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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麟阁:“灾难中最先饿死的 都是那些顺从的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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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熙锡(Song Hee-suk)是朝鲜的模范市民。“我只为金正日元帅和祖国活着”,她不久前说。“我从无他念。”她对政权的热爱让她看上去像是宣传影片的女主角,她也确实有点像。她面相饱满,让人看不出营养不良;嘴巴微弓,使人读不出内心忧郁。

宋夫人有4个孩子,在咸镜北道省的一家朝鲜服装厂的托儿所中工作,每周工作6天,每次轮班10小时。北朝鲜大约20%的男子在武装部队服役,女人负责维持工厂运作。宋夫人经常背着一个小孩,身边还带着一两个孩子上工。孩子们白天在托儿所度过。下班后,宋夫人还必须到工厂礼堂参加数小时的政治学习。周五晚,她要做很长时间的自我批评。这个环节中,单位的工人轮流站起来,向同事坦白自己做过的错事。宋夫人经常说,她害怕工作的不够努力。宋夫人是她所在的居委会的主任,在工厂工作以外,她还要负责安排公共事务,以及汇报违反官方政策的非法活动。

我在2004年第一次遇见宋夫人(她在这里改名换姓)。那时她59岁,已经定居南韩首尔2年。她的大女儿玉熙(Oak-hee)把她带出了朝鲜,玉熙女士多年来一直公开表示对朝鲜政权的厌恶,2002年3月,她设法叛逃到南韩。宋夫人告诉我,她离开朝鲜只是为了她女儿,直至她离开那天,她还是个真正的信徒。甚至她的三个家庭成员——她的丈夫、婆婆和25岁的儿子一一饿死后,宋夫人还是坚信朝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当时只是想,是我的错,我不能为他们做出贡献,”她说。“我从来没想过这是政府的错。”直到后来她才认识到,“最先死去的就是那些顺从听话,善良老实的人。”

宋夫人过去每月去两次公寓附近的食品分发中心。她提着两个塑料购物袋,排队站在不起眼的商店前台外面,等待早上10点金属大门摇开。每个人都安排了固定的日期——宋夫人是每月第三天和第十八天——但通常要徒劳等上几个小时门才会开。门里面是一所没有供热的小屋,屋里是白色的混凝土墙,一位神情不快的妇女坐在一张布满账本的桌子后面。宋夫人会递上她的粮票,一小叠钞票和服装厂开给她的证明她完成了工作任务的小票。营业员会计算她的粮食定量——她和她丈夫每天七百克,她丈夫长博(Chang-bo),是咸镜北道省广播站的记者;她婆婆每天三百克(退休人员得到的更少);住家的学龄儿童每人每天四百克。如果家里有人离开,宋夫人要告诉营业员,相应的粮票会被扣除。然后营业员把三份收据盖章,其中一份交给宋夫人。仓库后面储藏的桶,装满了大米,玉米,大麦和面粉,另一个营业员称足了口粮,然后放入宋夫人的塑料袋中。

制作朝鲜泡菜的洋白菜在秋季出产。泡菜用辣椒腌制白菜而成,是朝鲜人的民族食品,可以吃整个冬季。宋夫人说每家中每个大人得到70公斤白菜,小孩每人50公斤,对于他们家来说总共可以得到410公斤。她要用一周的时间准备泡菜。白菜用盐腌制,加入红辣椒,有时也加入豆酱或者小虾,然后储藏在高高的泥罐里。长博协助她把泥罐放入公寓楼边上仓库的地下室里,那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储藏柜子。传统的做法是把泡菜埋在花园里,这样它们既能冷藏又不会结冻。但是在仓库地下室,宋夫人和她的丈夫只是简单地把一些泥土裹着泥罐,然后放入储物柜,然后锁上。偷泡菜的人在清津很常见。

宋夫人有三个女儿,她经常吹嘘她做的泡菜是周围邻居中最好的。她喜欢烹饪,而丈夫喜欢美品食,他们两个幻想自己就是美食家。她的水平自然是有限的——朝鲜人没尝过外国菜——但是朝鲜厨师颇有创意。新鲜季节性的东西,用大米、玉米和大麦混合,用红豆酱或辣椒粉拌上。招牌菜是冷面,这道菜的制法是把荞麦面放入肉汤中,然后不同地区的人还会加点水煮蛋黄瓜或者梨。如果太忙,宋夫人就从商店里买面条,如果不忙她就自己做面条。节日期间,利用从公共分发系统买来的有限的原料,她会做炸菜(twigim),这是一种轻脆的油炸蔬菜。她丈夫生日的时候,她用大米做香甜的糯米糕(deok)。她也做玉米酒。

多年后回顾那些日子时,宋夫人不能精确的记起她的票薄是什么时候消失的——1989,1990还是1991。她开始更早地去排队,凌晨1点就去了。当营业员把购物袋交给她的时候,她不需要往里面看看就心生失望,因为东西比过去轻了。首先消失的是大米。油以前一直是零星供应,但是自那以后就永远不会出现在袋子中。国家供应的大白菜也不再有了,因为没有燃油开动卡车。宋夫人不得不步行到附近的农村,挑选白菜,然后用手推车推回家。她没有怨言。“如果我大惊小怪,他们早就来把我抓走了,”她后来跟我说。

粮食补贴曾被认为是朝鲜制度的最高成就。仿佛是回应赫伯特·胡佛1928年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口号“家家有鸡吃”(共和党的梦魇),朝鲜的创始人金日成承诺,要让朝鲜人吃上大米,他1950年代创造了一个口号“大米就是社会主义”。稻米,特别是白米,一直来都是朝鲜人喜爱的食物,但是朝鲜气候太冷、山地太多,不能出产足够的大米供养人民,因此大米在朝鲜是奢侈品。然而,1945年,朝鲜半岛分裂后共产主义朝鲜引入公共分发系统,确实供应了谷类食品,其数量多少根据官阶和工分详细规定。在国家假日,比如金家生日时候,可能还供应猪肉或者鱼干。

1980年代金日成逐步把权力转交给儿子金正日,两人都采用“临场指导”处理国家问题。父子二人是从地理到农业各方面的全能专家。某天,金正日决定,将土豆取代大米作为国家的主食(“我们应该开始将土豆革命视为意识形态革命,”官方《劳动新闻》报道);隔日,他会决定国家应建鸵鸟农场。

朝鲜的自给自足名不副实,有赖于邻国的慷慨援助。共产主义国家集团把物品以优惠价卖给朝鲜。朝鲜获得廉价的燃油、大米、肥料、药品、工业设备、卡车和轿车。医疗设备来自捷克斯洛巴克;地铁车厢来自东德。金日成娴熟地挑拨中苏关系,利用两国对立获取尽可能多的援助。就像古代帝王一样,他从邻国获得进贡:斯大林给他送来装甲豪华轿车,毛泽东送来铁路车厢。

到了1990年代初期,朝鲜无法给俄罗斯支付高达约100亿美元的债务。后者对此失去了耐性,遂决定,朝鲜必须以世界通行价格而不再是以“友情”价格购买苏联出口物资。最后,供应朝鲜四分之三进口燃油和三分之二进口食品的中国人,也要求朝鲜预先支付现金,虽然中国人一向认为两国“唇亡齿寒”。

很快,朝鲜陷入生产力下降的恶性循环。没有廉价燃油和原材料,朝鲜无法让工厂保持正常运转,这意味着没有货物可供出口。没有出口,就没有硬通货,然后燃油进口会更少,电力供应也会下降。由于需要电泵抽水,煤矿也无法运作。煤炭短缺更加恶化了电力短缺的状况。

朝鲜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在集体农庄里种植所有副食品的地区。国家征收所有的农业产出,然后把一部分返还给农民。但是,对于朝鲜这样土壤贫瘠的地区,要供养多达2400万的人口实属不易。为了提高效率而采用的农业技术需要电动灌溉系统,和工厂生产的化肥和杀虫剂,而这些系统和工厂现在都因为缺乏燃料和原料而关闭了。朝鲜的食物开始消耗完,人们因挨饿而无力工作。

1990年代早期,随着农业收成缩小,饥饿的农民开始秘藏一些谷物。还流传过这类故事:农村秘藏谷物压垮屋檐导致屋顶倒塌,农民们也不愿理会集体农地,而重视属于自己的“厨房花园”,那是一些屋子旁边或者在山坡上开荒出的小块田地。驱车通过朝鲜农村,你可以清晰地看到私有花园和紧邻的集体农地的差别,前者种满了蔬菜——朝天竖起的豆杆和南瓜爬藤,而后者则是由所谓的“志愿者”种植的歪斜无序的发育不良的玉米。

忍饥挨饿成为一个人爱国义务的一部分。在首都平壤的宣传牌,贴出标语,“让我们每天吃两顿饭。”朝鲜政府给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国家宣称,政府正在储存粮食以便在神圣的统一日供应给饥饿的韩国群众;或者宣称朝鲜遭受美国封锁。朝鲜电视播放了一部纪录片,一个男人因为吃太多大米,胃爆掉了。农业干部引述报纸报道,宣称无论如何,食物短缺都是暂时的,下一季大米会有丰收。

1990年早期,外国新闻开始报道朝鲜的粮食短缺,1992年国家通讯社发布了愤怒的答复:我国人民衣食无忧,幸福安康。国家以几乎是白送的价格供应粮食,人民都无需知道粮食成本。这就是朝鲜的现实。

据说在共产主义国家成长的人们无法自己谋生,因为他们期待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对于朝鲜许多饥民来说这不是真的。当公共分发系统停止供应粮食,人们为了生存想尽了一切办法。他们用桶和细绳设置陷阱来捕捉野外的小动物,在阳台上放置网兜抓麻雀。他们自己摸索植物的营养特性。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仝麟阁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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