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朝遗事：忆艾青前辈
我无缘拜识北京知识界的思想者也是鸟巢设计者艾未未先生，倒是认识艾未末的父亲、中国新诗歌运动开拓者之一的艾青前辈。
说起来令人汗颜，我最早知道艾青这个名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读初中时，课余热衷学写新诗，小小年纪，只想专，不想红。且由于家族政治血统缘故，连红领巾都戴不上，想红也红不起来。蒙昧无知却不乏勇气，诗迷心窍、异想天开要戴诗人桂冠。我临摹新诗的范本就是一册发黄的《艾青诗抄》。可是一九五七年，风云突变，初中学生心仪崇敬的艾青竟成了中国诗坛的头号右派！《艾青诗抄》的作者简介上，白纸黑字印着：艾青，革命诗人，一九一○年生，祖籍浙江金华，一九二八年入国立杭州艺专绘画系，一九二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三二年回国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从事诗歌创作。代表作品有《大堰河，我的母亲》、《他死在第二次》、《北方》、《黎明前的通知》、《向太阳》等。一九四一年到延安，次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任鲁迅文艺学院教员、《诗刊》（延安版）主编。解放战争期间，任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解放后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我还从别的文章介绍获知，艾青作为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的设计及厘定。
应当说，艾青不但是位大诗人，而且是位老革命。怎么一夕之间，就成了中国诗坛头号右派、牛鬼蛇神？更让我这名初中生想不到的是，报纸、刊物、电台广播连篇累牍批判艾青的文章，充满了政治攻讦谩骂、人格羞辱污浊，什么「投机革命」、「道德败坏」、「生活腐化」、「挥金如土」、「流氓成性」……艾青成为了十足的「黑帮坏蛋」，「不耻于人类的狗屎」等等。党报、党刊、党的广播电台，宣传机器啊，就是这样搞批判斗争的啊，连我这种少不更事的初中生，都替党脸红，觉得丢人。艾青是诗人，为什么不批判他的作品？他写了二十几本诗集，你拿出来批判啊！没有。批不了他的诗，只搞臭他的人，把他妖魔化，人人害怕，人人喊打。阶级专政的利刃悬在每个人的头上，制造仇恨，制造恐怖，是统治者的法术、法宝。慢慢地，我这名初中生经历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后，从内心同情艾青、为艾青抱不平，变为认艾青是个不祥的符号，不再心仪、崇敬。不要说对天远地远的艾青了，就是对自己的那一位位被戴上「份子」帽子的长者亲人，都惟恐避之不及了。我想，在中国大陆生活过以及仍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都经历了这种被洗脑改造的过程。人，在铁血专制恐怖下，是很容易变成懦弱自私的动物。
后来我年事稍长，特别是反右派之后又经历了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四清，特别是那个十年文化大革命，自己也被打过「黑鬼」，对人对事对政治运动，有了点自己的认知：党要搞臭一个人，通用三招：头一招挖你的家庭成份，海外关系，敌特嫌疑，所谓反动阶级本性；第二招挖你的个人历史，叛徒特务，变节分子，包括你孩童时摘过邻居家的果子、打过群架，都是你的犯罪渊源；第三招挖你的男女作风、腐化堕落，绘声绘形，黄色录影带似地耸人听闻，务求光天化日之下妇孺皆知。三招一挖，立竿见影，千夫所指，你不臭也臭，不倒也倒，成为过街老鼠了。诗人艾青算得上一枚革命绞肉机上「生了锈的螺丝钉」吧。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艾青和夫人高瑛被充军到黑龙江北大荒军垦农场劳动改造，后转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造。
艾青失踪中国文坛二十年，直至一九七七年获党恩浩荡，返回北京，接着右派改正，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据说他曾笑称：一九五七年把艾青变成鬼，一九七八年把艾青变回人。还惹得胡乔木大人大不高兴。
柏林墙为题以诗明志
一九七九年，艾青偕夫人高瑛应邀访问联邦德国（那时叫西德）。他参观了柏林墙，写下了他重出诗坛后最著名的诗篇：《墙》。
一堵墙
像一把刀
把一个城市切成两半
一半在东方
一半在西方
墙有多高？
有多厚？
有多长？
再高、再厚、再长
也不可能比中国的长城
更高、更厚、更长
它也只是历史的陈迹
民族的创伤
谁也不喜欢这样的墙
三米高算得了什么
五十厘米厚算得了什么
四十五公里长算得了什么
再高一千倍
再厚一千倍
再长一千倍
又怎能阻挡
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
又怎能阻挡
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
又怎能阻挡
流动的水和空气？
又怎能阻挡
千百万人的
比风更自由的思想？
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
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
艾青就是艾青。他新诗的高度及其魅力，无人能和他比肩。经历长达二十年的边塞流放，他这位现代苏武，重返诗坛后第一次出访，即大无畏地以柏林墙为题，以诗明志，和他参与建立又把他打入地狱的那个象征制度、权力的红色宫墙，表示灵魂告别，思想决绝，再难与其为伍了。这大约也是他和他晚年的邻居丁玲、姚雪垠等老人大不相同的地方吧。
在下作为一名文坛晚辈，一九八○ 年代初，才有机会在多次文学颁奖、作协座谈会上见到艾老。他身胚高大，脑袋尤其硕大，脸上带着种洞穿了世事人情的微笑。他言语不多，声音不高，和风细雨中透出淡定儒雅。每次出现都有一堆人围着他嘘寒问暖。我第一次真正接触艾老，是一九八四年秋日在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馆的酒会上。我和萧乾老人同一辆车，抵达使馆后，艾老偕夫人高瑛已经先到了。又见到心仪已久的诗坛巨匠，赶忙向前报名姓，请安致候。艾老大约听力不大灵便，由夫人高瑛在耳边告诉他：古华，湖南那个作家……。艾老笑了，握住我的手不放：知道，知道，读过你的那本书，叫芙、芙蓉……。
酒会开始了，我未及向艾老多请教益。后来类似的场合见到艾老，还有过两、三次，都没有谈上几句话。
一九八六年秋，在京西宾馆开作协理事会，其中一个节目就是去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和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领导人照像。老中青三代作家聚在宾馆大堂里等候大轿车。我正跟几个同道说笑，就见高瑛老大姐搀扶着艾老过来了。艾老一如往常那样红光满面，微笑，气喘，拉住我的手，说：古华，几次见面，都没有多说话……。我赶忙说：晚辈早就想去拜访您，但没有人引进。高瑛老大姐笑说：我家的门总是开着的，告诉你吧，古华，艾老最近读了你的中篇小说集，很开心，说现在的年轻人，能把农村的事，写得有趣，好读。哭笑不得呢。我这才告诉艾老，自己上初中时，就模仿过艾老的诗，很着迷，可惜不是写诗的料，没有当成诗人。艾老说：现在是写诗的人多，读诗的人少。还是写小说好，书印得多，读者多，你们稿费也拿得多。我说：小说俗，诗才是艺术王冠上的那颗宝石。艾老说：舒婷你认识吧？她几次和我抱怨，诗人太穷，二十行算一千字，一首诗常常不到二十行，推敲半天拿十几块钱，这也是现实主义。可我呢，在老前辈面前说着说着就忘形、离谱了：晚辈曾劝一些写诗的朋友，一边写诗，一边写小说、散文，雅和俗，精神和物质，齐头并进。艾老笑了：我怕是来不及了，想改也改不了啦，要吊死在诗这棵树上了。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艾老真是位宽厚仁慈而又风趣的诗坛巨擘啊。这时作协工作人员招呼大家上车了，高瑛老大姐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本书来交给艾老，由艾老交给我：是我新出的诗选，送给你，交换你的一本小说，怎样？
说实在的，我当时身子都颤抖了，双手接过艾老的诗集，扉页上写着：古华同志存念。我感动不已，谨告上艾老：手头没有习作，容返回长沙家中，立马邮上，乞求前辈教正。
艾青子艾未未铁肩担道义
年底，我从长沙呈寄了习作给北京的艾老。原想来年再到北京时，一定去木樨地二十二号楼艾老府上拜访、受教。没想到一九八七年一月，又风云突变，文化科学界爱戴的胡耀邦总书记被赶下台，紧接着重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宣部部署批判电影《芙蓉镇》……一时间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我则做了湖塘里溜边的鲤鱼，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离开了那爱极痛极的土地，再也没有回去过，把自由写作当成自己的乡土、祖国。我再也没有见过艾老。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煮字疗饥，写出了在国内想写而不敢写的习作，且能靠这些习作生活，养老。所幸近些年来，在电视新闻、华文报刊上，不时看到艾老的公子艾未未，承袭乃父风骨，也是继承乃父遗愿，面对强权，做了维权勇士、人权斗士，和众多的有良心的知识精英一起，做着推掉中国式柏林围墙的世纪伟业。艾未未先生和他的朋友们，铁肩担道义，铁笔着文章，无私无畏，义薄云天，北京何幸，中国何幸。
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