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了解商鞅这个人物以后，感觉非常震撼。
我没有想到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一种政治主张，有这样的一种政治能力，并且政治主张、政治能力在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非常广泛的，长时间在使用，这是对中国来说是很悲剧性的事情。
对商鞅的记载有这样一句话：“少好刑名之学”，这是他的兴趣爱好，当时秦国地处偏僻，被诸侯看不起，不带他玩，他有点自卑，很倔强，长期受到歧视，是受害者的心理。
此时，秦孝公下了一个诏：“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彊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我去年做了关于儒家、道家、法家政治伦理的演讲，儒家主张人民幸福，道家强调人民自由，而法家追求的是国家强大，所以我一直觉得法家就是一个战国的思想，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法家是时代需求下出现的思想。另外，如果战国时代过去了，平常如果使用法家思想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比如战时的政策，放在平时很可怕，所以法家是战国的思想，主题是强行让国家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人民的幸福和个人的自由在法家看来完全可以忽视，甚至抛弃的，甚至认为人民的幸福和个人的自由有损于国家的强大。
02
商鞅的邪恶思想
商鞅看到了秦孝公的求贤诏后就去了秦国，跟秦孝公有几次见面。
一见卫鞅——鞅说：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
二见卫鞅——鞅说：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
三见卫鞅——鞅说：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我认为并不是商鞅本身是想搞帝道，想搞王道，在秦孝公处被冷遇之后才改变了霸道，其实商鞅是在试探秦孝公，如果秦搞帝道、王道，商鞅就走了。而秦孝公也在试探商鞅，所以对初次和商鞅的见面很不满意。秦孝公和商鞅两个人互相试探以后发现对方是自已要找的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开始搞变法。
在战国时候搞变法最大的阻力是贵族，虽然秦国从贵族的角度来说是最弱小的国家，但也没有例外，所以秦孝公和商鞅针对改革变法在宫廷里面和另外一方的人搞了一次大讨论。有一场辩论中商鞅讲了一段话，这一段话记载在史记里面非常振振有辞：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司马迁
商鞅的意思是说，凡是排挤我的人都是比我低，反对的人都是愚者，而我看到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所以我是智者，考虑国家大事根本不需要和人民商量，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没有智慧、没有担当。
他把自己看成是治大功的人，面对世俗反抗和众人的非议在所不辞，强国才是他真正的目标，利民只是作为最后的目标，为了所谓的利民不惜损害人民，以所谓的长久的利益、长远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当借口，来损害当下和眼前的人民利益，这是专制独裁者一贯的做法，商鞅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看看他的这段话，商鞅这个人非常善于演讲，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喜欢讲格言，我们把他的一段话概括一下有很多是格言的。
第一，做事不能犹豫不决，做人不能优柔寡断，这是他的主张和理念。
第二，智慧和道德高出常人的人，命中注定要被人非议和诬蔑，不必在意。
第三，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人多不是力量，真理才是力量，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才有力量。
第四，大多数人才质平平，德行一般，智不能料事，德不能担事，力不能任事，眼光不能看得远，胸襟不能容得多，这些人不是依靠的力量，恰恰是需要抵制的阻力，凡是反对我们的都是庸者，反对我们的意见都是没有价值。
“民强则国弱”，《商君书》将百姓视为国家的奴隶、敌人
第五，做小事可以和众人商量，做大事只能自己决断。独裁是专制的前提，必须先保证独裁的权利才能维持专制，独裁必须建立一个理论，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值得一提。
第六，法也好、礼也好，其本质不在于一些条文和制度，而在于这些条文和制度背后的价值，价值永恒，条文和制度随时可以变。
如果仅仅看商鞅这段话非常好，都是有道理，都是人生格言，但是有一点大家忘记了，商鞅所说东西的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找到历史事实来印证他的观点，哪怕是小事也会有。商鞅总结的六层道理中，有一个东西贯穿始终，对普通民众智力、德行的藐视、对他们意见的藐视、对他们权利的漠视、对他们力量的轻视。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光有事实是不够的，应该更具备价值，这一点商鞅不具备，在秦孝公大变法的讨论里面，我们已经看出未来悲剧萌芽开始，也看到秦国最终失败的萌芽。
孔孟等人为何在先秦诸子中脱颖而出，超越了商鞅这些事功突出的人，获得了后世更多的推崇和关注就是因为他们还有价值上的坚持，他们也默许甚至认可维持现有的等级秩序，但他们同时认可人在终极意义上是平等的，他们从来不会漠视普通人对幸福的追求，不会轻视普通民众的力量。
儒家主张“王道”，道家推崇“天道”
很多年前，北京曾经有一位大学的教授，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上曾经有过一个提案：以后进北京的人不能门槛一样高，要根据他的能力决定有些人可以进北京，有些人不可以进北京，这就是以能力决定一个人是否拥有平等公民的权利，这种思想在社会上有很多人认同，并且体现在很多政策上，尤其在北京的很多政策上。
我对于《商君书》的内容作简单的说明，更侧重点在于成败两个字，由于很多人认为商鞅是成功的，很多人认为商鞅倡导的体制是成功的，很多人认为商鞅的政治理念是成功的，我想就这一点做一些反思。
03
商鞅之法的深远灾难
我们看看商鞅做的一件事，他的变法法令制定好了以后，准备推行的时候，他担心人民不认可，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立木为信”。这件事受到了很多人赞扬，包括中小学教材，宋朝的时候王安石对这一点很佩服，他说我们不要看不起商鞅，商鞅让老百姓相信他很了不起。商鞅在这个事情上没有体现出对老百姓普通民众的藐视、漠视、轻视，他这样做并不是树立政府的信念，相反他有另外的目的。
商鞅担心自己的法令颁布后推广不下去，担心老百姓意志不够坚定，朝令夕改怎么办于是他做了“立木为信”的事情。“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10金。”老百姓看到这个消息后很疑惑，把一个三丈长的木头搬到北门是很轻松的事情，为什么要给这么多奖金这是一个骗局，一定有猫腻，所以人民不敢、疑惑，一定会有这样的效果。比如说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有乘客告诉我说，你把我从复旦大学拉到财大，给你5000元。那么出租车司机敢不敢拉这个人司机肯定会疑惑，这个人是什么意思
商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果然效果出来了，“民怪之，莫敢徙。”这么轻松给我10金，一个起步价就要给我5000元太奇怪了。
于是商鞅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于是有人站出来搬走了木头，拿走了巨额奖金。我猜测此人很可能是商鞅安排的“托儿”，商鞅一定有后手，万一没有人搬怎么办好办，找一个人作为托儿就是了，这个人搬过去，给他50金，你觉得这是商鞅在民众面前树立政府的信誉吗不是的。是什么商鞅在向老百姓说，以后只要是政府颁布的政令，不管怎么样违背常理你们都不可以怀疑，不可以议论，你听话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