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中国人历史上毫无自由、民主的传统，却是一个素来重实惠、轻自由的民族，因此，经济的发展特别容易迷惑中国人，中共藉之以成功地诱骗民众认同、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

当今年轻群体之所以被中共成功洗脑，还有一个鲜有人关注的原因，那就是一九九二年之后，中共国经济的大发展。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自邓小平“南巡”开始，中共“不问姓资姓社”地推动经济大发展，根本目的不是富民强国，而是维持住当时摇摇欲坠的一党专制政权，捱过“苏东波”的冲击。在邓小平的的启发下，江泽民、朱镕基摸索出一套成熟的GDP愚民洗脑术：就是不惜歧视和损害内资企业，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一边倒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扩大吸引外资，给予外资、合资企业片面的的照顾，人为制造片面有利于外商的不公平的国内发展环境；中共为了吸引外资，不惜压制和出卖本国劳工权益、廉价出卖本国资源、放纵外国资本家肆意污染、毁坏中国生态环境...

总之，一九九二年之后，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中共是子吃卯粮、不择手段，在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的引导下，中共走上了一条不顾一切追求GDP高速增长的道路，并以愚弄国人、骗取政权合法性。十多年来，中共利用这种吃子孙饭式的经济繁荣，花样百出地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伟大“政绩”、“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吹嘘“我们党是一个能够自我纠正错误的伟大的党”...

中共的GDP宣传统战攻势，迷倒了一大片人，甚至把海外好些过去坚决反共的年长华人都迷得眼花缭乱、立场软化。如今“经济成就”已经成为中共一切文宣统战工作的掩体、靠山和坚实基座，GDP愚民洗脑术已经成为中共愚民洗脑术的内涵核心，比起八十年代，如今仰仗着“经济成就”，中共说话腰板硬、口气粗、迷惑大。

GDP的愚民洗脑为何能够产生深刻的愚民效果，经济发展的蒙蔽为何那样难以破除？这是经济发展本身的麻醉效果和中国人的民族性决定的。

不能不承认：十多年来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物质繁荣，成功地掩盖了中共专制体制的邪恶、大量抹去了毛时代祸国殃民的痕迹、完全蒙蔽了以“八零后”为代表的年轻群体的眼睛：“八零后”等年轻群体，对毛时代中共国的贫穷和恐怖，对过去中共群体灭绝的滔天罪行，几乎一无所知，毫无感触，对“六四”大屠杀基本上也没有印象，他们自懂事起，所能感触到的，就是经济的发展、物质的繁荣、通信日趋便利、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在他们成长关键时期的九十年代，这种物质生活的变化尤为明显：1992年至今的十多年间，电话座机由当年一般公司、单位才有奢侈消费品品，沦为毫不起眼的过时东东；手机由九十年代初“大哥大”身份标志变为再普通不过的大众通信工具，连农民工都几乎人手一机；多媒体电脑和互联网在九十年代中期，还是少数富人的奢侈品和科研单位的特殊工具，不过七八年时间，已经走入千家万户，把彩电等九十年代初“小康”标志推向边缘化境地，而八十年代“摩登”生活的标志--三洋牌收录机，早已被扫地出门......

由于“八零后”等年轻群体对中共的罪恶毫无切身感受，因为整个社会的隐瞒，他们也基本不知道中共的罪恶历史，他们自懂事起，所能感触到的就是经济大发展和物质领域的社会全面进步，因此“八零后”等年轻群体很容易认同中共的统治、接受中共的说教、他们很容易把中共当作中国富强的引路人，加以维护，因此，“八零后”等年轻群体比起那些经历过毛时代、对中共罪恶有更多切身经历的前辈们，更容易党、国不分，把维护中共当作爱国。

在笼络人心上，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特别的好效果，它尤其特别能迷惑中国人。因为政治体制的宪政（自由）与专制、民主与独裁，毕竟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事物，这不是凡夫俗子、芸芸大众容易领悟的东西；而经济的发展直接关涉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因此发展经济容易获取民众的支持。

中国人历史上毫无自由、民主的传统，却是一个素来重实惠、轻自由的民族，因此，经济的发展特别容易迷惑中国人，中共藉之以成功地诱骗民众认同、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尽管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过是中共在经济领域一定程度上松绑、稍许向人民归还了一些其“解放”之初夺走的基本自由而已，根本不是中共有什么功劳，但是普通大众看不到这一层面，他们当然更看不到高速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廉价出卖中国资源、放纵外商污染、破坏中国生态环境这种遗祸子孙后代的政策换来的，普通大众，只能感受到城市面貌和衣食住行改善这样生动浅显的发展成果，并且在惯性思维的作用下，想当然地把这种改善归功于中共的领导。

经济状况对中国人人心向背的这种特别有效的作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表现出来。整个八十年代，随着国门的逐步敞开，一批中共干部、知识分子得以跨出国门，亲身感受西方世界，结果感受到了极其强烈的反差冲击，这种强烈的冲击，基本上短时间内完全冲垮了毛时代封闭洗脑洗成的世界观：原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不仅不是毛共宣传的“水深火热”社会，相反，和当年阶级斗争斗得千疮百孔的中国大陆社会比起来，简直是人间天堂！当年那些刚下飞机、一身毛服、手提上海牌人造革包的中共国干部和知识分子，惊异地瞪着自由女神身后的那些摩天楼群、立交桥高速路、星光闪烁的霓虹灯、满街的摩登轿车...那种目瞪口呆的情形，可想而知；电梯楼公寓、自动售货机、满街的投币公用电话、比大陆高干住所还舒服和先进的美国私人民宅、老百姓普遍拥有私人汽车...在资本主义社会难以置信现实的冲击下，八十年代的出国群体，意识形态信仰整体性的崩溃，对党的信心和忠诚纷纷垮塌，那个时期的派外干部和公派留学生“叛逃”率十分惊人，甚至连身为“太子党”的中共国国家安全局北美情报司司长俞强声都叛逃了，叛逃后，俞强声向美国政府供出了中共安插于美国的头号间谍金无殆，俞强声是迄今为止中共国叛逃美国的最高级别官员。那个时期“叛国”的留学生中，涌现中国第一个海外民运领袖王柄章，王柄章也成为对中共最具威胁的民运领袖之一，以致于中共于2003年不惜采用跨国绑架的恐怖主义手段将其抓捕回国。

由于毛时代中国社会的极度的贫穷落后，当年许多出过国的人，根本不用谁来启蒙、“煽动”，就“自由化”了，与中共离心离德，甚至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八十年代的中国，出一趟国就能造就一批民运分子，对中共来说，幸而八十年代没有放开因私出境管制，否则中共政权很可能因承受不了反差的冲击而垮台。

但是，这种对中共极为不利的中外经济发展面貌的巨大反差，随着一九九二年后中共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而迅速地消失了：如今，中共国的城市面貌已经接近欧美，上海的高楼大厦甚至比华盛顿、台北还多；互联网、手机等先进科技工具在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应用，也不比西方差多少，光从经济发展成果的“窗口”外观来看，已经看不出中国大陆社会和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的明显差距。这种现状对广大民众就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而且这种迷惑效果是单靠中共宣传达不到的效果，GDP高速增长本身迷惑性，再加上中共动用宣教传媒机器，以爱国主义为名，顺势的“点拨”、“润色”、表功、造势，对中共来说，这种GDP新式愚民洗脑，收到了前所未有的特佳效果。

对出国的群体来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以前出过国的群体，特别容易感受到祖国外观上的差距和西方国家大大缩小，从而很容易产生“中国强大了”的自豪感，进而认同后毛时代的中共，尽管后毛时代的中共比起毛时代的中共并没有本质改变；

而国内经历过毛共时代贫穷和恐怖的群体，因为社会物质生活比毛时代的大为改善，很容易产生“中共变好了”的看法，并且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因此而淡忘中共当年加诸于自己身上的迫害或种种不幸；

年轻的群体，尤其是对包括“六四”在内的中共罪行基本上茫然无知的“八零后”群体，更是因为经济的大发展，而对中共的统治持相当正面的的看法。因为他们没吃过什么苦头，就容易想当然地认为中共没做过什么坏事，而在他们的人文素养中，只有最为丧权辱国的晚清时期稍为清晰一点，那现在的物质文明与满清末年比较，当然就更加容易欢欣鼓舞，面对中共治下再鄙劣的现实，也能够喊出“中国加油”等莫名其妙的口号。

因为经济发展的这种特殊的迷惑性，与一些精英人士的预测相反，经过一九九二年以来十多年的而经济大发展：中国距宪政民主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因为，随着共产国家经济的发展，比起八十年代，中国人不是更渴望自由，而是更漠视自由了；中国人不是更觉悟了，而是更难启蒙了。

如果不能揭穿中共编造的GDP神话，要启蒙中国民众十分困难；而要揭穿中共编造的GDP神话，最有力的揭穿莫过于经济危机；于是，在当今的局势下，中国的救赎之路就存在着这样的悲剧性：除非中共国的经济泡沫破灭，否则民众将难以觉醒，中共继续苟延残喘；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固然能够造成中共垮台，但民众受到的伤害却很大。

这样的悲剧性，如低沉呜咽的咏叹调，泣诉着一个主题：中国错失一九八九年的民主变革机遇是多么多么的可惜。

曾节明 成稿于民国九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