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6.28日，因女学生李树芬溺水死亡，公安认为是自杀，导致民众不满，从而有两、三万人聚集，县委、县政府、县财政局、县公安局被烧毁，――即6•28事件）
    
    所谓“真相”就是能让人信服的“证据”，所谓的“证据”也就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那几个盲人还亲手触摸呢！是绳子？是柱子？还是一堵墙？无论从左从右还是从前从后，抑或前后左右绕了一圈，用手摸、用耳听、用眼看，也只能得到表面的、局部的。要是用心去思考，从高处往下俯视，从未来的岁月里回首当年，兴许会少一些偏颇。
    
    如今中国政府在河东，中国农民（市民）在河西。如果女学生李树芬的确溺水死亡，正如报上、电视上所述，可河西的人是不太相信的。因为，河中间没有裁判，没有公证人。尸检也是河东的人指定；报纸、电视也一样是由河东的人控制；即使有少数几个河西的代表在现场，代表们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只凭眼睛怎能看出真相；即使看清楚也不一定敢说（找哪地方去说？）；即使说出来后在报上、电视上对外报道时，也会被化妆。报上不是有一篇周姓的女学生的“陈述”吗？那篇 “中学生报道”读起来就像听政府报告。
    
    如果女学生不是自杀，真相一定要等几十年后才能揭开。因为公安最初的尸检是自杀，要错也只能错到底。尸检报告引起那么大的骚动，要是第二次尸检否定原来的结论，那不说明骚乱是正确的吗？公安人员代表的不只是他们自己，而是代表公安机关、代表政府、代表党、代表国家。因此，保卫“真相”也即保卫政府、保卫党、保卫国家。有人愿意用生命去捍卫。
    
    贝•布托被刺时现场有那么多人、那么多记者、那么多摄像头，可至今还未完全下结论，何况中国贵州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女学生在夜间溺水死亡。这也许是悬案，除非几十年后有人掀翻历史。
    
    半个世纪前，贵州望谟麻山有数千人攻打区、乡政府―――望谟麻山事件。二十一世纪初贵州瓮安市民烧毁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大楼。《贵州志》将怎样记载这些历史？有生之年人们能看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执政党的度量吗？
    
    一颗火柴可以燎原，做鬼亦英雄啊！
    
    小生命已被安葬，瓮安县城也已平息，报刊、电视说明死亡“真相”将有助于抓捕和量刑。除此之外，“真相”没多大意义。然而，李树芬的死能引起那么大的骚动的原因才是最最最重要的。――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司法（公安）机关不做事或乱做事。
    
    拿了纳税人的钱却不做事或乱做事，老百姓与政府的积怨就愈来愈深，人民内部矛盾演变为敌我矛盾，骚乱迟早会发生。此前有许多，此后还会有许多，不是张三的死引起就是李四的死引起，只是规模有大有小罢了。中国需要政治变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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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并非春夏秋冬每天都是好日子，你不碰人，人会碰你；你不找政府，政府会找到你的门，人间没有世外桃源。一旦你不幸找政府或与政府有某种牵扯，也许就会有苦果吃。不是哭笑不得就是不知所措，甚或走投无路。
    
    十多二十年来，我碰到太多太多的太无奈的故事，即使把南山的竹子砍光，也写不完。这些经历使我食无味、寝无安，更不用说那些当事者及其家人。借 6•28平台，随机拣起几个故事简要叙述，公诸于众。一是想让当事者及其家人放松放松（包括我），二是想寻得世人的怜悯，三是告慰死者英灵――倘若有死亡的话。
    
    无奈的故事
    
    故事一：89年，胡耀邦总书记去世引发载入中外历史的八•九学潮，当今一个贵州小县城里的女学生死亡引发了震惊寰宇的瓮安6•28事件。然而，漫天星斗、恒河沙数般的死亡犹如“小玲玲之死”，人没了，影子也没了。
    
    小玲玲的父亲因妻子、妻弟常常讽刺挖苦其无能，跳江自杀。小玲玲从镇上升入初中到县城就读，她是全校第一个报名的学生。第二个学期因舅舅说：“女孩子读书做什么。”　　刚开学几天，小玲玲喝农药自杀。消息传来，全班女生都哭了。我和同事去她家看望，奇怪的是几百米外的镇政府及各单位好像并不知道此事。世态炎凉啊！冷漠啊！冷漠啊！
    
    ――外国人打骂自己的孩子，邻居都要报案。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小土堆就在铁路桥上十几米处，兴许早已被野草埋没，没了踪影。
    
    故事二：阿琴到广东中山打工没多久与同乡恋爱住在一起，因小伙另有新欢，于是经常打骂阿琴，阿琴曾两次打电话给她父亲说：“他老是打我，我活不了啦。”相隔两千里，父亲也无奈，阿琴喝了农药。
    
    尸检结果没有怀孕迹象，但有几处伤痕。因是自杀，公安不立案。我赶到中山后，等了三天才讨得“不予立案通知书”。我认为小伙已构成虐待罪、伤害罪。分局让我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让我到市检察院，接待人员要等领导来了再说。返回后打电话、写信到中山市妇联、市检察院，没有结果。
    
    公检法没了负担，小伙甩开了包袱，阿琴的父亲却赔了女儿，还有三、四千元的路费、食宿费……
    
    ――中国有上亿的农民工，在家乡都不一定受到保护，更何况远离故土。
    
    故事三：水库里捞出一具尸体，阿平被抓。次日公安把他带回乡办事处，没有用手铐铐他，兴许是准备放回家，阿平却在乡办事处割腕自杀。太奇怪！镇政府民政部门给200斤玉米。几天后，另一家人被抓（与阿平不认识），关了好几年，至于是否判刑我不得而知。
    
    阿平妻远嫁他乡，两个女儿由亲戚抚养，因民政部门说：“阿平的死不明不白，其女儿不能享受低保，”阿平的长兄阿贤才找到我。据阿贤陈述，我估计因阿平生性胆小（曾因与妻子吵架就准备自杀），这次受逼供、威吓……不知道自己将被放回来，以为还要受折磨，故自杀。阿平不是罪犯，可又为何自杀？公安不能解释，管它呢。
    
    把材料送到县公安局、县府、人大、政法委，以及地区公安局、地区检察院。某位领导（兼朋友）打电话给我：“阿平可能与那件案子有关，”我说：“这么多年你们还没结案？不管怎样，你们至少给一点安葬费，他的两个女儿也应该领取低保啊。”――不是他不想帮，而是现行体制帮不了忙。
    
    好几个月前，从阿贤那儿得到消息，阿平的两个女儿还是被低保遗弃。
    
    小玲玲自杀没人理睬，阿琴自杀使她父母赔了女儿又赔钱，阿平的命虽然值两百斤玉米，但贻害两个女儿。警世名言――好死不如赖活啊！
    
    故事四：寨邻们都说老王的那个邻居会放毒药，因此老王嫁女儿时没有邀请邻居，邻居夫妇及两个儿子冲到老王家把老王和妻子打成重伤（有法医鉴定），在镇医院花了8000多元医药费。
    
    派出所问邻居：“你们为什么要去打他？”邻居说：“因为他们说我会放药。”老王每到赶集日就到派出所反映：“你们不抓他，他家要出去打工了。”过了春节，到了农历二月底，派出所还是未抓人。邻居夫妻、两个儿子先后到外地打工去了。
    
    老王打了好几次电话，又从300多里外赶来找我。他把材料交到公安局，公安局不收，“你去找派出所吧。”
    
    老王的医药费、食宿费……有一部分还是借高利贷呢。
    
    ――被告不请吃饭，原告也不请吃饭，随你们谁咬谁，咬不着我的薪水就行。
    
    所长曾是我的学生，他本来穿的是白衣服，可是进了染缸、进了沼泽地，愈是挣扎就陷得愈深。
    
    故事五：50岁的老王还能活二、三十年，二十岁的阿军却只相当于孩子。
    
    从浙江打工回来的阿军晚九时左右到江对岸（邻县）去找工友。在村中间被两个小伙“你看我干什么？”，随即被用棍棒打死。
    
    阿军的父母第一次和邻县公安打交道是去领5000元丧葬费，除此之外阿军的父母和同去的那几个小伙（现场目击证人）从没被人问过。当阿军的父亲去向公安了解情况时，罪犯已被判刑送往劳改农场。一个判5年，一个判3年。
    
    法院不给判决书，阿军的父亲就在法院办公室下跪，院长发话：“复印给他一份。”
    
    我只有写申诉材料（而非上诉材料），由他请人送到省高院、省人大。一年过去，杳无音讯。当时我问：“那个院长是你们寨子的，他怎么不帮点忙呢？”阿军父说：“他从小在城里长大，哪能认我们这些亲戚？”“听说那家人花了10万块。”
    
    ――钱比乡里乡亲、甚至比父母的命还重要。
    
    故事六：阿昌被人告强奸，派出所审问后放回来。一、两个月后他去派出所问：“他家还在告我强奸，你们要给我澄清啊。”这下惹恼了所长，“你想要强奸？”没多久，阿昌被抓。因为认罪态度不好，一审按强奸未遂判5年；上诉至中院，发回重审。第二次县法院改判3年，律师又上诉，中院维持原判（终审判决）。
    
    我从律师那儿拿到相关材料，那些所谓的“证人”“证词”，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并且都是原告的亲戚。我向省高院申诉，阿昌的亲戚却听信中院、检察院的那几个‘朋友’的劝说：“申诉到我们这里就行，即使到省高院也要发回给我们，”“只要我们几个领导碰碰头，问题不大。”我几次打电话追他的那位亲戚， “他们说主要是赔偿问题，否则很好解决。”“干脆等他出来再自己申诉算了。”
    
    有一年了，阿昌已刑满释放，我们也没有了联系。那位所长不能再为所欲为了。因一场导致8人死亡的矿难（每个死者得4000元安葬费），他被免职。
    
    ――十多公里外的罗卜养，他的强奸冤案才是令人震惊，只因年代久远（2001年），不再赘述。
    
    故事七：十年前就读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是省统一招生，有些还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定向分配合同。三、四年后毕业，政府不认帐，“现在财政困难，等一两年再说。”这一等就是五、六年。其间，邻县来的县长把他们县晚四、五年毕业的近百名中师生聘来当教师，就是不要本县的这些统招生、定向生报名竞聘。
    
    当另一个县的中专生到省府请愿静坐后全部安排，他们就找我写材料。他们去县府好几次，又到州府、省府，一、两年过去，他们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终于有少数人被安排到乡镇打工，每月工资150元。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在车站，他们准备到地区上访。几辆警车在那儿候着，不准他们上车。
    
    我们没有联系，因为他们不想让人知道他们的窘境。
    
    ――哪个时代，政府会耍赖？
    
    故事八：中国最廉价的劳动是挖地和代课。代课教师有时既是校长、教师又是家长，一个人上一、两个年级（复式教学），一个学校就一、两个老师。他们往往都是在偏远的乡村学校，比公办教师艰苦许多，可他们的报酬从几十元到每月300元，只有公办教师的六分之一。这么廉价的劳动也有人做？“我们那些地方留不住人，孩子没人教，我们也顺便照顾家里，一边教书，一边做点农活，凑合着吧。”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吃饭，我没让他们掏钱，可第二次他们老早就把钱押在收银台上。其实我与他们的处境也没多大差别。
    
    2008年4月，贵州省教育厅、人事厅、财政厅联合下文：具有教师资格证的45岁以下并连续5年任教的，参加特岗教师（乡村小学教师）招聘时只面试，不参加笔试。这是这些教了十几二十年的代课教师生命的转折点。可是，某县教育局局长十年来不让代课教师参加普通话考试―――教师资格证（除了几个例外），没有资格证，那根救命稻草也就断了。
    
    他们准备到省城上访，我说：“时间来不及了，你们把这份材料交给教育县长。”局长差一点毁掉所有代课教师的一生，最后，县府作了让步，“只要有普通话等级证书就行，”于是，一些教师托朋友、托熟人，掏腰包到地区师专买＜普通话等级证书＞。最终结局我不得而知。
    
    ――官位应是责任，是用来服务于人，而非用来害人。
    
    故事九：何兴德与何光是堂兄弟，因一片桐林地之争反目成仇。镇政府把土地判给何兴德等几户人家，因为他们有土地证；何光从地区赶回，镇政府撤销原文件，重新下文，土地又被判给何光家。
    
    几家人告到县府，县府维持镇政府决定。几家人又起诉到法院，在这同时，何光还穿着警服，揣着手枪，指挥三亲四戚去把何兴德等几家已有一尺多高的玉米翻耕（有照片为证）。几家人到镇政府反映，到派出所报案，没人理睬；告到法院，法院不受理。我说：“等他家栽好后你们也去犁那片地，看看他家告不告，看看法院受不受理。”不出所料，何兴德等几家被判赔偿1130元，当庭支付。
    
    ――“只许他家放火，不许我们家点灯。”
    
    法院维持镇政府、县政府的决定，把土地判给何光家。几家人上诉至中级法院，中院维持原判。本来想帮他们申诉，因为有些忙，“等一段时间再说。”还没有来得及申诉，法院就来争议地现场执行，此时镇政府却有人站出来说：“他们已申诉，暂缓一段时间吧。”第二次来执行时，何兴德等几家到现场强烈抗议，执行庭说：“你们再阻拦，就抓你们去坐牢。”我打电话给他们说：“你们就让他们抓吧，事情闹大了才好呢。”
    
    执行庭第三次来执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何光的哥哥对执行庭说：“不用执行了，这片土地还给他们算了。”
    
    无论是何兴德几家，还是何光家，以及镇、县政府，县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法院执行庭……三年多来大家都被折磨得够呛，现在总算尘埃落定。两级政府、两级法院及执行庭，看在何光的面子上抑或不想欠那几餐饭的情，绞尽脑汁、想方设法，甚至冒着危险帮何光家争那片土地，结果何光的长兄不领情，――不是被戏耍了吗？
    
    故事十：我们几个以前的同事到某县去办一所小规模的私立学校（没多久被当地政府以种种理由勒令停办）。2004年5月3日凌晨1时左右，邻近村子 7个年青小伙（还有几个学生）撬开铁门，踹开房门，闯进小卖部抢东西。住在里间的我和妻子被吵醒，趁他们吼叫：“拿钱来！拿钱来！”我溜出去叫醒同事。他们把我妻子反手按在地上搜身，我冲过去一拳把那人打倒在地，其他人跑掉又回来把那人拖走。
    
    半个小时民警赶来，到村口绕了一圈回去。
    
    因邻居认识那几个人，第二天早上刑侦队韦教导员却说：“那个家伙不愿讲那几个人的名字，”另一刑侦队员说：“你拿手铐出来看他讲不讲。”问了一些情况，他们返回。
    
    听说那几个小伙到处借钱准备外出打工，我把情况写给公安局长（局长熟悉我的名字），局长给了点面子，教导员回来解释说不立即抓人的原因（并出示立案决定书）。好几天后，我又把情况反映到县政法委。根据《刑法》第263条：入户抢劫的，最低刑期是十年。
    
    公安局也曾到县中学找念书的那两、三个学生，不过后来打工的已去打工，念书的还继续念书。
    
    那是非之地不敢长住，我们举家外迁。幸好那时女儿还小，没有记忆，在妻子面前没有人敢提那件事，她会发抖，“那天晚上太恐怖了！”偶尔托人打听，“他们还没有人去坐牢。”
    
    我还没有忘记，但我又能为家人、为自己受到那样的伤害做些什么呢？
    
    ……
    
    走投无路
    
    本来我打算结束这段旅程，可是我实在不忍心丢下阿贵。
    
    阿贵是无奈、无助的中国农民的缩影。他的无奈、他的无助的告状史足以写成一部电视剧。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每一集都是悲剧。即使将来某一天，他的愿望得到满足，即他能把农行的贷款还上，但他这么多年的花销，这么多年的浪费，这么多年的精神折磨（包括他的家人）……怎能补偿？正如五十年代的右派，二、三十年的煎熬、痛苦，等到平反昭雪时，老之将至，来日无多矣。
    
    89年，阿贵向农行贷8000元造林，200亩林地已基本完工。可是两年后县政府世行贷款造林工程把他的那片林地划归林场，他的树苗几乎全部被拔光，林场重新栽杉树。近二十年的告状旅程之序幕就此拉开。
    
    他无数次去找各级领导，也好几次面见林场负责人（官已升至厅级），他到县城、到市里的次数数不清，即使我同他不期而遇就不下二十次。他还到过省城，2007年还与几个同伴到北京国家信访局（那几个同伴也各有各的说不完、道不尽的无奈的故事）。
    
    20年前的8000元贷款本应给他创造80万的财富，现在却因那8000元贷款折磨他一生、毁了他一世。他知道那是深渊，但不告不行，农行不时催他还款，利息又不歇一口气，林场没有了，他有退路吗？
    
    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子汉，不可能丢下妻子儿女。其实如果不是我用坐牢去抵，那林场还将有更多的阿贵。
    
    十几年前我写过他，世纪初那一、两年我曾把他的材料随同前述的罗卜养等等寄给前任总理……6•28那几天他碰到我，现在我写他，将来我还要写他，因为他的无奈的故事将永远不会完结。
    
    贵州民间人士
    韦登忠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