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的满足∶安全感与财富等级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财产变为一种为社会或者心理异化方面的个人提供提供心理安全的符号，也就是金钱变为人的身份标识，财富变为自我的一个符号，甚至最重要的。
财产被赋予极大的心理含义，资产阶级出于对财产的种种威胁，讨厌可能扰乱他们的私人关心的任何事情，而且急切渴望去避免与根本"不同"的他者的遭遇，所造成的对身份认同性的不安冲击，因此唯寻求公共安全和安宁。
改革时代对财富的追求，经常诉诸于对文革的死亡恐惧，以及对极权控制的恐惧。并不是财富本身具有自由的价值，而是对文革的死亡恐惧，以及对极权控制的恐惧，虚假地赋予财富具有经济自由的假象。
必须这样指出，财富提供的是必然性需求的满足。不管是为了生存渴望，还是为了不断攫取财富的渴望，这二者都是必然性，是不自由的。必然性需求的满足，只有不把自己当做目的，而是当作参与政治的条件时候，或者当用来与极权主义抗争时，才是与自由相关的。
亚 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关系，论述说，财产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获得财产是家庭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没有某种最低限度的财富， 生活本身不可能，良好的生活（也就是政治生活）也不可能。满足物质需要是为了个体而出于政治共同体自身的目的，自由地参与其生活。
前 政治的政治，是猪的城邦政治。亚里士多德肯定会怀疑社会主义政治学任何把一切政治活动，只是归结为对经济活动的反应。他把前政治的政治排除出去，他说，政 治生活是活动而非生产，一个城邦不只是一种投资，它的目的不是简单要活着，而且还要建立一种有价值的生活，不然的话，一个城邦就可能由奴隶或动物构成，那 是不可能的，因为奴隶或动物不是自由的主体，他们不能参与安乐的生活。
一 个把财富看的很极为重要的政治，并不是自由人的政治，而是奴隶的政治。当然前政治的政治之所以成为可能，之所以可以美约其名民主，那是因为构成人口绝大部 分的奴隶，涌上政治舞台。这种涌上，会带着"奴隶伦理"（用毛泽东的话讲，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小农意识），它与政治自由或者自由政制所要求的贵族式民主，有 冲突或者对立。这种冲突或者对立，尤其在建立于群体道德之上的政体，无法阻挡政体大循环，要实现人民民主对精英寡头替代时，最为激烈。
政体需必须是建立在普遍性法律之上，而不是那一个阶级或者群体的道德之上。这样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那一个阶级或者群体的道德成为主流，都无法绑架政体，那就不会有血腥的阶级斗争或者内乱。
文革时代的政治经济政策，将绝大部分中国人置于政治奴隶的处境，而改革时代正是这一批奴隶的上升，尤其是有知识的奴隶的上升。这种上升又与政治上的放松相一致，与自由民主的幻象冉冉降临相一致，那么"奴隶伦理"，包括有知识的"奴隶意识"，就成了改革意识形态。
私 有财产没有的时候，异常渴望和重要的，当拥有的时候，那就是那么一回事，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就像一个幻想爱情的穷光棍，没老婆的时候，编制了无比美丽的镜 像，当有了，就破灭了。所以我们不能是幻想爱情的穷光棍一样，来考量私有财产或者改革。那是十倍几百倍放大的，甚至是神话巫术。
当谈到私有财产或者改革的时候，不要有过分的要求。一个政治方案所承负的期待和希望，总是有限的。赋予更多的政治负担，则让其发生扭曲。托克维尔说，要求过分的自由，就是追求奴役。
改 革意识形态是刨得光滑的驴粪蛋，外面和口头宣称自己理性，其实就是欲望的洪流。与法西斯主义一样，政治理性主义为非理性开路，把非理性的欲望和激情，当作 信仰，最后成为欲望释放的汪洋大海。如果去打破砂锅问到底，除了其总体性，而其他的，例如中国问题解决方案和措施，都是临时的，可疑的，乱摸胡搞的。
但是这种"奴隶伦理"并没有因为改革展开三十年而减弱。真正可怕的并不是，绝对的贫富差距，而是富得不正当，是贫得没底线、成赤贫了。反之，如果能富得正当，富即大体意味着多赢，而贫是有底线的，能够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同步，尽管绝对的贫富差距必然会越拉越大，却也没什么大不了。
如果处于最底层的公众，一样也活得有起码的尊严，这尊严建立在一定的物质供应保障的基础上。财富精英与底层公众走在大路上，虽然彼此间的富裕程度不同，但脸上都挂着笑意。底层公众是财富精英的过去，是生命的内在部分。自己如何与自己对立？当财富精英对过去贫困，有一种极度和厌恶的时候，才会鄙视底层公众。同样弱者的杀人，是出于恐惧感和自我捍卫的渴望，而不是杀人的嗜好支配。恐惧才是内战和敌我划分的根基。
财富精英也不能是有钱的穷人，不再依赖金钱和财富的积累，来缓解安全感和焦虑。有钱的穷人，往往限于消费主义，欲望的满足并不是自由，陷入财富的无止境积累和消费，是一种必然性，也不是自由。
财 富精英同样是焦虑中人。他们掩盖，就像女人购物，还是消费主义者。当下总是缺少我们寻求的幸福，因此，每一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财富。幸福的理念把人构造 为，指向将来的存在物。他的满足不可能是完美的，因为他的最高目标乃是不断的未来。就是说，人们受他们的希望、期待和预期所驱动。只有将来的欢愉才是唯一 和最弥足珍贵的，他们拥有的唯一真正的幸福来源于不存在的东西。
他 们拥有的财富，不仅本身不是充足的，而且当下的拥有是不安全和无保障的（这种感觉，尤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私有财产合法性困扰，而加强）所拥有的一切，无法让 人的内心安宁下来，即便拥有整个世界，也不能填满沟壑。财富扩张的欲望持续扩张着，已经拥有最多者，想要更多最多，无底洞。
财富精英本来就有追求不朽的渴望。作为改革时代的财富精英，正是通过永无止境的追求财富来满足不朽的渴望。可是永无止境的追求财富，是不能满足精英的内涵 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财富，是自私，而不是责任。也就是财富精英是精英中的欲望暴徒，把精英的美名，放在他们身上，就像把圣女送给淫棍。
财富精英通过财富表现出来的自我卓越，没有适当的普遍性，还是"黑社会"的自我安慰。精英或者英雄，从来不是从财富积累来标识的。财富积累是对别人的掠夺和占用，即使在经济发展和殖民扩张的时代里，这种本质没有变换。精英或者英雄的自我卓越其实是对他人的覆盖，对他人人格的侵占，在那里实现自我，而不是一种自我突出，而造成的断裂，并不是一种要求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责任与保护。
改革时代让"奴隶伦理"进一步成为无穷无尽的无底洞。
空洞的生活方式
现代性的危机，是没有主心骨，还没找到合适的精英阶层可以供民众模仿。资产阶级是现代性的临时代表。资产阶级，在政治精神上，除了提供了一个赝品资本主义精神之外，就是模仿他人和被他人模仿，而处在不安全感和虚无当中。
我 们现在所看到的资产阶级的市民—基督教生活世界是临时的，不稳定的，短暂的。基督教被市民精神排挤，而市民精神试图自足自立。资本主义市民精神，是和经济 —行政思维困在一起，并不是一种身心安顿的心灵政制度（新教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底层民众的，只有政治迫害让资产阶级体悟到底层民众和奴隶般的悲惨命运 时，资产阶级才接近新教）。也可以说，当我们看破了，资本主义精神滋生的经济决定论，是一种低劣的谎言或者政治神话。资本主义市民精神，就根本无法成为让 其他阶层模仿的自然正当生活方式。
自 然正当的生活方式，必须可以收摄人心，把命运和死亡带来的焦虑不安，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赋予现实生活神圣感和意义感，找到归宿，得到安慰。在这个目的 上，历史上其他自然阶层，例如贵族、农民，武士，知识分子，都可以做的比资产阶级好一些。虽然他们也是特殊性的，而不是普遍性的。
可 以做的最好，或者最不差的，是基督教的心灵政制度。这里实际上是对古代王制的模仿。我们可以看到，王制在《圣经》中的原始性和重要性。王制，或者当立法者 离开的"法律为王"的王制，才有一种超越自然的力量。也只有王制，才能如美国宪政那样，为其他可能性或者反对自己的可能性，预留了空间，或者让他们同时在 场。
自由和解放的历史目标，是实现每一个个体的王制。自己为自己立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批评家，自己的辩护者，自己的法官，自己的行政长官，自己的统治者。除了超越的万王之王对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之外，他就是自己世俗上的王。
当人从人与上帝的绝对关系中脱离出来，就出现了资产阶级的专横，不管体现为资本主义精神欲望的无止境扩张，还是在德国浪漫主义审美和田园记忆中虚无化外在现实。
一旦从基督教中脱离出来，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颇为特殊，没有基于自己预设的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始终没有取得正当性。没有生命表达形式的时代是虚无的，不管在经济方面有何表现。
假如没有发现属于自己的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就会在其他时代或者其他民族的真正形式中寻找成百上千的代用品，但是也只是为了把这一代用品作为赝品，立刻抛弃。这一些代用品是搭建现实运动的舞台背景，然后让真实运动消失。
资 产阶级在他上升的阶段，是渴望成为贵族，因此借用贵族的生命表达形式，来作为代用品。当其掌权之后，成为领导阶层之后，确实是扶不起的阿斗，而且立即被涌 上历史政治舞台的底层民众推搡而下。这时候之所以谈资本主义精神，是因为底层民众的需要，也就是说底层民众借用了资产阶级的生命表达形式。
当资产阶级要成为贵族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不足以成为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而只有资产阶级掌权，而大多底层人想成为资产阶级时，好像才能成为大多底层人的首选，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没有取得正当性的，这个问题才极为严重。
从"市民—基督教"到"公民—基督教"生活世界
对资产阶级财富的追求，呈现出来反政治或者非政治的，与哲学自由一样，这样的追求造成要求强权的凯撒。经济自由与哲学自由一样，必然呈现出无政府主义的特征，都是极权主义的前奏。所以自由不能奠基在经济或者哲学之上，而必须在法律之下。
把 人的天赋理解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表达了最深层次的需要。权利表达的，并不是人的神圣性，而是人的脆弱，必死性和人远离一切神性。只有一个贫困 的存在物，一个必死的存在物，一个充满了易遭死亡和痛苦的存在物，一个根本不安全的存在物，才可能是一个权利的持有者，才可能把权利作为他们存在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说的超出城邦的神和野兽，都不需要从权利的角度界定自己。所谓权利是法律的根基，那么这种法律，也必然是贫困和必死者，而不是奴隶主和贵族英雄的法律。只有贫困和必死者才会紧紧依靠法律，而贵族英雄就会试图突破、破坏法律，从而表明自己就是法律
权利证明了人的完全人性。"还地于民"的想法，这里借用了用权利来包裹利益，通过权利的享有，来达到利益之分享。"还地于民"，植根于二十世纪农民革命的最深处渴望，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农民的殖民奴隶身份一样，所以共产党革命所试图解决的问题，大部分还需要重来一次。
二十世纪农民革命与改革开放这两次地下熔岩的喷发，正是贫困和必死性的底层农民最深层次的需要。当第一次喷发，并没有导致一种权利政治，那么这一次一定要导向权利政治。"还地于民"，还是一个奴隶的诉求，一个试图解决政治参与的前政治条件的诉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还地于民"才可以视为可以理解的，正当的。当政治参与的前政治条件，获得进一步的进展时，获得政治自由的可能性获得进一步。
对于贫困者和必死者而言，极权主义和权利政治，都是其最深层的需要。当权利政治抛弃了他们，那么就自然而然倾向于极权主义。我甚至认为权利政治是他们首先的选择，而极权主义是乘虚而入。
当 资产阶级崛起的时候，就在他们充满风险的市场或者朝不保夕的内战中，体悟到必死性。这是与基督教中《圣经》中犹太人苦难命运和宗教社会主义倾向一致的。资 产阶级的精神搏斗，表现为新教，是一次对原始基督教精神的回归。但是市场为他们提供了生存条件，富裕的资产阶级会认为，死亡是偶然的。很快他们就崛起，并 且掌握权力，当不会永恒的处在贫困和必死性，资产阶级就很快背叛遗忘了新教政治神学。
但是这是他们的原初革命精神，也奠基了他们的城邦和公共生活，所以他们的法律体系，是奠基在权利这一块基石之上。也就是说，尽管后面他们发了财，当了大官，但是灵魂深处，他们还是贫困和必死性者。穷人再有钱在大官，都是穷人。原初的精神条件，决定了一个人内在的东西。
市 民—基督教生活世界中，霍布斯把奥古斯丁的无形教会（耶稣说他的国，不在这个世上，很容易背、被底层人期盼成在历史主义的将来），提前预定在一个"民族国 家——普世帝国"中。这是一种提拔，通过耶稣血的救赎，把人整体上提升到天国将来降临的可能性来，剩下的问题，就是去努力实现，已经在此岸的美好国度。这 时候，就在政治——法律中，实现了人的平等。这种那个平等，当然没有在自然或者必须性支配的市民社会中。当财产权作为资格，并且实现政治救赎的自足，就在 政治领域中驱赶了福音。于是市民—基督教生活世界，就破裂了。
那 么所谓的世俗化理性化，并不是所有领域的，而是政治领域的。而且不是全部政治领域的，而是当政府垄断了国家和政治时，需要这种脱离。新教改革针对罗马天主 教的，是罗马天主教异教成分，坐在罗马坟墓上的政治权威。新教改革恢复原始基督教精神对政治救赎的打击，祛除政治救赎的魔力。
与资产阶级不同的是，底层民众似乎永恒地处在贫困和必死性中（资产阶级就会觉得死亡是一个偶然事件）。当只有直面了命运，才有权利政治。
我们知道，对于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底层民众来说，奔向富裕是生命的渴望。这是一种幸福的自然法原则，并不需要经济学的启蒙。除了经济学家，没有人不知道这一 点。奔向富裕的渴望，只要不遭受到极权的压抑和剥削，那么就是健康地形成公共利益。解除极权的压抑和剥削，并不在于把富裕当做一种宗教信仰，只有一种宗教信仰才能对抗另外一种宗教信仰。用一个魔鬼来战胜另外一个魔鬼，战胜之后呢，还是魔鬼的统治。
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同时拜两个神，你不能拜上帝，又同时拜玛门（财神）。市民—基督教生活世界肯定要解体，那么就取而代之公民—基督教生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