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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验报告”:小学语文教科书有毒!

教科书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其编撰是一个社会自我认知的投射,也是这个社会文化主张的表征。和其他的中国孩子一样,12年来,何易一直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直到如今他接受郭初阳的请求,在美国调查这篇“传播孝道的典型课文”的真实性。

  教科书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其编撰是一个社会自我认知的投射,也是这个社会文化主张的表征。本刊曾关注中学历史教科书,如今一线教师向我们传递了一条重要信息——

  小学语文教科书“有毒”。这是语文老师郭初阳的判断。为了支持这一结论,他和他的伙伴们刚刚出具了一份“化验报告”。检查样本,是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人教版、北师大版及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这三个版本在市场上占据了约80%的份额。

  郭初阳36岁,曾在杭州外国语学校当了6年的语文教师,目前是自由研究者。在他背后,有一个民间团队——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集合了20多位中小学语文教师。简单来说,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给小学语文课本挑错儿、找茬儿”,并“弘扬现代公民理念下的小学语文教学方法”。

  这些教师自称是小学语文的“外科医生”,他们的口号是:“要给小学语文排排毒”,“现在需要的是一场手术”。

  真的名人,假的故事

  “还记得你的小学语文课文吗?你敢肯定,自己不是吃了毒奶粉的大头娃娃?”郭初阳郑重其事地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抛出这个问题。

  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历时2年,收集、分析了300多篇课文。这些课文来自2002~2009年的上述3个版本小学语文教材。他们对“有毒”的课文进行打分,从0分至~5分,同时按照“毒性”等级,以武侠世界的毒药命名,例如断肠草、软金散等。最后形成的《化验报告:中国孩子的教科书》在扉页用3 号黑体字写道:“我们正在给孩子们吃错药!”

  推崇有机食品的郭初阳声称,这些课文中,有一半以上的故事属于严重的“农药超标”。而更让他痛惜的是,“小孩子恰恰都很迷信课本”。

  小组核心成员吕栋是浙江省桐乡市凤鸣高级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一次,他布置了一道课堂习题,而他公布的答案比教科书附带的答案多了几个字。当即就有一个学生举手:“老师,课本上写的不是这样的。”

  “高中生都这样,何况小学生呢?”吕栋无奈地说。

  一些小学课文里的故事,常常会在学生的经验里形成根深蒂固的认知。不久前,郭初阳给自己当年曾教过的学生何易“布置”了一项调查。这个19岁的男生,现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念大二。他记得很清楚,小学二年级时曾在人教版的语文教科书里读到过一篇名为《爱迪生救妈妈》的课文。

  课文内容是这样的:爱迪生的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医生苦于房内只有几盏油灯,无法进行手术。刚满7岁的爱迪生,利用镜子的反光原理,让医生在明亮的反光下,为妈妈成功进行了手术。它附带提示孩子们:所有有成就的伟人,都有着美好的品德。

  和其他的中国孩子一样,12年来,何易一直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直到如今他接受郭初阳的请求,在美国调查这篇“传播孝道的典型课文”的真实性。

  “你们听说过爱迪生7岁时救妈妈吗?”课间讨论时,他随意地跟美国同学提起这个话题。

  当得知中国的小学课本上讲的这个故事,“What(什么)!”这些美国人纷纷瞪大了眼睛,发出夸张的惊叹词。

  “哦,亲爱的,这跟鳄鱼会跳舞有什么区别!”一个叫克里斯汀的女生耸耸肩,摊开双手。

  何易描述当时的感受,几乎是“世界观瞬间被颠覆了”。随后他给几位相关研究领域的教授发了邮件。教授们纷纷回复,“此事无从考证”。他又去学校图书馆查阅《爱迪生传》,仍旧没有“救妈妈”的记录。

  继续调查,何易发现,医学史上对于阑尾炎手术的最早论述是在1886年,而爱迪生生于1847年。也就是说,爱迪生7岁时,不会有阑尾炎手术的说法。他还咨询了自己的父亲,一位有着20多年经验的外科医生。何父的说法是,油灯反射属于“有影灯”,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行阑尾炎手术。

  实际上,美国小学教科书也曾“染毒”。著名的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讲述幼年华盛顿砍倒了家里的一棵樱桃树,向父亲承认错误,并得到了原谅。它以“诚实品德最为可贵”为重点,意图教会小学生们要知错就改。

  这个在美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后来被证实为纯属虚构。有考古学家发现,华盛顿童年所住的房屋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拉帕汉诺克河边的陡壁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里曾种植过樱桃树。

  “在教科书里,也许很多名人都砍过樱桃树、苹果树、梨树,这并不是华盛顿总统的专利。”郭初阳大笑着说。

  他曾认真考证了苏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第12课《陈毅探母》。故事是说,陈毅元帅的母亲生病了,他赶回故乡探望。陈毅看见母亲换下的衣服还没洗,就打来一盆水,一边洗衣服,一边和母亲拉家常。母亲说:“你也五十多岁了,还替娘洗衣服。”陈毅说:“娘,快别这么说。从小到大,你不知道替我洗了多少次衣服。今天,我给你洗洗衣服,是应该的呀!”

  课文并不复杂,显然是想通过陈毅探母这件事,体现孩子对母亲的孝道,以及母子之间浓厚的亲情,让小学生懂得尊重长辈的道理。

  这一回,“热爱吹毛求疵”的郭老师亲自动手,找了好几个版本的陈毅传记。第一天,他在笔记本里写道:《陈毅传》未发现“探母”记录。第二天,他又写下:《陈毅年谱》未发现“探母”记录。第三天,他还是一无所获。

  他不甘心,于是自己考证。陈毅生于1901年,那么“五十多岁”时的探母事件,应发生在1951至1960年间。按《陈毅年谱》记载,陈毅曾于 1959年11月2日回到故乡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看望了幺叔、幺婶、侄儿等亲属,却独独缺了“母亲”。并且,在各类媒体对陈毅儿子陈昊苏、侄儿陈德立、侄女陈德琦的详尽采访中,也从未提到有关“陈毅探母”的蛛丝马迹。

  不过,他也发现,《陈毅年谱》中1963年2月下旬出现了空白。那么,即便陈毅探母真的发生在了这一时段,那至少也是在他60多岁的时候,而并非“五十多岁”。

  “为了增强说服力,教科书在名人身上编派事实,虚构情节,大有无所不用其极的架势!”这是“化验报告”里列出的第一项病症。

  成人伪装儿童腔

  郭初阳曾做过一个教学实验。那正是杭州冷得结冰的时候。他问几个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窗户上的冰花像什么?”回答里有彩虹和小鹿,有东方明珠电视塔,还有“长江七号”公仔,甚至有喜羊羊和大灰狼。

  这位实验者记录了实验结果,然后与苏教版一年级上册中的《冰花》进行了对比。

  在这则课文中,一个名叫小童的孩子清晨醒来,发现玻璃窗上结了一朵朵晶亮的冰花。还没等小童展开想象,教材编撰者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串比喻。他们用成人格式化的思维拼凑出,“像宽大的树叶,像柔嫩的小草,像丰满的牡丹,一束束,一朵朵,晶亮,洁白”。

  “树叶、小草在小学教材里出现了多少次了!居然还有庸俗的牡丹!”郭初阳语气激烈。他指出,作者如此“写实”,立刻将孩子对于“冰花”的想象固化。“小学教材的编撰者穿了小孩子的衣服,脸蛋涂上了宝宝霜,伪装成儿童腔,却强奸着儿童的思维,固化着孩子们的想象,妨碍着他们判断事物的能力。”

  研究小组的另一核心成员蔡朝阳重点剖析了课文《自己去吧》,那是人教版一年级上册第14课。

  故事里,一只小鸭想学游泳,鸭妈妈说:“小溪的水不深,自己去游吧!”过了几天,小鸭学会了游泳。一只小鹰想学飞翔,鹰妈妈说:“山那边风景很美,自己去看吧。”过了几天,小鹰学会了飞翔。

  “小鸭和小鹰是从石缝里蹦出来的吗?‘过了几天’这个表达,真是‘点金成石’!”蔡朝阳大声指出。这个浙江省绍兴市稽山中学的高中语文老师,有一个刚满4岁的儿子。

  年轻的父亲质疑,在小鸭和小鹰的最终成功之前,“过了几天”这一过程中,它们必定付出了种种努力。他曾目睹儿子蹒跚学步的情景,“那是一段充满挫折的冒险,更是一个充满发现的美好过程”。课文里的轻描淡写让他难以忍受,“用成人化的视角,抹杀了小鸭与小鹰的努力过程,告诉孩子只要‘过了几天’,什么都能学会。哪有这样的事!”

  每每遇到关注“化验报告”的家长,蔡朝阳总是反复强调:“我们要教给孩子的,不是这些痴呆的课文”,“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懂得他们自己的成长过程。”

  这些批判者在“化验报告”里提出:“不要化妆。告诉孩子们世界的真相。”

  一篇课文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人教版小学五年级上册第17课《地震中的父与子》讲述了1994年美国洛杉矶地震中发生的一则故事。一个父亲匆匆赶到倒塌的小学,徒手刨挖了38个小时,救出了包括他儿子在内的14个小孩。

  “哦,天啊!这个父亲是蜘蛛侠吗?”郭初阳感叹。

  课文的末尾,38个小时后,这些孩子从废墟中获救,他们说话利索、心态平静,无须任何救助,也无须任何治疗。他们排成整齐的队列,有序地爬出父亲刨挖的缺口。最终,“这对了不起的父子,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化验报告”里,研究小组给这篇课文打了“-5”分。按照郭初阳的说法,这一级的毒性为“鹤顶红”。得“-4”分的《冰花》被称为“断肠草”,《自己去吧》被打了“-3”分,则是“软金散”。

  他们认为,《地震中的父与子》撰写者“缺乏地震的基本常识”,为了强调父爱的伟大,硬是用简单的思维,拼凑出父亲徒手刨挖的情节。即便该说法成立,那么被埋38个小时后,14个孩子仍毫发未损,精神抖擞,这个完美的童话结局“真的要让人疯掉了”。

  “成人伪装儿童腔,创造出一代被教材编派的孩子。哦,天啊!”郭初阳声音提高了八度。

  有技巧地讲真相

  令这些批判者没想到的是,这份“化验报告”数天前经媒体报道后,关于小学语文是否是在用美德“绑架”孩子,在网上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

  一位旅居日本的网友显然极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他用调侃的语气建议取消所有的童话故事、名人轶事,并且提出“为了避免3位老师所说的情况再次发生,请把小学语文改成字典,字典不容易出错”。还有很多家长表示不理解,“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教给孩子这些美德,有什么不好?”

  面对质疑,吕栋反复强调,“文本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孩子是很容易迷信课本的”。他认为,小学语文老师应该主动去思考“教材选用的文本有没有问题”,而不是完成教学任务便万事大吉。

  在他看来,北师大版二年级上册课文《流动的画》让母亲化身面目僵硬的政治教员,教育孩子,火车的“窗外是祖国的画,千万不能弄脏它!”北师大版三年级上册的《一朵小花》,则拼命向孩子灌输“只要当配角,不要争主角”的道理。

  “现代社会要求孩子们自信,自强,勇于争取。这些课文已经滞后了。”吕栋说。

  “那么小学生到底应该读什么样的课文?”记者问。

  “这也许是一个盲区,很少有人关注的盲区。”吕栋沉思了几分钟后说。

  不过在蔡朝阳看来,“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恐怖”。这位“爱给学生放电影”的语文老师乐观地表示,“总能找到合适的文本,也总有巧妙的教育技巧”。他曾尝试给小学生放映伊朗电影《小鞋子》。一对兄妹从小父母双亡,两人只有一双鞋子。为了给妹妹赢得一双鞋,哥哥决定去参加跑步比赛。这个简单的故事,让课堂上的小朋友感动得“哇哇大哭”。

  他还建议,《小王子》之类的普世童话,便是优秀的范本,小孩子完全能看明白。甚至古典白话文《儒林外史》,也是不错的选择。

  郭初阳当中学老师时,常常苦于要想种种“手段”来摧毁中学生的“小学腔”和僵化思维模式。他称这种纠正方式为“止痛片”。“为了省下买药的钱,是时候给小学教材动一场大手术了!”这个踌躇满志的研究者、批判者和实验者说。

责任编辑: 紫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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