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是文革后新提拔起来的，阶级斗争观念强，左调唱得高。铁匠没要到，来了个书生老儿。他的一帮“苦大深仇”的哥儿们是很不满意的。在他的指使下，“打头人”即生产小组的组长，是他表弟，就处处整我，在农场称为“穿小鞋”。除做技术活，比如扶犂拉垅、点种、扬叉，还做消耗体力最大的上、下粪等等重活，要我顶强劳力干。他还经常出口乱骂，动手就打。我从小任何事都不甘人后，半年后一切农活我都干得麻利，他还不肯放过我。我宁可少休息，也要搞好质量，落在后面常被他当众大骂。有一天铲地时我那条垅草少，我加快速度赶到他前面。他大怒，一甩锄头，冲到我面前，挥着拳头劈头打来。我实在忍无可忍，略施了一点父亲教给我的“柔道”，摔了他一个跟斗。后来大家把他拉开了。晚上队长扣了我全天工分，还报告大队说：“四类分子无法无天，居然敢出手打组长。”这位组长凭着是队长的亲戚，平常吆五喝六，捧上欺下，不是骂这人，就是扣那人的工分，连贫下中农都对他不满。

偏巧第三天下午铲地，他一个人冲在最前面，我落后五六十米，跟我一起的还有两个中学毕业生。3点左右，天气闷热，北面隐隐有雷声，我们附近都没有下雨，突然一声巨响，一道闪光，从云端打到前面地上，离组长只偏了几十厘米。声响过后，前面倒了十多个人。两个学生吓呆了，我说：“快，先救稍远的。”我们跑过去，晕倒的赶快掐人中穴，进行人工呼吸。距中心近一些的全被击昏，我用刮锄头的小铲刀的尖刺他们脚底上的涌泉穴，都被救醒了，最后我跑去看组长，两只脚被电击，血肉烧干见白骨，眼睛大睁，瞳孔已散大，有人问：“还有救吗？”我说了一声：“活该！天报应！”刚好被赶来的队长听见。

“晚上，我跟你算帐。”叫人把尸体抬走了。

“唉！快找雷楔啊！”我被“雷楔”这新鲜事吸引了，跟着他们一齐在雷击区的地上慢慢挖，把松土刨开，看见有一处土呈紫色，顺着挖下去，像树根一样，逐渐分成许多岔枝，展开变细，在地下接近两米处消失了。黑土烧成紫色的瓷。大家小心翼翼地抬雷楔回去，倒竖在队部，真像一只紫色的美丽的大珊瑚。

晚上，队部挤满了人，大队、公社的干部都来看“雷楔”，还有就是来“帮助”我。首先队长把我臭骂一顿：

“四类分子，老反革命黄湛，前天胆敢破坏生产，不服管教，今天又约同别人见死不救。黄湛对共产党和贫下中农怀有刻骨仇恨。”

我也据理驳斥，指着雷楔说：“电击情况，它是最好的证明，几十万伏高压电，击中人身，看看他那两条腿，还能抢救吗？土都烧成了瓷，扩散如树根样，说明离得越远的，受电击越轻，是可以救的，时间就是生命。事实证明，除组长当场被雷打死，其余人都救活了，我的措施是对的，不存在仇视共产党和贫下中农的情况。”

“行了！行了！不许你说，四类分子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管教，还要强辩，是极坏的，罚你当众检讨两天。”

第二天早上，我被民兵押到十字街口，先写好一张提纲，命我记熟，还必须加深“认识”。先敲锣，待围观的群众多起来时，念道：“我叫黄湛，是判处15年徒刑的老反革命，我仇恨共产党。”小孩子用土块打，围观的人，有的吐口水，有的大骂我反动透顶。有的说：“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开初我很气愤，在天灾面前奋力救人，不表扬不记功，反而有罪，受此羞辱，公理何在？后来想通了：大家都在做戏，不过角色不同而已，于是处之泰然。到了下午，我骂出经验来了。你们不是要我加深认识吗？我就先指名骂自己一通后，就指冬瓜骂葫芦，指桑骂槐，凡是老百姓讨厌的事，我通通骂在自己头上，慷慨激昂，越骂越高兴。一个老头子听了一会偷偷地问我：“你在骂谁呀？”

“当然是骂我自己呀！”

他微微一笑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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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农村后，干着重体力劳动，好不容易熬到了1972年。严冬过去，4、5月间，冰雪消融，批斗四类分子的热潮似乎降温了，老百姓也习以为常，或许厌倦了。我把妻子、儿女省吃俭用寄来的包裹、云南的好香烟，孝敬了队长、公社公安员，于是乎批准我返乡探亲。我4月间回到昆明时，已春末夏初。

妻子55岁了，每天要转两次公共汽车，再走二里地去“向阳服装厂”上班。她廿多年一直做缝纫工，先是自己开个小店，1956年合作化高潮，并为缝纫社，后改为服装厂。她住在翠湖与园通山之间大兴街边一间16平方米小平房里，孩子们都长大成家，各住各的单位宿舍。

除了大女儿读到高中毕业，因政治审查不合格（直系亲属有关、管、杀的），没被大学录取外，其它两儿两女，只是受过小学和初中教育，很小就当童工，在艰难中长大。那时我已是七个孙儿女和外孙儿女的祖父了。

我回家的旅费是把两、三年年终分红的钱和劳动工分分得的余粮售出后，才凑足的。除万里迢迢带十几斤豆油外，我还能捎什么东西回家呢？老妻每月工资43元，孩子们也都是每月工资37.8元或45.6元，还要养儿育女。他们只有在休假日，能带上孙儿女们回家吃上顿简单的团圆饭。

我回家的次日就去派出所，凭公社准假证明报了临时户口。两月的假期未到，派出所的警察就登门催促我“快走！”
大兴街是省府要人、汽车出进的重要街道，哪能容得劳释分子久待。万分无奈，又由儿女们凑了钱，踏上了北去的旅途。临行前老妻赶缝了一套新棉袄裤，并千句珍重，万句珍重！连知识分子都打成了“臭老九”，我这个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反革命”就更不能指望有什么好待遇了。有家不能回，即便回了也不能久待。人生之苦何日方尽。

56岁的我已是两眼昏花，只有戴着深度老花眼镜，才能勉强看书，自理生活。这是廿多年（从54年至68年）的超负荷造劳作造成的。在北大荒初建农场群时，野外勘测，在昏暗的油灯下，用极细的笔，一划划一笔笔地填图、绘制。只要出一点差错，掉脑袋的下场就等着我。长期的压抑和营养不良，加上这两年过重体力劳动，令我未老先衰，身体极度孱弱。

过北京时特意去拜访一下几位世交，想请教一下，能否写信，要求转回昆明。他们默然良久，似有许多话不能开口。原想在北医附一医院认真检查一下眼睛，与一世交之女约好，次日她失约，显然不愿安排我就医。我感悟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使他们害怕了。谁都怕沾着我这样的“反革命”。受牵连被迫害的残酷，是十年后我才知道的。1972年的中国真是走到了黑暗的谷底，悲惨的日子何日才能了结？

匆匆回到北大荒我那间低矮的小茅屋里，等着我的是白内障恶化和双目失明的痛境。

我们公社五、六两个大队，有14个人患白内障，两个已瞎多年。四分之三的是四类分子或其家属，可见精神上受压抑关系极大。患病初期只觉眼前模糊，渐往中心发展，到眼神散阶段，看任何物体都会看到两、三个重影，接着出现幻觉，常常使人毛骨悚然。夜深人静时不论闭眼或睁眼，总看见一个或几个无头的人影，站在身旁，一转眼间又会变成没有下肢，头脸模糊的人影。还有的作出各种索取，打杀的姿式，可怕至极。我曾多次自问，生平光明磊落，从未做过亏心事，难道真是前世冤孽找上门来？莫非我阳寿将尽？日不思饮食，夜不能成眠，遂日渐消瘦。每凡举步，即觉天旋地转，常常高一脚低一脚，平地摔跤。方向不清，东跌西撞，我杵着棍子，摸到铁路边，真想躺在铁轨上一死了之，又不甘心自杀，在悲愤之极中写下了埋骨赋（见本篇前言）。

有一天，有人找我问了一个工程上的问题，我一时记不起来，必须查阅书籍。在眼镜、放大镜和两支手电的帮助下，读了一页半书。来人走后，当夜我发现几个大字缺头缺角地站立在身旁。一转眼又变成一行字，好像被截去了一段。过几天远处来了一个朋友，一直耽到天黑坐火车走了。 晚上我看到黑处有一个灰白色的人站着，嘴以上没有了，细看服装，就是那人。我揉揉眼再看，变了，这次是膝盖以下没有了。恍恍惚惚总是一灰白色的人影。次日我翻看了相片簿，晚上只看见的是相片上的模糊影子，一排排缺头少尾。我相信不是什么鬼怪，是视神经细胞病变所致，加紧四处寻医问药。

偶然听人说东方红林业局医院可治眼病，我写信并把各大医院的诊断寄去。结果来了，说可以治，费用也不多。我就不顾天旋地转，举步艰难，杵着棍子，爬上火车，又经哈尔滨、牡丹江，赶至乌苏里江边的虎林县，找到该医院。徐医生用晶状体切碎吸出法给我治疗，我一天后就可起来，三个月后全好！配上合适的眼镜，近处视力可以到0.8。

我屋子斜对过的张老太太，常见几个无头的鬼来向她索命，她害怕得要死，把儿子、媳妇、女儿都叫到跟前，那几个“鬼”仍然不离去。她成天烧香拜佛，口里不停地求饶，弄得家人害怕，四邻不安。谣言传开说，她过去是地主婆，逼死两个长工，他们来找她算帐。又说她丈夫有血债没有交代，大队都找张老头去谈话。那时我刚医好回来，戴上眼镜，照样干活。我主张他们去就医，替她联络并借钱给她。三个月后回来了，一切幻觉消失了，戴上眼镜可以做针线。一天，她丈夫陪同儿女绕到我的小屋里来，一下就跪倒在地，不住地磕头，千恩万谢。社会的下层或偏僻的民间照样有真情在哩！

1974年3月，妻子来信说，“果儿近日将和厂里的主要技术人员出差到东北，齐齐哈尔也将去，他已配好了你需要的不同度数的眼镜，适应近距离和远距离用的。”妻要我到齐齐哈尔找他。接到果儿由齐市发出的电报后，我就爬货车赶去。当时我看不清五步开外的人，戴着眼镜，再举着放大镜，凑近人才瞧得清楚。果儿已30出头，做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从小聪明，可惜初中毕业就不得升学。15岁的孩子在砖瓦厂背过砖头，后再到机械厂当学工。工余之后抓紧自学，实际操作车、钳、铣、铇，理论从设计、绘图皆精。在苦难中长大的孩子，确也不易。我在旅馆门前正拿着放大镜四处找人时，他却从背后抱住了我：“爸爸，我在这里。”

当时我穿着一身黑棉袄裤，满身煤灰，脏里吧叽的。父子终究在东北能见上一面了，这使我寂寞黯淡的生活增加了几许色彩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