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主持人樊冬宁于11月11日邀请到知名华人作家、电影编剧严歌苓女士做客《时事大家谈》，分享她的创作经历和对中国国内近况的看法。
严歌苓女士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世家，12岁进入文工团成为一名舞者，后来主动请缨到中越战争的前线担任战地记者。1989年留学美国，嫁给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目前她与先生和女儿定居在德国。
严歌苓曾经和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李安等国际知名导演合作创作出《金陵十三钗》、《梅兰芳》、《芳华》、《少女小渔》等多部得奖作品。2020年3月，严歌苓发表了一篇批评中共当局隐瞒新冠疫情真相的文章，声援李文亮医生与武汉日记的作者方方。严歌苓今年2月因为对徐州八孩母亲锁链女的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对中共的领导人表达出愤怒并提出批评。之后，她的作品遭到了中共审查机制的封杀，而“严歌苓”这个名字也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被列为了敏感词。
采访实录如下，为阅读方便文本内容有所剪辑和删减。
“无法说出苦难是一个作家的耻辱”
美国之音记者问：首先想请你谈谈刚提到中共当局究竟是怎么样针对您的作品和您本人来进行封杀和威胁？张艺谋导演用您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改编创作的电影《一秒钟》在国内和国外上映的时候，都删除了您的名字。您也为此发表了公开信来捍卫自己的署名权。您在公开信中特别强调，身为一名作家有责任说真话。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严歌苓答：这次疫情从武汉开始，我一直在非常密切的关注。我觉得我们民族实在太苦难了。如果他们的苦难，都不能让我们说出来的话，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耻辱。
我知道我说完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跟我先生说了，我说我这样一按键钮，它全出去了的话，生活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可能一切都会完全不可逆的改变了。他说“发”。然后我就发了。这种后果、恶果我都想到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写的话，我将来很老的时候会非常后悔。我会为自己感到非常的难为情。
问:您知道可能的后果，但还是选择说了真话。但现在“严歌苓”三个字，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变成了一个敏感词。您的新书可能没有办法上架，电影活动也告停。改编自小说《陆犯焉识》的电影《一秒钟》，现在上映的时候，也无法把你的名字放上去。现在很多笔会组织形容您是以一人之力来抵抗一国的“坦克人”。这些抗议的行动如果无法法得到回应，你有没有考虑要把它升级为一个抵制或是示威的活动？
答：我觉得这还不是作家的一个抵抗形式。作家的抵抗，我认为就是写更好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里，用艺术形式来揭示更多的真相，还原或者记住更多的真相。我不是民运份子，也不是搞政治运动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的形式只能是以作品，以我的小说，以我的电影来继续进行抵抗。
我们在全世界雇了3个律师给不同的电影节写信，给很多的电影发行公司写信。就是说，这实际上在国外是一个犯法的行为，是剽窃行为。如果我电影在中国放的，那我非常理解就是导演的付出，投资人的投资，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回报。那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不要说我了，更多的人的付出都可以被抹杀掉，我没有什么很要抗议的。
但是这在国外是犯法的，你总不能让一个电影去犯法的被发行吧。这本小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我说过如果一辈子只写一本书的话，那么就是《陆犯焉识》。我这本书都可以被剽窃，把我的精神产权和知识产权给抹杀掉的话，我觉得太不合理太不公道了。在国外，这么尊重人权和知识产权的这种土地上是不应该发生的。
问:今年2月您有一篇引发很大反响的文章，是因为徐州八孩母亲锁链女事件写下的《母亲啊母亲》。在事件的发生之际，您和周孝正教授在连线的时候，说出了“习近平是人贩子”这样的话。想请您还原一下，当时是究竟是什么引燃了你的愤怒写下了这篇《母亲啊母亲》，和说出那样的话？
答：我觉得，铁链女那件事足够点燃所有人心里的愤怒吧。怎么还会在21世纪的某个房子里面居然用锁链锁住一个母亲？我觉得这简直是历史倒退了2000年，我觉得太太可怕了，太太魔幻了。所以当时就讲到中国现在孤儿院让要外国人去领的话，每个人要花四、五、六万美金去领个孩子。我觉得这不是卖孩子吗，所以我也很震惊。因为我的女儿就是被领养的。当时我们也只是给孤儿院捐献了3,000块美金。现在你涨到这样子，我觉得不可思议，脱口就说出“人贩子”这个词。难道这样的一个很不知羞耻的政策，一个国家的领导不知道吗？怎么可以任下面的人去去胡作非为到这个地步？中国的名声还要吗？中华民族就成了一帮贪得无厌的人，拿小孤儿去卖钱吗？我觉得当时大概就是被这样的一个情绪给吹上去了，话赶话吧。
我觉得我是很坦荡的，没有什么比我现在的行为更加符合我的性格。如果我能憋得住我已经憋了，我是憋不住。那我就只能这样做，这就是一个人的性格使然，所以我别无选择。
我为荒诞的现实和中华民族的苦难流泪
问:你用魔幻这两个字来形容铁链女事件。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其实不需要再写小说了，只要把这些正在发生的乱象真实的记录下来，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部小说，没有必要再加上想象力来吸引读者了。加拿大籍华文作家陈冠中先生曾经说过，在盛世中国做一位小说家，其实你不能享受这种盛世的幸福感，因为中国的现实比虚构还要更荒诞。
答：是的，尤其是最近荒诞的事越来越多。我看到一个3岁的孩子，他的一生就是3年的疫情。所以，他不知道不被捅鼻子的日子是什么样。一直我心里都好酸呐，难过的不得了。然后他就这么死掉了，凄惨到这种地步。我没有办法接受，也没有办法直接写出来。如果你不发现当中的这种荒诞，直接来写我觉得都不是文学了，那就变成了一种直面的控诉了。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要等很多东西沉淀了以后长时间的来消化，让这样的资料在我内心慢慢发酵，然后再变成产生一种由水到酒的这种质变，我才能够去创作。
问:最近还有一出荒诞剧，就是最近河南郑州富士康员工的大逃亡。这么多人在原野上背着行李行走这些震撼的影像，好像冯小刚导演当年的《1942》的真实上演。你怎么看现在的中国这些连卡夫卡都难以想象的荒诞，会不会成为您下一部写作的题材呢？
答：我觉得任何一个政策的制定，都没有去测量过每一层执行的人会如何加入自己人性当中的恶。这个政策被执行到最下面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人的政策了。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会不把人性的这种弱点、这种缺陷计算进去？我这两年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因为看到这些，我也无法帮助他们。他们那么无助，我经常在网上看完以后就为他们流泪。是的，非常，非常难过。
人为和被迫失忆是一种犯罪
问:您说自己很希望大家关注《陆犯焉识》，后来张艺谋把它改编成电影《归来》。其中有一个非常触动人心的主题，就是关于断裂的记忆和遗忘这件事情。而您在批评中共隐瞒引擎盖真相的文章《借唐婉三字：瞒瞒瞒》中，也特别提到了人为的失忆和被迫失忆，是中国这个民族苦难的原因。为什么会去特别强调这种记忆上的断裂？
答：我觉得一代一代记住前人的和自己这一代发生的不幸，是避免不幸再发生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中华民族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让他繁衍生息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好像都是一条一条的缝隙，然后很快战乱又开始了，饥荒又开始了。所以他好像来不及反省。而且根据弗洛伊德的那种人对创伤性记忆的一种保护机制，它为了人健康的成长，会把不愉快的、很羞耻的或者什么东西压到这种潜意识里面。我觉得是不是中华民族有更比其他民族更强大的这种保护机制。如果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特点的话，那我觉得现在的政府就更加的把它强化了。比如说在我们搞创作的时候，这个不让提了，这个不让说了。然后又用一种很巧妙的文字替换，比如说“文革”变成了“伟大探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