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涂博士的自杀，建工学院党政办公室科长金卫勇告诉记者，涂博士出事后，他们专门查看了  
学院和他来往的E-mail，都是“教职”字样，没有出现“副教授”。人事处副处长朱晓芸介绍，“教职”的意思是，涂博士在海外有两年的博士后研究经历，按惯例一进校就至少是讲师。至于能否拿到副教授职称，则要看9月的评定。而涂博士“因病坠楼”正好发生在9月职称评定期间，距离他填写申报信息不到6天。舆论普遍猜测，他的死是否和提前知道了评选结果有关，是否有人提前找他谈过话。但学校有关方面否认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联系。 

看了这个报道以后，我感触颇深。自己当年不是也像涂博士一样，头脑一热，毅然拒绝了法国导师的挽留，不管不顾地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乡。当时，我也是认为自己可以被聘为副教授，甚至在听到好几个评委问我是不是来申请教授的。不过，很快我就体会到了涂博士所说的现实——“残酷、无情”了，按照北医的规定，只能聘为讲师。讲师的工资只有1000多块，生活很艰苦。

不过，北医并非 “无信”，陈老师和系领导也对我很关心。尽管，生活艰苦，最囧的时候，一家3代5口人，睡在一套很小的二居室里，但是我经受住了考验，过来了，终于等到了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尽管这个机会那么短）。2003年1月，陈老师送我到香港进行肿瘤疫苗的合作研究，可是一到那里，就遇到了非典，我终于有了机会为国出力，于是不顾个人的安危，冲到了SARS研究的第一线。

当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先后出入淘大花园、玛丽医院、北大医院和302医院等地方，追逐着SARS的身影，常常做实验到深夜。当时，我进行研究没有任何的防护。终于，我和陈老师、香港科技大学的谢雍教授以及北大医院的徐国宾教授一起，率先发现了人体存在着抗SARS病毒的特异性CTL应答，并首先发表了识别的表位。该成果不仅获得了国际的认可，被邀请在IUIS的国际学术大会上进行口头报告，而且被美国传染病与过敏疾病研究所借鉴成为评估SARS疫苗效果的指标之一。

不过，我当时还是没有认识到我们国家评价科学工作的真谛，只认为取得成果就够了，随便找个杂志发表就可以了。其实，这很傻，很天真，以至于现在我的学生都能理解的SCI分数，在当时我的眼里只是“愚弄中国人的指数（Stupid Chinese Index，SCI)”而已。我们取得SARS的研究成功以后，很多SCI收录的杂志都邀请我写有关的文章。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成果以及SARS的进展决定了，我们发表的论文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们也没有继续发表下去，因为没必要浪费社会的资源和大家的时间。当然，SARS研究的成果，已经足够让我当上了副教授。

今天，虽然我明白，SCI分数是我国评价科学成果的唯一标准，我仍然为我当初的决定自豪，我不会成为SCI的奴隶，靠SCI分数获得教授，甚至院士的科学家，是否也是一种“高分低能”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的这些“高分”科学家被SARS吓破了胆，现在连再普通不过的H1N1流感都不能勇往直前，站在追逐瘟疫研究的前列，造成了国家的巨大损失和人民的心理恐慌。。。。。。 

有太多的感慨想说，又好像不合时宜，不说了。我为涂博士而惋惜，他并不是唯一的失败者。严格的讲，他不是失败者，他敢于抗争，我们应该都记住他的名字。我为涂博士而惋惜，他并不懂，回国前与接收单位谈判是多么重要的事，我知道，在我之前和之后，都有从国外回来的人直接当了教授和副教授，享受了很好的待遇，也有人和我一样享受着低级的待遇。浙江大学也说了，他们有房有待遇，但是给“大师”（希望不是李XX那样的）的。我想，这指的就是深谙谈判之道的大师们了。我为涂博士而惋惜，他并不懂，现在我们的大学和国家，需要的是SCI分数，而不是科学家本人。现在，不是刚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候国家更需要科学家而不是分数，所以钱学森可以成为大师，而现在的大师其实就是高分的人而已。

　　所以，其实我才是真正的失败者，我坚持追求着科学研究的真理，无所谓SCI的分数，这是我的人生原则，无法抛弃。但是，我又羡慕那些高分人才的待遇，这是我人生的需要。有时候，我也曾经想过想涂博士一样去抗争命运的安排，可是我又无法面对妻子和女儿的失望。所以，我懦弱地活着，只能在内心深处呐喊，在涂博士他们抗争的时候，发一些兔死狐悲般的哀叹。


　　涂博士一路走好！

　　北京大学 王月丹

　　于学院路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