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6月4日，部队向广场的示威学生开始开枪镇压清场。图为一名女学生遭枪击受伤被抬出广场（法新社）
08年奥运再过105天就要来临，北京方面全力以赴营造繁荣安定的氛围，准备迎接此一举世瞩目的盛事。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西藏事件尚未平息，每年一度的“六。四”又将逼近。真是穷于应付。
“六·四”至今已有19年，有关的纪实作品连篇累牍，各擅胜场。然而，能够将该惨剧之前因后果清楚道来，并兼具史料与文学价值的并不多见。旅加流亡作家苏明的《血色中国》，无疑应属其中别具特色的一部力作。
本身是历史学家的苏明，本来无意进入文艺圈，更于政治不感兴趣。但因缘际会，他先被置于一个敏感的行政领导岗位，继而卷入89年那场“政治风波”，卒陷牢狱之灾，终至逃离故国。如果说，一滴水珠里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那么，一个人身上也能折射大陆的黑暗。
从当年袁木信誓旦旦地声称：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六四”只有23个人身亡，直到现在当局仍然矢口否认那场屠杀。可是，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的事实。苏明以目击者的身分，记录了一个“男孩背后连中三枪，全是开花弹”的骇人景象。
作者写道：
六月四日早上七点多钟，我被母亲推醒。朦胧地睁开双眼，看到母亲泪流满面，一张脸很苍白，几乎是喊着对我说：“开枪杀人了，真的杀人了。。。，我求求你听我一句话好不好，我们不给这个政府做事了，他们杀人了。。。”（自由文化出版社，2008年，143页）
随后，作者起来随母亲走出去，一上街立刻感到气氛紧张。他母亲说，清晨四点不到，就被“军人开枪杀人了”的喊声惊醒，赶紧出去察看。只见手里挥动着沾满鲜血的衣服的学生们惊慌地跑着，跟着又看到伤者被人用自行车和三轮车载往不远处的医院。
作者步往医院的路上，见到十字路口有几个人和一个学生，正向围拢的市民们大声讲述天安门广场杀人的事。到了医院看见十一具半夜送来的尸体，上述男孩便属其中之一。作者逐一查看时，一位年轻的医生带着几个青年过来，说今晨两点钟奉召回院救伤，目前本院共140名伤者。这里有16具遭枪击而死的尸体。原来那几个青年是记者，他让他们看到事实。
这医生又说：屋里有个死者被枪伤八处，“一个政府把人民恨到如此程度，下这样的毒手，整个政府实质上已经不存在。”
作者陪母亲离开时，他母亲向记者说：“不是16，是17具。”因为刚才又抬来了一具。
回家后，其弟、妹两家人先后从市内不同地方来到他住处。他妹妹居所离天安门不足二点五公里，一家三口特地前来避难。妹夫向他讲述了所闻所见市区的情况，说枪声开始在三日晚上十一点左右，从半夜到两点枪声最激烈。四点钟左右大批直升机飞往天安门。早上五点多钟，街上出现大批军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军人驶向天安门。
作者住处距天安门八点五公里，属大学集中的地区。他被弟弟和妹夫拉着一同骑车往市区看看。刚出门发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门口人群聚集，在围堵七部军车。人们都手持石块或木棒，领头的军官见此，下令车上的百多名军人下车撤离，军车司机亲手放火烧车后也走了。
作者后来骑车到了南池子，再向南往长安街去，看到了市民与戒严军人对峙的场面，听到该区居民讲述事件经过：昨晚不到十一点，天安门广场东面突然出现全副武装的军人，向着人群开了枪。一阵冲锋枪的射击后，许多人倒下，但人们马上又组成了新的人墙。第二阵枪声再响起，军人已从西、北形成三面包围的阵势。学生提出谈判，军人拒绝，限令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离开广场。
但当时大约有三十万人聚集，只有前门东西两边留了两条极狭的通道，人群根本不可能按时离开。午夜十二点，灯光熄灭，广场一片漆黑。大屠杀开始，“人民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们开枪。天亮之前，“大功告成”，直升机开来用大网将死尸连同仍在喘息的伤者兜起，运往西北方向的大山焚化。坦克压毁所有路障，火焰喷射器把一切帐篷、杂物烧毁。坚持留在广场的学生们，不是被碾死，就是被烧死。天亮后，大批军人进入广场，用水冲洗血迹和焚烧的印痕。
不过，当局似乎忘了，某些卫星摄影机具有夜视功能，留下的影像仍将成为铁证。尽管袁木巧舌如簧地诡辩，说那是现代科技制造出来的情景，可是数以千万计的北京市民悠悠之口，岂能悉数封杀？
应该指出，作者以一个史学家的学者的严谨，记述“六四”之后耳闻目睹的种种事实，笔法持平，毫无夸大，更无臆想，可信度极高。虽然当局一直对事件的死伤数据秘而不宣，但读者已经能够由此了解相当一部分真相了。
中国人历来有“人命关天”的说法。“杀人填命”的观念也为大多数国人认同，尽管未必符合国外潮流。尤其是，中共军队这次如此大规模开杀戒，正如作者所说，是“向赤手空拳的人群开枪，不是神经正常的人可以做得出来的事。”
这笔账必定要偿还！
《血色中国》被誉为全景式展现了20世纪“后文革”时代的血色历史的见证，它不仅有力地揭穿了当局关于“六四”的谎言，更鞭挞了中共极权制度下大小官员贪腐和淫乱的罪恶，震撼人心之处，罕有其匹。且待下回分解。
（08-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