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理论上来说，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当中，“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当然是最好的社会状态。而一般理论认为，人才的分布在一个社会当中是呈现正态分布的。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天赋、智力与他的出身，比如家庭的穷富，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从这种理想情况出发，如果“穷二代”与“富二代”所获得的机会完全均等，这对社会的发展是最为有利的，因为它可以实现“人尽其才”这个目标。然而，人类社会大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能够做到的就是创造一个尽可能好的社会机制，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才能，使他们都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那么，在“人尽其才”方面，我们当前这个社会是怎样一个现状呢？去年初，中国总理温家在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曾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他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当中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作者认为，这里最起码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家庭贫困，有些农村学生或早或晚在基础教育阶段便被迫放弃了学业，这个比例相信不会低；二是在接受教育的条件上，城镇学生与农村学生存在着明显差距，而且这一差距这些年还在继续扩大，因为优质教育师资一直就在反向流动，即好的师资力量在向城镇流动，新的师范毕业生则不情愿到农村去。人是不能选择出身的，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的“穷二代”在大学教育之前，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就已经输了一步。这当然是社会现状使然。 今天，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不过，在这种“难”面前，“穷二代”与“富二代”面对的境况显然不同。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大中城市里都出现了所谓的“蚁族”现象，而据相关报道说，在这些“蚁族”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却没能就业的大学生。另一些报道说，在每年的公务员招考中，都会出现提前透题、违规作弊等等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一般情况下都与来自农村的学生扯不上关系，这是不需要具体考证的。去年8月25日中国国内有一则新闻报道：一篇题为《河南固始县公选乡长黑幕：多半是官员子弟》的帖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该消息称，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大多是当地官员的亲属，给人“继承”之感。而固始县委组织部对此也承认“情况属实”。其实，这样的事情就并不新鲜，仅去年一年就已经有多篇相关报道涉及此类事件，它显然已不是个别现象了。这种情形不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龙生龙凤生凤”吗？毫无疑问，在这种“官位世袭”面前，那些“穷二代”们就最多是一个新闻看客罢了。其实，我们只要泛泛看一看这些新闻事件就可以明白，“穷二代”与“富二代”在机会的获得上有多大的不同。
文章说，大学毕业之后，就业也绝非唯一的选择，比如读研究生，又比如去海外“镀金”。不过，做出这些选择就都意味着学费的继续支付。对于那些“穷二代”来说，假如念本科的学费别人还在催债，又哪里去举债来继续读研究生呢？何况读完研究生又如何就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如今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也并不奇怪。什么叫做“留学垃圾”？这当然是一个与中国直接相关的专用词汇，它是指那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富人（主要是官商）子弟群体。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状之一：“富二代”可以去海外成为“留学垃圾”，“穷二代”却被迫成为蜗居在某个城市的“蚁族”。选择是有条件的，而在社会条件不具备的情形之下，你的选择就只与你的出身有关，“穷二代”在这一点上无疑面临着一个窘境。
“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去年，这组数据经由一家境外网站和一家内地媒体的报道，它在社会上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多家媒体和网站纷纷转载。虽有官方媒体此后刊文称，这个数据并无权威出处，并通过专家提醒社会公众阅读此类信息时应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但无论怎样，权贵经济在中国的出现基本上已是事实。而无论是权贵经济，还是官商勾结，就都意味着对社会公平的破坏，在一个缺少公平的社会里，弱势群体当然是最大的受害者，“穷二代”当然属于弱势群体的一部分。
事实上，以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来看，对于“穷二代”来说，从他们出生，到接受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再到就业，直到他们最终完全踏入社会，这一路看来，我们虽不能过激地说这个社会已经把他们某种程度“封死”，但与“富二代”的成长环境相比，机会的不均等是显而易见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无疑是一个社会的毒瘤。而笔者更想强调的是：“穷二代”目前所面临的生存窘境，它不仅关乎这个群体自身；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讲，绝对是一个悲剧，因为大量的人才分布在这个群体当中，扼杀了这些人才的成长机会，就等于扼杀了中国的未来！
另外，每一位权威专家和中国通都说，下个10年对中国至为关键。华尔街日报刊出一篇文章：未来十年中国的转型之路认为，
过去3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史无前例地每年增长10%，数以亿计的人口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脱离了贫困。但接下来的阶段会更加艰难。
中共政府必须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沿海大城市向内陆纵深地区转移财富。它必须为年轻人找工作，同时为不断增多的退休人员提供生活保障。它必须鼓励人们增加支出、减少储蓄，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增加国内消费，从而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共产党政府如何应对这一转型，将会决定它是否继续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尽管它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能否防止作为一切威权政府克星的社会动荡发生。如何应对转型，还将决定中国将来国力的强弱。
文章指出，看着那些崭新的建筑、平坦的道路和明亮的地铁，很难不为之折服。而中国人的乐观，在美国这些天无时不有的悲观失望面前，则是一种让人精神一振的解毒剂。
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保障网是关键。目前有很多中国人提前退休，他们往往都有政府养老金。但到2015年，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中国人将有大约两亿，而为他们提供支持的人又在不断减少。这是1978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果。共产主义时代的福利已经取消，中国人觉得他们必须提高储蓄，以便在老去的时候能够应付生活和医疗方面的开支。
这正是需要纠正的经济失衡问题。美国东西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麦智滔说，这虽然是一件难事，但中共政府有必要的财力去做这件事。
中国有令人惊诧的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日本的2.5倍，而日本已经是世界上外汇储备第二高的国家。在麦智滔看来，中国还有一样秘密武器，那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他预计，中国石油、中国人寿和中国联通等中国一些知名国有企业将把它们的派息率从目前已经不菲的1.8%至3.5%进一步上调，以便为国家的更多社会保障项目提供资金。
麦智滔说，把钱从这些垄断型企业和不愁产品没有需求的企业拿来，去用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麦智滔说，鉴于中国房地产的价格如此高昂，修建保障性住房可能是纠正经济失衡的关键。在他看来，如果能减少老百姓在住房方面的支出，就能使社会压力有所缓解。
作者在中国之行中，既在那些最时尚的街区看到了崭新的豪华楼宇，也看到了10到20年前为中产阶级工人修建的较老旧住宅楼，这些建筑的阳台上挂着晾晒的衣服，给人一种贫民窟的感觉。
但由于中国人可欣然接受的一些事情是美国人无论如何也没法容忍的，所以中共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方面做出的任何真诚努力，或许都有可能取得良好效果。
由于中国正努力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它也在促进内陆地区的发展。中共政府近来推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即包括斥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在全国各地修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中国预计在未来15年内将新增约10亿千瓦的发电能力，这大约相当于美国现在的总发电能力，而美国的这一能力是好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
中国在默默无闻多年后开始奋起直追了，它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这是件非常令人惊异的事情。
中国能够顺利转型吗？这一进程比打造中国目前具有的出口大国地位要困难得多。不过鉴于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作者并不愿意断言中国会失败。
但这一进程将持续多年，鉴于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这有可能是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还必须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这意味着出口引擎要继续正常运转。由于中国在继续生产低端产品的同时也开始向产业链的中、上游移动，它将对美国和西方构成更加严重的挑战。
