订出来。虽然政府控制最后结果，并设定辩论限度，但公众的参与确实会带来不同效果。争议较大的法律常常会作修改或暂缓通过。
例如，政府3月份发布了《就业促进法》草案，当时中国媒体正广泛关注乙肝病毒携带者因求职被拒而上诉的事件。大约1.2亿中国人(占中国人口的10%)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乙型肝炎会损害肝脏、增加罹患肝癌的风险。虽然乙肝病毒不会通过一般的接触传染，但人们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很多中国人称，他们与乙肝病毒携带者一起工作会感觉不舒服。
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游说的非营利组织开始采取行动，发布调查结果和报告，显示歧视现象普遍存在。7月份，政府就该问题召开了一次网上讨论会，大量的不满意见涌进网站。一位劳动部官员说，她对歧视原因感到不安，政府将努力确保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权益。
最后，《就业促进法》中增加了一个防止各类就业歧视的章节。它指出，雇主不应因某人是病毒携带者而拒绝雇佣。这部法律已于8月份获得通过，但尚未生效。
根据2000年通过的法律，如果公民认为某项法律法规违反了中国宪法，他有权提出质疑。虽然质疑常常被忽视，但是，在问题足以引起媒体关注后，政府偶尔也会改变立场。例如，最近就修改了对事故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标准。
现驻北京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法律学者基斯•汉德(Keith Hand)一直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他说，这是个严格控制的过程，但可以释放一些压力，同时也能帮助政府官员收集信息，及时注意可能发生的冲突。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委员们的任期期限和退休年龄有非正式规定。这些规定有时对人事任命及限制高层权力斗争有一定作用。它也使胡锦涛面临着任期届满后正常交接的问题。中国问题人士将下一任最高领导的人选集中到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和现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身上，很多人认为后者是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
习近平和李克强均比胡锦涛年轻十多岁，也比很多现任政治局常委更具国际视野。但他们很可能会遵循既定的政治改革路线。新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可能要到下周才会公布。
政府对公众反映的腐败问题很少作出回应。政府采用传统的“信访”方法，每年处理来自民众的1,200万件请愿和质询。学者们估计每1,000件中只有2件能得到解决。
一些党内人士希望加大开放力度。上个月，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北京一家杂志上发表了给胡锦涛及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希望加大改革力度。他在信中写到，必须转向宪政民主。
高层领导们曾反复强调他们不会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但现在他们却更多地谈论全面政治改革的话题，这或许会提升公众对改革的期望。胡锦涛本周在十七大报告中一共60多次提及民主一词，虽然大部分是在谈到党内程序时提到的。
温家宝总理今年在公开讲话中表示，民主政治改革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补充。温总理8月份在对国内外企业家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不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