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赵紫阳新书《改革历程》第四部分上＊阿波罗新闻网

禁书：赵紫阳新书《改革历程》第四部分上

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辞职

下面谈一下耀邦辞职的问题。

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这个问题外面有不少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说邓受其他老人的压力不得不弃胡保赵。我觉得不是这样。当然，在邓、胡之间拨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邓小平面前讲胡的坏话，这样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邓所以要抛弃胡，不是因为受蒙蔽、受包围，也不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主要的问题是邓对胡的看法发生了逐渐变化，以至最后对胡不信任了。长一点来说，从1980年以后到1986年，长达五、六年时间，在所谓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问题上，邓越来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从1980年以来，邓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问题，差不多都是听了胡乔木、邓力群向他反映的问题而引起的。邓和耀邦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这确实是事实。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他们两个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邓的偏听偏信，或缺乏判断力而来的。即使没有人在中间拨弄是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也是会越来越严重，最后这个结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那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邓在理论务虚会【172】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73】的报告。从那个时候开始，胡和邓对自由化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后几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1981年7月，邓小平提出思想理论战线涣散、软弱，并讲了一次话；1983年10月，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实际上这些讲话都是由于他感到在知识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大。而他认为胡耀邦是要负责任的，因为这些领域是胡耀邦管的。这些问题胡耀邦没有提出过，甚至没有向邓反映过。而是邓自己觉察到了，或者听了胡乔木、邓力群的信息，以至自己出面提出解决这个问题。这自然包含着对胡的不满和批评。

我想特别讲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我觉得耀邦处理这个问题，大大加深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甚至我觉得这对邓最后决定和胡分手，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传达了邓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一时反对精神污染的风刮得很大，确实极左思潮乘机卷土重来。不仅在文化思想领域、经济领域。甚至人们日常生活领域，如女同志的发式、服装，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范围之内，俨然像是一场文化大革命要来的样子。当时不仅国内知识界，而且国际舆论，都反映非常激烈。这年冬天我在美国访问，不得不到处回答人们的提问，解除人们的种种顾虑。那一阵风大有波及经济领域、冲击改革开放政策之势。那时我和万里宣布，经济领域和农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扰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提出不能搞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去。这对压缩空气起了一点作用。由于这场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经济领域、农村领域、科技领域都剎车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邓自己也感到那样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过这样的意思。本来这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间不长也就过去了。

耀邦对这场清除精神污染本来就有保留，有怀疑。搞起来后，国内国际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为了平息知识界的怨气，消除国际舆论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年2月和上海市书记们的谈话中，以及随后他会见日本外宾的谈话中，都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合适，引起了扩大化，以后不用这个提法了。这个问题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这些话一传开，自然就会使人们，特别在知识界给人一种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错了。虽然耀邦当时专门说了，小平原来说的是反对精神污染，最后宣传时走了样，变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扩大化。意思是错不在邓，而是执行的问题。但实际上，根据邓的讲话开展的这场运动，报纸上的宣传也好，领导人的讲话也好，都多次采用了“清除”的提法，谁都知道这场运动是根据邓的讲话发动的。所以耀邦的这一说法，在人们心目中并不能因此而减轻邓的责任。

邓对耀邦这一讲话当然是不高兴的。邓小平虽然当时没有马上说什么话，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并没有后退半步。1987年1月15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174】上胡启立发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邓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175】、胡绩伟【176】、王若望【177】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邓没有直接找耀邦谈，而是要胡启立转告他，并且话说得很重，把对待自由化软弱作为总书记的根本缺点。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耀邦在这方面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不是还适合作总书记？后来胡启立把小平这个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耀邦，耀邦却没引起注意，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年7月，邓小平又找了胡启立、乔石谈话，再次说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这个问题。邓还说，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励耀邦，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你们告诉耀邦，要他多讲讲反对自由化的问题。启立和乔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别作了汇报（1984年的那次，胡启立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生活会上知道的）。我当时认为，既然邓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书记处应该开会认真讨论一下，对邓也好有个交待，我向耀邦提出这一建议。当启立向耀邦请示何时开会时，耀邦却说他要去新疆，后来也确实去了新疆，当然这件事也就拖了下来。当时他应当把这件事办完再去新疆，但他没有重视这件事。

小平1985年为什么又讲这个话呢？我看大约与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这次大会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国内外议论都不好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致辞，没有提及反精神污染，没有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讨论致辞时，耀邦还说要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慢慢消失。对作协的人事安排，也决定组织部不要干预，选上谁就是谁；同时还强调创作充分自由，这些无疑都是对的。问题是在当时那样一种气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会在这种会议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对那些积极反对精神污染的人，讲了一些偏激、过头的话。在人事问题上，那些思想较左、清污积极的人，几乎全部落选。这当然使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感到难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满。这些都会给邓小平一个印象：这是文艺界一些人在耀邦纵容下，对邓的清污不满情绪的一次发泄。因之他又要启立、乔石向耀邦传话，要他多讲反自由化。话讲的非常重，说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意思就是打着胡的旗子反对邓小平。但耀邦也没有认真对待。这种事在过去，按规矩应在书记处认真讨论一下，耀邦应有一个表态，然后到邓那里谈一次。因为那时总的情况是，你不可能在邓以外唱一个反调，当然有些意见可以向邓谈。当时耀邦为什么不引起重视，为什么那么不认真，这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个问号。可能他认为邓的搞法不合适，自己没有错，不愿改；找邓谈也说不清楚，邓也不会接受他的意见，所以采取回避的态度。

总而言之，这些事会使邓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与他距离越来越远的印象。从1983年10月邓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到1985年7月邓说国内外有些人打着耀邦的旗子搞自由化，这个时期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清污的问题，他们之间分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也可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后一次争论反自由化问题，是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时，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精神文明决议【178】时爆发的。决议初稿是耀邦主持写的，稿子上原来没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在北戴河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主张加上反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也赞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协，加上了。但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分组讨论时，陆定一【179】和其他几个人表示不同意这样的内容。在决议提交全会通过的时候，陆定一即席作了一个发言，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整人时用过的提法，不宜采用。陆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一些掌声。王震、薄一波【180】发言主张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声。耀邦作了模棱两可的表态。我当时也简单作了一个表态，意思是稿子讨论了多次，大多数人主张保留，我也赞成不作改动了。

接着，邓小平极其严肃地讲了一席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也最坚持，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么时候用过，谁用过，无关重要。这样就一锤定音了，随即全会举手通过了这个决议。

显然，会议是耀邦主持的，他是总书记，他在这个会上表态模棱两可。最后邓出来讲话，这自然是对耀邦不满。后来在如何传达会议精神时，耀邦布置只传达会议通过的决议，没有传达讨论的情况和邓的讲话，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厉害，责问为什么不传达邓的讲话？这次会议上的争论，邓表面上是对陆定一的批评，实际是对耀邦不满。因为邓清楚，陆的观点就是耀邦的观点。耀邦多次说过，自由化这个概念不很准确。所以邓的这个讲话也是对着耀邦的。

不过我要说，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这场争论，对于邓对胡的态度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下面我要讲。因为在这之前，邓已经作出决断，把耀邦拿下来。不过当时打算采取平稳过渡，不是后来采取的方式，而是通过十三大来换人。所以这次会上邓虽然对胡不满，但对邓要不要胡继续做总书记，已经无关重要了。总之，主要是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对胡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信任。

除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邓对胡也有些批评。比如说邓认为胡处事不持重（在当总书记前邓就认为他有这个弱点）。在外事上，处理与朝鲜的关系过热，随意答应朝方的要求。他一回到北京，邓就把它否定了。又如对日本，他去访日本时，事先没有讨论就主动邀请日本三千青年访华，邓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但胡作为总书记已经邀请了人家，也不好改了。耀邦同日本中曾根【181】以个人名义书信来往，还举行家宴，邓也不以为然，并批评说，中国从不搞个人外交，看来我们一些人和中曾根打交道还缺乏本领。这也是批评耀邦的。但我认为所有这一些，对邓与胡的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邓对胡的优点很清楚，缺点也很清楚，像这些事不算什么。他批评胡，不影响对胡的信任，不影响对胡的基本看法。

除自由化外，在邓与胡的关系上起的作用比较大的，还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与陆铿【182】的谈话。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那次谈话就指出，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很不象样子，陆铿借恭维耀邦的手法，攻击我们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这件事当时没有告诉我，我忙于其他的事也没有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邓小平对杨尚昆说，耀邦和一个记者的谈话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记录看看。尚昆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事，说邓小平认为耀邦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邓看了非常生气。后来尚昆让中办送了一份给我看。

陆铿是个老资格的报人，曾被划为右派，1978年申请去了香港，后来在香港《百姓》杂志任总编。他去采访耀邦的时候，说他这次来并不单纯为了自己的报纸、杂志，而是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认识耀邦先生。他说耀邦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并说耀邦是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度，通明透亮，通达明白，虎虎有生气等等，恭维耀邦。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过来，你当军委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军方头头反对你，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耀邦与陆铿的谈话是在1985年1月。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要他们向耀邦传话就提到与陆铿的谈话。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时邓又提出这次谈话，并且在一些老人中谈这件事，如与杨尚昆谈了这件事。

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与陆铿的谈话，使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陆铿的谈话促使邓下决心换耀邦。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测。前面说过，耀邦是1987年1月辞职，实际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间（或者更早些），邓就最后下了决心。从这以后邓小平批评耀邦同陆铿的谈话就逐渐传开了。当时耀邦恰恰在欧洲访问，许多记者问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志退不退的问题。耀邦确实有些话说得不好。一些老人到处散布或猜测说，耀邦是在制造要邓退出的舆论，这也会影响邓对胡的看法，特别是和与陆铿的谈话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邓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对杨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这是带结论性的一句话，并向他们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连任总书记了。所以耀邦不再任总书记，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时邓和老人圈子里已定下来的事。邓1986年在北戴河与老人们怎么谈的，同什么人谈的，我不知道，到今天也不清楚。但从那时以后，我明显地感到包括杨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对胡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他们对胡也有不少议论和意见，胡的一些讲话他们不以为然，但表面上还过得去，对胡还有一定的尊重。这时对胡的不尊重、不满意、不买账就表面化了。这时耀邦正为十二届六中全会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但拿到会上讨论时没有通过，不是个别地方修改的问题，不少人表示从大的方面感觉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这样一个决议的问题。邓力群在这个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而且拿出了一个修改稿，对原稿大肆删改的修改稿，大量引用邓小平的话。邓力群这个讲话和修改稿，邓小平不同意。邓说他虽然引用的都是我的话，但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导到左的方向。但对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没有通过。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后，耀邦通过秘书郑必坚【183】来告诉我，他认为仍然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但大家意见这么多感到很为难，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表示我原来也有现在需要不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的想法。既然耀邦认为需要搞，我支持搞。对大家的意见，能吸收的就吸收，再做些工作，争取通过。我赞成搞，而且积极支持搞。后来这个决议几经修改，最后通过了。

在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决议稿的时候，除了前面讲的对反自由化有争论外，还有一个是不是要写上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的问题，即是不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主张要上，陈云批示同意。当时耀邦和起草小组的同志不赞成写。他们认为在全国人民中（不是只在党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些不符合实际，有点脱离实际。但陈云已有批示，不很好办。当时我建议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184】上一段话作为理由建议不写。毛主席说：“我们的体系是共产主义的，但现阶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胡耀邦同意，于是就用耀邦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小平和陈云，邓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陈云也不再坚持，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原文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于光远【185】在场，郑必坚是起草这个文件的，他们会记得这件事。

在这段时间，一些老人对耀邦在外事工作、经济工作、指导整党，以及工作作风方面的议论已经半公开化了。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关系。他们还说胡不集中抓党的建设，过多地管经济事务；说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该热衷于到资本主义国家访问。对报纸宣传他几年批阅几千封群众来信，几天跑了多少个县也不以为然，甚至作为笑谈。总之这个时期议论耀邦这也不好，那也不是，几乎是半公开化了。同时，凡是耀邦在书记处会上提出的意见，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绝。就当时情况看，耀邦主持工作已非常困难了。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了以后不久，耀邦告诉我说，最近小平和他谈了一次话，说到十三大时邓要辞去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由耀邦来接任这个职务，总书记由年轻一些的人来担任。邓对胡说，这可带动一大批老同志退下来。耀邦还说，他在邓那里建议总书记由我来接，因为我比他年轻一些，让更年轻的人来接现在还不行。因为邓从未和我谈过这些事，他退不退啊，耀邦做什么啊，是耀邦跟我说小平跟他说的，所以我不好讲什么。至于推荐我当总书记，我当时就对耀邦说，我多次说过在中央现在的领导人中，60一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总书记只有你（指耀邦）去做，我和你是一个年龄线的，你不做怎么叫我来接？要接只能由年轻人来接。我还说，如果你认为年轻人还接不了，时机不成熟，也可以考虑暂时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主持常委和政治局的工作，这样也有利于培养年轻的同志。耀邦听了以后认为我的意见可以考虑。我当时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这不是什么正式的谈话，而是转述邓的意见，而且是他向邓的建议。更主要是，因为我确实不愿意做总书记，愿意继续做总理，把经济改革抓下去。胡当时转述邓的讲话的时候，表情非常平静，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现。

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后，耀邦情绪很好，工作兴致仍然很高。视察江苏、视察上海，跑了许多地方，发表了很多讲话，报纸上作了非常显著的报导。从他同我谈话时的表情和他积极到各地视察，以及12月间我同他一起处理上海学潮，没有发现他情绪有什么不正常。所以我感到，邓同他那次谈话，他只是理解为就是为了年轻化，邓退下来，他接邓，带动一批老人退下来。很可能他就是这样理解的，完全没有觉察到邓对他的态度已经有了根本变化。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学潮。上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这件事震动了邓小平。他于12月30日召集耀邦、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和我到他家里，就学潮问题讲了一篇话。他说，这次学潮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他点了方励之【186】、王若望的名，并且责问耀邦，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若望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学潮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当然使用时要慎重。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学潮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

邓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我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慎，办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的保护伞。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以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邓接着说，耀邦下来以后，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主持常委工作。我当时建议应该有胡启立，因为胡启立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邓也同意了。这就是后来由我作组长的五人小组【187】，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188】。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议的形式，对耀邦进行批评、帮助。然后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不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我当时觉得，不召开全会，并不是担心通得过通不过，而是为了尽量减少震动，是从软处理考虑的。当然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决问题又不引起大的震动。邓谈了以后，其他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陈云在这个会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他在这次会上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看来陈云是很注意这些事的，注意组织原则、组织手续的。他大概怕人家说政治局会议就能接受总书记辞职会引起国内外议论，所以特别宣布，这样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当然，后来对耀邦这样的处理，特别是顾委会生活会对耀邦的批评，在国内外引起一些议论，认为对耀邦的处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换领导人。所以后来对我的问题上也算是接受了这个教训。我前面已说过，王任重向我传达时说，鉴于上次处理耀邦问题外面有些议论，这一次要准备好文件，先开政治局会议，再开全会解决我的问题。

当时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会后邓要杨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杨尚昆把会议情况告诉李先念以后，李当然完全同意，求之不得。并对杨说，我早就认为这个人不行。还用了一个很挖苦的话来形容胡，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说胡这个人就是巧嘴利牙，点子不少。李还说，不久以前耀邦来上海，那时他已经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绝，架子竟然如此之大，发泄了一通。至于对我代理总书记问题，他表示同意。但要杨尚昆回来告诉我，说“紫阳这个人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

1987年1月7日，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和我开了第一次五人小组会议，研究生活会议如何开。当时商定的意见是会议气氛还是尽可能和缓一些。当时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对批胡在干部问题上的小圈子——即所谓“团派”【189】问题——很有兴趣，提出要在会上批评胡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不好，后果会很严重，会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划线。我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团派”，不提干部圈子问题。

在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里。告诉他生活会准备怎样开，还告诉他在邓家里开会的情况，还继续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谈话时我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我说，几年来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几次打招呼，你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和邓保持距离？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我还说，你的辞职公开以后，可能会有人打着拥戴你的旗号闹事（因为我当时确实估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个招呼，以便有所准备）。他说，他会坚决站在党一边。后来这些话我在生活会上发言时讲了。

生活会于1月10日以中顾委名义召开，由薄一波主持。连续开了六个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到会的有中顾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人大党员副委员长、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各大部门的首长和党中央各部的部长。邓小平、陈云没有到会，李先念在上海。邓力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胡耀邦不听邓小平招呼，长期放任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他的发言，都按党的历来惯例，从不同方面对胡作了批评。王鹤寿【190】在会上讲，他到耀邦家里去看胡，胡情绪非常激动，说有些老人要整他，还讲了其他一些气话。原本打算把会开得缓和一些，王鹤寿这一讲，会议一度气氛有些紧张。后来和王鹤寿打了招呼，这类事不要再讲了，他发言时幸好有些老人不在场。

这次会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发言。耀邦和余秋里那几年关系很亲密，筹备十二大的时候，胡耀邦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负责人。当时我在国务院那边，没有过问这些事，不知为什么要余秋里来负责十二大人事安排，总之说明他信任余秋里。那几年耀邦不仅和余秋里一同视察边防，视察部队（因为余那时在部队工作，任总政主任）；还同余秋里一道视察工厂、油田。有一个时期，在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经常请余秋里就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并且常常加以肯定。这可能因为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往往得不到大家赞同，而余秋里比较赞成他的意见，所以他是不是让余秋里发言，然后借肯定余秋里的意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或得到通过？总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但在这次生活会上，余秋里却作了一个极其尖锐的批评责问耀邦的发言。他收集了那个时期耀邦在不同场合有关十三大邓及其他老人们退留的问题的讲话和答记者提问，然后当面责问耀邦：你动机何在？为什么这样说？所以余秋里这个人平时貌似耿直，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保护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当时他可能觉得，因为他俩关系密切，邓已决定和耀邦分手，把耀邦搞下来，他和耀邦关系这么密切，经常一唱一和，担心会因此搞到自己头上，所以想借此机会表白自己。

这次生活会最后，耀邦作了一个检查发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讲到最后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以上就是生活会议的情况。

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我虽然那几年在不少场合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在中央领导人当中，60一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人，只有胡耀邦做总书记最合适。但在1月4日在邓家里召开会议时，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我对批准耀邦辞职没有异议，对由我代理总书记我也只是说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没有坚拒。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来这是1986年夏季邓和一些老人已内定的事，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件事，但我已听说了，而且邓已和耀邦谈过了，耀邦也表示同意，虽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总之，胡已定了要下来，不过现在是提前了几个月罢了。二是，12月30日邓对学潮讲的那一番话以后，耀邦实际上已无法继续主持工作了。前面我说过，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已很困难，许多老人不买他的帐，他很多建议都得不到支持。特别是邓讲这次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的结果，这几年我要你开除谁谁的党籍为什么不办等等。这次讲话又印发到一定范围，耀邦已很难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辞职。再一点就是，耀邦的问题，胡启立实际上也受到牵连，让他参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小组，实际上也就使胡启立解脱了，保护起来了。这已经很不错了，要启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再说当时一下子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便于也不应该拒绝接受代理。

在一些人中有一种传言【191】，说我在胡辞职前，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告了耀邦，说了耀邦的坏话，甚至说我要求邓小平来解决耀邦的问题。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我在1984年曾就如何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党中央，特别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也抄送陈云，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问题。信的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192】同志建议一件，请参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倡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6日访欧前夕

要说向中央、向邓小平写过有关中央领导问题的信的话，就是这么一封，再没有别的信了。我就陈俊生的建议写了这封信，是因为当时我感到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那几年，中央领导在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进行反思时，常常谈到要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悲剧重演，必须解决党的领导制度问题，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个人专断。但十二大以后，由于整个国内形势比较好，越来越好，逐渐地谈这样的问题比较少了，淡薄了。但实际上尽管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尽管我们的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尽管当时中央内部的民主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好转，但作为一种领导制度，全会也好，政治局也好，常委也好，作为领导制度来说，并没有解决，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有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趁现在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解决，即使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现问题，也难以保证以后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问题。所以我这封信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来写的，不是针对哪个领导来讲的；完全不是感觉到当时中央领导制度已经出现了什么严重问题。没有，当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就好，因为制度没有解决。所以，完全不是针对现在领导班子有什么问题，更不是对耀邦或哪一个领导人。既不是认为耀邦有了什么问题而提出解决领导制度的问题。也不是由于耀邦比较开明，就没有必要来健全和改进中央领导制度问题。耀邦这个人比较随和，比较开明，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对人比较宽厚，不喜欢整人，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吵架。我过去也多次讲过这样的话。但并不因为他比较开明，就不考虑中央领导制度的问题。因为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老人走了他能搞多久，也很难说。将来新的领导人怎么样也不知道。总之，不是靠人而是靠制度。我在生活会上讲过这些话，毛主席有晚年问题，斯大林有晚年问题，像他们这样英明的领袖人物尚且如此。所以不能靠人，而是靠制度；只有把制度搞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写这封信，中心意思就是要把中央领导制度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我也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这个领导制度怎么搞，我也没有具体设想，这需要很好地探索、研究，然后提出具体方案。所以，外面的传言，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

我也想过，为什么没有的事而外面有传言？可能因为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我在发言中批评耀邦不遵守集体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时候，说过在1984年给小平写过一封信，要把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没有讲信的内容是什么。在发言中我讲了要靠制度，不要靠人，人是会变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即使像斯大林、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都发生了问题。可能是这样，我说过给小平写过信，但没有说信的内容是什么，而发言中在批评耀邦时又讲到遵守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会上批评耀邦时说的一些话，猜测成我写那封信的内容了，大概就这样传开了。

还有一种传言，这个传言的范围没有前面那种那么大，我也是很晚才听到的。耀邦在十三大以前不断讲到老人退不退的问题，于是有一种传言说，有一次邓小平当着耀邦和我的面说，十三大自己要退，耀邦就说举双手赞成。而我说你不能退，无论如何不能退。这件事就更加使邓感到胡这个人不好。这是完全没有的事。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过程。在耀邦下台以前，也就是说，在具体负责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组【193】开始议论老人退不退、谁退谁不退、怎么退以前——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前——邓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或在我和耀邦二人面前讲过他退与不退的问题。

我第一次听说邓表示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是在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告诉我邓和他谈话的内容。邓小平向他说，十三大邓不再进常委和当顾委会主任，由胡来接任。总书记找一个更年轻的人来担任。这是耀邦告诉我的。所以就不存在邓向我们两个人征求意见，胡举双手赞成，我表示挽留的问题。

我确实挽留过邓，不赞成他退出常委，那是1987年的事，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后的事，那时我已代理总书记了。因为邓还要管事，与其在常委外面管，不如在常委里面管，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件事了。

耀邦访问欧洲期间，在答记者时多次讲到邓退不退的问题。他讲这些话是不是刺激了邓小平，引起小平的猜疑，这我不敢讲。我当时也有些感觉，觉得因为他的身份，有些事应该回避，何必对这个问题议论太多呢？他应该慎重些才好。他的这些话即使邓有些不高兴，那也不是主要的，影响不大。对他们两个关系影响大的，还是前面讲到的两件事：一是反自由化，一是陆铿的谈话。

这里顺便再讲一件事。1983年3、4月份，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对耀邦的一次批评引起的一点风波。虽然这件事和耀邦1987年辞职没有关系，时间隔得很久了。但社会上也有很多传说，甚至说这件事和我有点关系。

那次政治局常委会，主要是向常委作一次经济工作的汇报。其目的是邓小平那一段觉得这两年年年指标订得比较低，结果超额完成很多，他认为这样不好。但是我和计委的同志觉得指标高了没有好处，还是留有余地好，所以汇报一下把道理讲清楚。那次是由姚依林和宋平代表计委汇报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些话，除了同意他们的意见外，主要讲了这几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减少很多，这些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因为带有还账的性质。但长此下去不行，中央财政过不去。

我讲完还没有来得及讨论，陈云突然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针对耀邦那一时期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提出了十条或者七条批评意见，话讲得很尖锐。比如，耀邦讲财政部说年年有赤字是吓唬人的。陈云讲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对耀邦讲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搞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注意不够的话，也提出了批评，总之有七八条意见。因为耀邦事先毫无精神准备，所以陈云这一番话讲下来，他一句也没有辩驳。只是说他有许多错误，要好好考虑。看来陈云是长时期对耀邦在经济工作的讲话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大概是一吐为快吧。小平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批评耀邦；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而且思想上毫无准备，所以我看他当时的表情不太高兴。他只说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吧，今天主要是听汇报。这样，这个问题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其他人因陈云同志一讲也不好发表意见。但在这个时候，胡乔木站起来说了几句话，他说陈云同志所批评的耀邦讲的那些话，在各地流传很广，对经济工作有很大的干扰，建议召开一次省、市书记会议，来打个招呼。当时，小平同志只是说，那好，你们再商量一下吧。

过了一两天，胡启立忽然跑到我家里，告诉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邓力群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把常委会上陈云批评耀邦的那篇讲话在新华社的一个全国性会议上传达了。胡启立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我也觉得不好，这会引起全国思想混乱。这事耀邦不好讲话，于是我就出面干预，给邓力群打了电话，批评他这样做不对，并要新华社把邓力群的讲话收回，不得向外扩散、传达。后来我去了天津。从天津回来后，耀邦到我家里来，说小平同志考虑后说，那个会议不开了。我估计小平认为如果开会一传达，那影响就大了，所以决定不开了。

同时，耀邦还说，现在外面有些传说，说中央要出事了。我当时觉得耀邦是不是太紧张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听外面那些话。据我的看法，陈云同志主要是对你几年讲话憋了一肚子气，趁此机会发泄一下，讲完也就完了。另外，你不要有别的想法，现在我们是在一条船上，要同舟共济。我不相信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有什么野心（我当时这样看）。我说他们是文人嘛。至于陈云更不会有什么野心。我们现在要同舟共济，不要有别的想法。耀邦同意我的讲话。不久我见到胡启立，他告诉我，耀邦那天同我谈话后非常高兴，说紫阳那个话讲得好，现在我们就是要同舟共济。这件事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社会上可能传开了，说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批评了耀邦。其实没有，就是陈云讲了篇话，因为涉及耀邦，大家都不好发言。本来，我同耀邦在经济工作上有不同看法，对耀邦到处乱说话也有意见，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在这样的场合讲不合适，所以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邓小平找我和姚依林谈话。邓说，原来就耀邦问题要开个会，后来他考虑影响太大就不开了。还说耀邦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但还是要扶持。我当即就表示，我完全同意，我说我多次说过，中央领导人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中，只有耀邦没有别人。小平接着批评了姚依林，因为在这之前，姚依林和宋平曾给常委和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同十二大精神不符，使计委工作很难办。邓小平对姚依林说，你这封信有情绪。姚依林当场就承认错误说，是，我是有情绪。

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

现在谈一下1987年由于耀邦下台而引起来的反自由化问题和1987年秋季筹备召开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

1987年1月4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会议，决定接受耀邦辞职。1月10日至15日，由中顾委出面，薄一波主持召开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同意接受耀邦辞职。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反自由化斗争。

1987年是在反自由化的声浪中开始的。1987年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右倾开始；而以强调改革开放、反对僵化、反对左的十三大结束，整个一年是这样过的。这一年的政治空气从年初到年尾几乎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然这中间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历程。

回顾1987年的经历，我在这一年的活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从1月到4月是一段。当时我刚接替耀邦当代总书记，就接受了一个任务，开展全国范围的反自由化斗争，我首先面对的是这个问题。所以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以左反所谓的右，也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从5月直到十三大召开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强调改革开放，强调防左，反对思想僵化，为十三大的召开作准备。

这里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点，鉴于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训，防止邓力群、胡乔木这些人乘机再搞扩大化。所以一开始我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范围、重点、政策和方法，作了严格的规定。在我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这场斗争着重解决根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这场斗争严格地只限制在党内进行；而且只限制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不联系农村政策，不联系科技政策，不联系文学艺术风格等问题。这场斗争在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只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际上也只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反自由化必须以三中全会的路线为准绳，不得采用过去搞运动那套左的做法。

因为1987年的春节是1月29日，而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通知有待于1月28日下午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春节前不可能传达一下去。而春节期间，人们习惯互相串门，传播消息。为了让这些反自由化的规定为大家所知道，因而特别提前在1月28日上午召开在京的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我对这次反自由化的范围、政策、重点、方法讲了一篇话，让人们知道中央对反自由化的部署，在春节串门拜年时传递信息。我在这篇讲话中，特别讲了这段话：“三中全会以来规定，今后不搞运动。但过去人们搞运动搞惯了，一说要反什么，还是搞运动那一套。现在我们反自由化，为了避免用过去那套搞运动的办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一开始，就要把可能发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先提出，加以防止。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什么政策、界线一概都不讲，只讲大胆放手，坚决，一个劲地反。结果呢，一开始就出偏差，搞扩大化，结果又不得不纠偏。这次我们要和过去搞运动的办法区别开来，一开始就要把性质、范围、重点、政策、方法讲清楚，什么能搞，什么不允许搞。一开始就把要防止的事情讲清楚。这才是不搞运动的搞法（因为当时不搞是不行的，大势所趋）。

我的这篇讲话和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通知，一直被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等企图在反自由化中大干一场的人视之为束缚。他们认为这是束缚手脚的框框，是保护搞自由化的人。虽然遭到他们的反对，但是因为一开始，文件就把范围、重点、政策作出了规定，所以在那场反自由化中没有伤害更多的人，没有使全国的局势发生大的震动，没有搞乱经济，没有使改革开放遭到大的挫折，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点，在这段期间，无论接见外宾或在公开场合讲话中，我都针对国内外反自由化是否会改变二中全会的路线，改革开放是否会收的疑虑（当时国内国外疑虑很多，大家一听反自由化就认为改革开放要收了），反复地讲：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而是更全面、更准确地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是收，要实行得更好、更有保证。我重申现行城乡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不变，一国两制政策不变。而且以上这些方面不仅不变，还要努力做得更好。当时有人担心反自由化会波及香港，我在接见香港人士时还直截了当地说，在大陆搞社会主义，不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而一国两制，就是允许在港澳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允许自由化。怎么能在港澳反自由化呢？

为了说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当时提出的主要论点是，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改革开放。两个缺一不可，缺了哪个都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一个时期，因为我们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因此要强调一下。如果因此而丢掉了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那就走上了另外一个错误的道路。强调两个基本点，一是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另方面是防止有人利用反自由化和四项原则，乘机否定改革开放。人们之所以产生一提反自由化，就这样那样的误解、疑虑，主要是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含义没有真正搞清楚。一些人认为，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改革开放，一讲四项原则就以为改变了。现在提出三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本来就是这样的。上述这一讲话对于安定民心、解除顾虑起了作用，大大缩小了企图以左反所谓右、以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的活动市场。

第三点，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者的势力，对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满，多方制造舆论施加压力，力图突破、改变中央对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本来，在王忍之接替朱厚泽【194】任宣传部长时，我就找王忍之谈话，告诉他要记住有两个基本点，不要一讲反自由化就忘另一个基本点。还告诉他，在今后工作中要独立思考（意思是不要老听邓力群的），要领会中央的方针。可是不久，王忍之在一次省、市宣传部长会议上竟然说：这次反自由化斗争，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二次拨乱反正【195】。他的意思很明显，第一次拨乱反正是拨“四人帮”极左之乱；而这次拨乱反正，就是要拨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乱。听到反映后，我当即批评了王忍之，还问他是不是邓力群叫你讲的。

他不肯透露，只承认是自己考虑不周。因为过去王给我的印象还不坏，他在计委搞经济研究工作时，人还本份；在经济研究工作中也还朴实。对他能够和邓力群保持一定距离寄以希望。因此，对他只批评了几句，未深追究，也未向外透露。没有给别人说他讲了什么话，我怎么批评了他，留有余地就是了。

大约在1987年夏天，王瑞林（小平秘书，邓办主任）转给我一封北京市王大明【196】的信（王以前在中宣部作过副部长），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长得知邓讲今后反左是主要的，情绪很不正常，说了不少出格的话。说什么“要坚持顶住呀！”，“现在胜负未分呀！”。我在7月11日，即胡启立负责接管宣传战线工作时（邓力群不管宣传战线了，由胡启立接管），找宣传部的同志来一起作些交待，也是工作交接。这时我找王忍之（宣传部长）、王维澄【197】（常务副部长），根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我说，中宣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听到邓小平讲反左是主要的，就觉得大势不好，如丧考妣，你们这种状态如何能正确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呢？要他们切实负责转变中宣部这种立场。但他俩当场毫无悔改表示，只推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此事。

关于邓力群、胡乔木等左派控制下的《红旗》杂志、《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还有《光明日报》三个单位，1987年3月在河北涿县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熊复【198】等人摆出要对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的架势，说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噩梦一场。整个八年，马克思主义者受压，反自由化和自由化一直在激烈斗争。熊复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搞“两个凡是”【199】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把他们这样一些人打扮成反自由化的英雄，完全否定三中全会以来八年的解放思想、真理标准讨论、拥护改革开放的新思想与阻碍改革开放的保守思想、左的观念斗争的历程。熊复是“两个凡是”的笔杆子，三中全会时西南组就批了他。当时我在四川工作，熊在西南组，我是西南组的召集人。当时邓力群并不是搞“两个凡是”的，他是反对“两个凡是”的。后来由于思想上臭味相投，尽管熊复是这么个人，但由于他坚持左的那一套，邓力群非常看中他，继续重用。

当时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一些人，到处散布说：“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四号文件是个框框，束缚了反自由化的手脚，扼杀了积极分子的斗志，增加了反自由化人的后顾之忧。“还说由于有了四号文件这个框框，使搞自由化的人拒不检讨，有恃无恐。还有的人甚至说，四号文件对反自由化斗争是泼了冷水。过去反精神污染搞了27天，这次恐怕连27天也搞不了。他们之所以散布这些论调，目的是向我施加压力，让我修改部署，好让他们放手去干。他们还散布一种论调，说“现在是只让批说自由化的，不让批干自由化的”。他们把思想理论上的自由化叫说自由化的；把经济领域搞改革开放的叫干自由化的。还说，思想理论领域的自由化是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是基础，根源是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不联系经济领域自由化不解决问题。他们极力突破四号文件的范围，要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农村以及科技等各个领域，要通过全面开展反自由化，在各个领域对改革开放进行批判和清算。

1987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我在同外宾谈话和团拜会上，提出了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后，不久就有人提出两个基本点不能并列，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中宣部有个理论局长卢之超【200】，此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由于受到邓力群的赏识，几次要提他当宣传部副部长，我一直没同意，他没如愿。后来我坚持主张让他离开中宣部，宋平找邓力群商量，很快把他安排到政协当副秘书长，以后参加了编写《李先念文集》的工作，都是邓力群搞的。就是这么个人，他通过中央党校教育长江流【201】，部署要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讨论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纲目问题。讨论哪个是纲，哪个是目，要造舆论。说我讲的两个基本点是平列了、降低了纲，强调了目。我听说后，要中央党校校长高扬【202】去查这件事。召开理论研讨会时，江流借故没有参加，后来不了了之。他们散布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想以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

面对上述来自左的干扰和阻力，我于1987年3月13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了一番话，提出要进一步把大家思想统一到中央四号文件上来。要全面、认真、准确地落实四号文件的规定，要继续按四号文件精神办。批评了说四号文件是束缚手脚的框框以及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的想法和作法。由于时机尚不成熟，我对那些错误思想的批评还比较含蓄，留了很大的余地。我当时就想到要扭转这种局势，必须寻找一个时机，进行一次有力的批判。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

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邓小平提出要开个名单，对自由化的人一个个作出处理。除了王若望、方励之，邓早已决定开除党籍。第一次提交政治局讨论的名单，是由邓力群、胡乔木提出的，其中就有于光远。当时我按四号文件的精神，建议对于光远采取由中顾委开生活会批评的方式解决，不作组织处理。1987年3月2日，邓问我对张光年【203】如何处理，我说对张光年也按于光远的方式解决为好。当时名单除了于光远还有几个人，也没有通过。但中纪委的人对处理自由化的事很积极，邓力群便与他们结合在一起。邓力群的班子，主要是书记处研究室，他们搜集材料，把谁在什么时候讲了什么话摘录出来，作为错误言论。他们开出名单，报中纪委提出处理意见上报书记处。他们当时准备一批批搞下去，一批批地开名单，一批批地上报。不难想象，这样下去不知要处理多少人。

没办法，我只能采取拖的办法来对付。这些名单要经书记处讨论，我每隔一段时间才开一次会，每次会只讨论几个人的问题，在讨论中势必还有不同意见，讨论不完留待下次讨论。因而那时并没讨论几个人的问题，拖延下去也就不了了之。在这次反自由化中经书记处讨论决定开除党籍的有刘宾雁【204】和张显扬【205】。吴祖光【206】原定开除党籍，后定为劝退。王若水【207】由劝退改为除名。苏绍智【208】原来名单上要开除党籍，我提议改为撤消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职务，保留党籍。孙长江【209】原定开除党籍，后因聂帅讲了话，没有处理。聂帅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孙长江的材料书记处讨论了，还是要开除党籍，聂帅知道了就给陈云写了条子，说孙过去在科技日报工作表现不错，建议不要作这样处理。陈云当时是中纪委书记，他同意聂帅的意见。我借此机会在文件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其他有些人的处理，也应当按聂帅、陈云批示的精神来考虑。意思是可像孙长江这样处理。从这以后，处理人的事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关于在报上点名和不点名批判问题。虽然四号文件对此已作了较为严格的控制，有了明确的态度，指出不允许发表任何人身攻击和侮辱性的文章；避免过于集中和内容空洞重复；切忌运用“文革”和过去运动中不恰当的用语；被批评者如作确实说理的答辩应予以发表。一切与反自由化没有关系的报刊，不要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但是自从反自由化一开始，邓力群就组织了一套班子，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办法，收集他们认为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文章、讲话，摘录所谓错误观点，整理编印成册，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印成的材料发给有关单位的写作班子，按摘录的材料写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独断专横。这种文章不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反感。我在书记处会上批评了邓力群并让他们停止这种做法。接着在省、市宣传部长会上借肯定陈俊生、鲍彤的文章【210】，是说理的，反映好，指出现在报刊发表的反自由化文章，不是摆事实说道理，简单生硬，只靠扣帽子压人。今后发表批判文章，应注意效果，是否有说服力，人们能否看得下去。由于邓力群的那个写作班子搞的那些东西不受欢迎，他们又长期习惯于文革大批判那一套，写不出让读者喜欢看的文章，一些报刊也不愿发表他们写的文章。这样一来，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越来越少了。

耀邦辞职后，反自由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上挂下联的问题。本来中央的老人中，也包括其他一些人，对耀邦用人早有些非议。除了说他用人重才不重德，喜欢能说会道的人以外，还说他提拔重用青年团系统的人。在批评胡的生活会上，有些老人提出所谓“团派”问题，说耀邦重用“团派”的人。我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如提出就大了，牵连太大，极易引起干部中的波动。我建议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提这个“团派”问题，不要提耀邦搞宗派的问题。我当时就说，青年团本来就是要向党输送干部、培养干部的。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就连邓小平1987年3月也说，看来耀邦在干部问题上确实有个圈子。因此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组织上少作变动，对稳定局势是很重要的。在四号文件及我多次讲话中，一再讲到这次反自由化，决不搞上挂下联，决不能像文革那样以人划线。以后我向邓小平提出，这次反自由化，干部变动应尽量少，能不动的就不动，即使需要动而能不马上动的，也尽量放到以后逐渐变动，以减少震动。邓同意了我的意见。

王蒙【211】是胡耀邦提议任文化部长的。邓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辞职，反自由化一开始，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出来了。我坚决不同意。我对邓力群、王忍之说，王蒙不能动。还有《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212】，也是青年团出身。他在《人民日报》比较开明，邓力群也要乘机把他换掉，我也没有同意。薄一波还向我说过，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213】，是耀邦的人，同耀邦关系密切。说山东是个大省，要换。我也借些理由没同意动。自然，一个人不动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长朱厚泽，牵连较大，不得不动。还有组织部的尉健行【214】、公安部的阮崇武【215】。组织部也好，公安部也好，这些都是老人极为重视，必须由他们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门。耀邦在任时，他们在公安部、组织部，并不是几位老人完全信任的。耀邦一辞职，对这两个人的议论就多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作调整。当时我尽可能地给他们做了适当的工作安排。还有江西一位女的书记，她主要是工作不胜任，与反自由化无关。还有内蒙古书记张曙光【216】，因他自己说话不当，耀邦辞职后，他的态度有些反常，引起许多议论，也不能不变动。对这些人处理得都很慎重，而且对他们的工作做了新的安排。

总之，这次反自由化避免了对干部过分伤害和组织上过大的调整，没有重复以往以人划线、上挂下联的做法。

由于采取了以上各种举措——虽然反自由化不能不搞——但总的来说扼制住了邓力群、胡乔木和一些老人力图将反自由化扩大化的企图。但是，借着反自由化而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仍在继续。反自由化仍然是当时全国整个传媒和舆论的最强音；改革开放的声音非常非常微弱。站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广大干部，仍然处在困难的地位。而十三大几个月后就要召开。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十三大很难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所以我当时觉得到了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1987年4月28日，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他要我好好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

我于1987年5月13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了一次话。由于邓在这一时期先后对外宾讲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左的错误是主要的；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说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等等这样的话，所以，我这次讲话就显得更加有力了，在讨论我的讲话稿的书记处、政治局会议上，我除了对反自由化当中出现的以左反右企图冲破中央四号文件规定的种种干扰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外，还反复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大的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制止。今后应强调改革开放这一面，十三大必须关成改革开放的会议。从现在起就要为开好十三大做好舆论准备。

第二，这次开展反自由化的斗争，目的是要解决自由化泛滥的问题。泛滥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是个插曲，是由领导上的失误造成的，这不难解决。但泛滥问题解决以后，进一步解决是个长期任务。只能一靠教育，二靠工作，主要靠改革开放。只有经过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受自由化影响才能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真正达到四个坚持的目的。不搞改革开放，最终也会导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所以不能企图依靠搞几次运动根本解决自由化问题。不能因为发生泛滥问题，就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主要的是要搞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的方向。为了解决自由化泛滥问题，我们一个时期主要排除右的干扰是对的，但从长期从根本方面讲，改革开放的障碍主要来自左的方面。

第三，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总政策。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个目，其目的是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也就是抓住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我们从来坚持的立国之本，来贬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新内容。如果改革开放只是目，只是具体政策，哪里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既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也不能以僵化的观点来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以改革开放的观点去理解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只能导致否定改革开放，陷于左的教条主义泥坑。那样，所坚持的也只能是带有空想成分的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不可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四，提出重视生产力标准的问题。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判断社会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尤其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更应当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谈论生产关系，是一些左的观点能够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多年来附加了许多属性。如苏联所实行的经济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战时经济，我们就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固有属性的计划经济来坚持。在理论研究中，有些把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却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却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思想理论界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观点，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至今相当严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倡大胆探索。

我的这篇讲话，受到绝大多数干部的拥护，整个空气在这篇讲话以后发生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变化。这也为顺利地起草十三大报告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