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熙锡（Song Hee-suk）是朝鲜的模范市民。“我只为金正日元帅和祖国活着”，她不久前说。“我从无他念。”她对政权的热爱让她看上去像是宣传影片的女主角，她也确实有点像。她面相饱满，让人看不出营养不良；嘴巴微弓，使人读不出内心忧郁。
宋夫人有4个孩子，在咸镜北道省的一家朝鲜服装厂的托儿所中工作，每周工作6天，每次轮班10小时。北朝鲜大约20%的男子在武装部队服役，女人负责维持工厂运作。宋夫人经常背着一个小孩，身边还带着一两个孩子上工。孩子们白天在托儿所度过。下班后，宋夫人还必须到工厂礼堂参加数小时的政治学习。周五晚，她要做很长时间的自我批评。这个环节中，单位的工人轮流站起来，向同事坦白自己做过的错事。宋夫人经常说，她害怕工作的不够努力。宋夫人是她所在的居委会的主任，在工厂工作以外，她还要负责安排公共事务，以及汇报违反官方政策的非法活动。
我在2004年第一次遇见宋夫人（她在这里改名换姓）。那时她59岁，已经定居南韩首尔2年。她的大女儿玉熙（Oak-hee）把她带出了朝鲜，玉熙女士多年来一直公开表示对朝鲜政权的厌恶，2002年3月，她设法叛逃到南韩。宋夫人告诉我，她离开朝鲜只是为了她女儿，直至她离开那天，她还是个真正的信徒。甚至她的三个家庭成员——她的丈夫、婆婆和25岁的儿子一一饿死后，宋夫人还是坚信朝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当时只是想，是我的错，我不能为他们做出贡献，”她说。“我从来没想过这是政府的错。”直到后来她才认识到，“最先死去的就是那些顺从听话，善良老实的人。”
宋夫人过去每月去两次公寓附近的食品分发中心。她提着两个塑料购物袋，排队站在不起眼的商店前台外面，等待早上10点金属大门摇开。每个人都安排了固定的日期——宋夫人是每月第三天和第十八天——但通常要徒劳等上几个小时门才会开。门里面是一所没有供热的小屋，屋里是白色的混凝土墙，一位神情不快的妇女坐在一张布满账本的桌子后面。宋夫人会递上她的粮票，一小叠钞票和服装厂开给她的证明她完成了工作任务的小票。营业员会计算她的粮食定量——她和她丈夫每天七百克，她丈夫长博(Chang-bo)，是咸镜北道省广播站的记者；她婆婆每天三百克（退休人员得到的更少）；住家的学龄儿童每人每天四百克。如果家里有人离开，宋夫人要告诉营业员，相应的粮票会被扣除。然后营业员把三份收据盖章，其中一份交给宋夫人。仓库后面储藏的桶，装满了大米，玉米，大麦和面粉，另一个营业员称足了口粮，然后放入宋夫人的塑料袋中。
制作朝鲜泡菜的洋白菜在秋季出产。泡菜用辣椒腌制白菜而成，是朝鲜人的民族食品，可以吃整个冬季。宋夫人说每家中每个大人得到70公斤白菜，小孩每人50公斤，对于他们家来说总共可以得到410公斤。她要用一周的时间准备泡菜。白菜用盐腌制，加入红辣椒，有时也加入豆酱或者小虾，然后储藏在高高的泥罐里。长博协助她把泥罐放入公寓楼边上仓库的地下室里，那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储藏柜子。传统的做法是把泡菜埋在花园里，这样它们既能冷藏又不会结冻。但是在仓库地下室，宋夫人和她的丈夫只是简单地把一些泥土裹着泥罐，然后放入储物柜，然后锁上。偷泡菜的人在清津很常见。
宋夫人有三个女儿，她经常吹嘘她做的泡菜是周围邻居中最好的。她喜欢烹饪，而丈夫喜欢美品食，他们两个幻想自己就是美食家。她的水平自然是有限的——朝鲜人没尝过外国菜——但是朝鲜厨师颇有创意。新鲜季节性的东西，用大米、玉米和大麦混合，用红豆酱或辣椒粉拌上。招牌菜是冷面，这道菜的制法是把荞麦面放入肉汤中，然后不同地区的人还会加点水煮蛋、黄瓜或者梨。如果太忙，宋夫人就从商店里买面条，如果不忙她就自己做面条。节日期间，利用从公共分发系统买来的有限的原料，她会做炸菜(twigim)，这是一种轻脆的油炸蔬菜。她丈夫生日的时候，她用大米做香甜的糯米糕（deok）。她也做玉米酒。
多年后回顾那些日子时，宋夫人不能精确的记起她的票薄是什么时候消失的——1989，1990还是1991。她开始更早地去排队，凌晨1点就去了。当营业员把购物袋交给她的时候，她不需要往里面看看就心生失望，因为东西比过去轻了。首先消失的是大米。油以前一直是零星供应，但是自那以后就永远不会出现在袋子中。国家供应的大白菜也不再有了，因为没有燃油开动卡车。宋夫人不得不步行到附近的农村，挑选白菜，然后用手推车推回家。她没有怨言。“如果我大惊小怪，他们早就来把我抓走了，”她后来跟我说。
粮食补贴曾被认为是朝鲜制度的最高成就。仿佛是回应赫伯特·胡佛1928年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口号“家家有鸡吃”（共和党的梦魇），朝鲜的创始人金日成承诺，要让朝鲜人吃上大米，他1950年代创造了一个口号“大米就是社会主义”。稻米，特别是白米，一直来都是朝鲜人喜爱的食物，但是朝鲜气候太冷、山地太多，不能出产足够的大米供养人民，因此大米在朝鲜是奢侈品。然而，1945年，朝鲜半岛分裂后共产主义朝鲜引入公共分发系统，确实供应了谷类食品，其数量多少根据官阶和工分详细规定。在国家假日，比如金家生日时候，可能还供应猪肉或者鱼干。
1980年代金日成逐步把权力转交给儿子金正日，两人都采用“临场指导”处理国家问题。父子二人是从地理到农业各方面的全能专家。某天，金正日决定，将土豆取代大米作为国家的主食（“我们应该开始将土豆革命视为意识形态革命，”官方《劳动新闻》报道）；隔日，他会决定国家应建鸵鸟农场。
朝鲜的自给自足名不副实，有赖于邻国的慷慨援助。共产主义国家集团把物品以优惠价卖给朝鲜。朝鲜获得廉价的燃油、大米、肥料、药品、工业设备、卡车和轿车。医疗设备来自捷克斯洛巴克；地铁车厢来自东德。金日成娴熟地挑拨中苏关系，利用两国对立获取尽可能多的援助。就像古代帝王一样，他从邻国获得进贡：斯大林给他送来装甲豪华轿车，毛泽东送来铁路车厢。
到了1990年代初期，朝鲜无法给俄罗斯支付高达约100亿美元的债务。后者对此失去了耐性，遂决定，朝鲜必须以世界通行价格而不再是以“友情”价格购买苏联出口物资。最后，供应朝鲜四分之三进口燃油和三分之二进口食品的中国人，也要求朝鲜预先支付现金，虽然中国人一向认为两国“唇亡齿寒”。
很快，朝鲜陷入生产力下降的恶性循环。没有廉价燃油和原材料，朝鲜无法让工厂保持正常运转，这意味着没有货物可供出口。没有出口，就没有硬通货，然后燃油进口会更少，电力供应也会下降。由于需要电泵抽水，煤矿也无法运作。煤炭短缺更加恶化了电力短缺的状况。
朝鲜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在集体农庄里种植所有副食品的地区。国家征收所有的农业产出，然后把一部分返还给农民。但是，对于朝鲜这样土壤贫瘠的地区，要供养多达2400万的人口实属不易。为了提高效率而采用的农业技术需要电动灌溉系统，和工厂生产的化肥和杀虫剂，而这些系统和工厂现在都因为缺乏燃料和原料而关闭了。朝鲜的食物开始消耗完，人们因挨饿而无力工作。
1990年代早期，随着农业收成缩小，饥饿的农民开始秘藏一些谷物。还流传过这类故事：农村秘藏谷物压垮屋檐导致屋顶倒塌，农民们也不愿理会集体农地，而重视属于自己的“厨房花园”，那是一些屋子旁边或者在山坡上开荒出的小块田地。驱车通过朝鲜农村，你可以清晰地看到私有花园和紧邻的集体农地的差别，前者种满了蔬菜——朝天竖起的豆杆和南瓜爬藤，而后者则是由所谓的“志愿者”种植的歪斜无序的发育不良的玉米。
忍饥挨饿成为一个人爱国义务的一部分。在首都平壤的宣传牌，贴出标语，“让我们每天吃两顿饭。”朝鲜政府给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国家宣称，政府正在储存粮食以便在神圣的统一日供应给饥饿的韩国群众；或者宣称朝鲜遭受美国封锁。朝鲜电视播放了一部纪录片，一个男人因为吃太多大米，胃爆掉了。农业干部引述报纸报道，宣称无论如何，食物短缺都是暂时的，下一季大米会有丰收。
1990年早期，外国新闻开始报道朝鲜的粮食短缺，1992年国家通讯社发布了愤怒的答复：我国人民衣食无忧，幸福安康。国家以几乎是白送的价格供应粮食，人民都无需知道粮食成本。这就是朝鲜的现实。
据说在共产主义国家成长的人们无法自己谋生，因为他们期待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对于朝鲜许多饥民来说这不是真的。当公共分发系统停止供应粮食，人们为了生存想尽了一切办法。他们用桶和细绳设置陷阱来捕捉野外的小动物，在阳台上放置网兜抓麻雀。他们自己摸索植物的营养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